约翰·赫茨:平衡乌托邦与现实的学者

约翰.赫茨的"安全两难"模型在国际关系教科书上广为引用,在国际关系研究者中也已成为一种通行用法。不过他关于国际政治的大量论著鲜有关注。然而,他的著作值得受到实质性的重新评估,理由有如下三项:首先,赫茨对现实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的兴起和发展贡献卓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提出的"现实的自由主义"概念;其次,赫茨的思想发展典型地反映出一位流亡美国的德裔犹太移民的"朝圣之旅",他见证并研究了几乎整个20世纪(甚至更远);第三,赫茨是一个先行者,他认识到新的全球挑战无法单靠古典现实主义的手段来解决,以及接受"非现实主义"见解的重要性。     

观念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评《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

一、研究背景观念在国际关系中究竟起什么作用?这是数十年来国际关系理论不同流派争辩的焦点问题之一。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不承认观念的作用,将观念置于其研究框架之外。这一理论流派的代表沃尔兹(Kenneth Waltz,又译作华尔兹)认为,在国际关系中,结构是根据物质因素即无政府状态、该状态下的秩序原则和国家间实力的分配状况来加以定义     

科技发展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科技发展是推动世界发展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动力。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其中发生于20世纪中叶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创新程度远远超过以往全部时代的总和（关于科技革命的次数，有不同的说法，大多数人认为存在二三次，     

国家利益问题：西方主流学派的论争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国家利益问题的论争包括经典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争、建构主义的挑战和新现实主义的发展三个阶段。其中 ,建构主义的挑战对现实主义的理论构成了真正的威胁。新现实主义也不断地发展自己的国家利益理论。作为系统理论向国际关系大理论过渡的必要一步 ,对国家间利益关系的研究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分合论”的世界观和当代世界政治中的权威迁移——解读詹姆斯·罗斯诺的全球治理思想

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史的发展表明，任何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都以特定的世界观为基础，世界观的变迁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詹姆斯·罗斯诺总结出“分合论”的世界观，并依此为前提进一步分析了当代世界政治中的权威迁移现象，提出了“在国内一国外边疆上的治理”的思想。其理论体系尽管存在一些缺陷，但突破了传统理论藩篱，为当代世界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诠释和预测方法。     

马克·叶温妙语赢尊重

马克·吐温是19世纪美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写了许多小说和评论去批判一些富豪权贵，而且被广为流传。其中有一篇名为《哈德森》的小说，更是对缅因州的不良权贵哈德森进行了彻头彻尾的讽刺和批判，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此，哈德森对他痛恨万分，想着要找机会好好整治马克·吐温一番。     

一位现实主义理论家如是说——约翰·米尔斯海默访谈录

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美国学者，1970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并在美国空军服役5年。1980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博士学位。1980—1982年为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博士后，1982年至今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现为该校哈里森杰出教授(the R.Wendell Harrison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2001年10月，米尔斯海默发表新著《大国政治的悲剧》，引起强烈反响，被认为是“继1979年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之后对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最重要的贡献”，米尔斯海默本人也因而成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中美冲突”论则是其重要理论推论。2002年11月，约翰·米尔斯海默在芝加哥大学接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代表团的访谈。他首先概述了其“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然后回答了客人的问题。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刘丰教授访谈

国际关系理论是学科的思想积淀和知识根基,其研究状况直接反映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整体发展面貌和水平。进入21世纪以来,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国家实力和地位显著提升等外部力量推动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对理论创新的需求和呼声愈发强烈。最近几年,中国学者构建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的努力已经产生了一些初步成果,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那么,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理论研究经历了哪几个发展阶段?出现过哪些重大理论争鸣?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取得了哪些新进展?存在着哪些缺陷和不足?如何看待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的主张?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前景如何?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马骦专访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刘丰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和东亚国际关系,专著《制衡的逻辑: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译著《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没有应答的威胁》《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等。     

超越“吉尔平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1990年代以来IPE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际政治经济学(IPE)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无论是其核心议题还是其研究方法,都出现了重大的方向性转变,都更加专业化。本文通过对IPE在国际学术界和国内学术界发展的全面评估,意在回答如下三个核心问题:20世纪70—80年代“吉尔平式”的IPE在研究议题、研究方法以及知识谱系上有何特征;90年代以来,在“第二代IPE学者”的努力下,IPE在研究议题、知识谱系以及分析方法上出现了哪些重大学术转向;IPE在中国学术界所取得的成就以及面临的挑战。     

“权力国家”乎？“贸易国家”乎？“文明国家”乎？——“新德国问题”理论探索

“权力国家”、“贸易国家”和“文明国家”是外交政策研究的三种理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三大主要流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相对应。这三种理论模式的一般理论特点与要求是什么?它们对研究德国外交政策的适用性如何?说服力怎样?能解决德国外交政策连续性,即坚持什么的问题吗?这些是本文拟探讨的主要问题。     

认同变迁：英美权力的和平转移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在国际体系中既有的霸权国同后起的新兴大国间,以争夺权力为特征的霸权战争不可避免。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r)甚至将“和平转换问题”认定为国际关系中的核心难题。然而,我们对这样的理论要采取谨慎的态度,因为它们对冲突的预测往往过于武断。在近现代史上,英美之间权力的和平转换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例子。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逐渐崛起,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它的出     

中国外交哲学的主和精神

外交哲学这个概念最早由西方学者提出，一些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也纷纷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事实上，中国的外交哲学既不是西方的现实主义也不是理想主义，而是延续在中国文化历史与外交实践中的“主和”精神。     

交往密度与国际体系的演变——约翰·鲁杰建构主义思想述评

约翰·鲁杰大量借鉴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理论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探讨了国际体系演变这一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传统问题。国际体系结构具有二元性，既制约行为体，又由行为体所创造和再造。包括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在内的新功利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国际体系结构对行为体的制约，忽视了行为体建构和重新建构国际体系的能动作用。鲁杰以从中世纪封建国家体系到现代领土国家体系演变的细致分析，阐述了自己的体系演变理论：国际体系中行为体交往密度的变化，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改变了国际体系的单位分异原则，单位分异原则的变化导致国际体系的变化。     

双重超越的困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政策刍议

在理论和政策命题上，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化工作尚未完成，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处于“贫困”状态；同时，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又面临着沃尔特、奈等提出的“回归政策”命题的挑战。超越这一双重困境的可能路径包括：区分政策导向型的“政策相关性”理论及知识导向型的“非政策相关性”理论，提倡实证导向的研究，提高政策研究的知识性和学术性，复兴、重建历史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地位，以及注重对未来决策者的培养。     

浅谈21世纪中德关系

20世纪是一个短暂的世纪,它在1914年才刚刚开始,而到1989年就已结束了。这是德国艾伯特基金会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雷迪斯(Reddies)先生1999年3月16日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访问时说的一句话。他是从国际关系角度来论世纪之短长的,1914年以前国际关系还是沿袭19世纪的格局,而1989/90年以后,世界已经进入历史发展新纪元。此种看法有无道理,这里不作讨论,有一点可以肯定:德国是20世纪对世界发展起过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国家之一。     

IPE三十年：学理交锋中的学科发展——“IPE与国际关系理论‘第四次论战’研讨会”述评

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国际政治研究》杂志联合主办的“IPE与国际关系理论‘第四次论战’研讨会”于2006年3月31日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行。会议议程分“IPE与国际关系理论‘第四次论战’”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成就与挑战”两个阶段,分别由袁明教授和王缉思教授主持。与会者围绕着由秦亚青、苏长和、门洪华及魏玲翻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一书,就“第四次论战”的实质、IPE(即国际政治经济学,以下统称IPE)与国际关系学科导向、中国的IPE研究及学科建设等…     

英国学派与两岸国际关系研究

一、英国学派与国际关系四次大辩论美国国际关系的研究文献中出现过几次重要的辩论,曾留学美国的同仁都耳熟能详,即使仅受本土教育训练的硕士班毕业生也能琅琅上口。简言之,第一次辩论是现实主义对理想主义；第二次辩论是行为主义学派对传统研究学     

浅析实证主义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影响

主流与反思主义理论之间存在着认识论上的差距,不同的认识论基础通过方法论表现出来,其中作为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认识论基础的“实证主义”通过行为主义革命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影响最大。结果,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下,讲究科学方法论的新现实主义只继承了经典现实主义的命题与假定,却丧失了原有的批判性反思功能。同理,新自由制度主义大幅接受新现实主义的基本命题与假定,从而导致了理论的保守化,使之沦为新现实主义的“补修范式”。这样就根深蒂固地阻碍着与反思主义理论的范式间沟通,而范式间对话才是使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恢复”“实证精神”的关键所在。     

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现状和发展

本文对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现状作了回顾。作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据主导性的地位;通过引进、批判、吸收,西方国际关系关系理论对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具有促进和补充作用;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还较为注重从中国传统伦理政治思想中吸取资源,以寻求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本土思想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学派"的辩论,反映了中国学者学科建设自主性意识的提高。作者认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为中国和平发展以及与世界关系的和平共处作出了一定的智力贡献。     

国际格局研究的现实主义取向和“中国学派”——国际关系学科整合研究之一

国际格局研究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理论属性和取向,有关国际格局的理论深深地植根于现实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基本假定之上,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分析逻辑,特别是它还被现实主义导向了同外交政策的实用联系。现实主义本身既具有对国际关系的深刻洞察力,又存在着不容置疑的局限性,这两方面的特点必然影响到国际格局研究的理论品质。以此观察中国关于国际格局问题的研究,可以看到:国际格局的概念反映了中国式的现实主义取向和理性主义的内涵逻辑,特别是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西方话语霸权之下,它营造了一个中国式的现实主义语境,为认识国际关系的本质和特征提供了某种便利的条件。但是,从学科的进一步整合来看,对于国际格局的研究仍需要结合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研究成果做出内涵和容量上的扩张,以使这一概念更加适应国际关系的实际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