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型司法”更能黏合民心

司法活动自有其实体判断上的擘业性和程序开展上的封闭性。然而，这并不能推演和正、叶化为一种绝对的“司法自治”。尤其对于公众普遍关注、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充分公开与积极网应有助于赢得司法权威。这样的“回应型司法模式”，应是多元社会聚合价值共识、化解社会争议、体现司法公正的必然选择。     

“假一赔十”10瓶假茅台的赔偿之诉

一次购物，惹出大麻烦。10瓶茅台酒，究竟是真是假？面对超市“假一赔十”的承诺，会发生怎样的纠纷？这到底是普通消费者的一次维权之路，还是“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     

说“假”

“假”字是谁发明的呢?是先有“假”字而后有假事、假物,还是先出现了假事、假物而后出现“假”字呢?根据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可以得知,肯定是先有了假事、假物、假的东西,而后出现“假”字的。因为在假事、假物、假的东西出现之前,人们还认识不到,     

“弄假成真”也好

某乡镇党委书记上任伊始,发现机关食堂两位青年职工无论是打扫清洁卫生,还是买菜做饭,都特别卖力肯干,遂在机关干部大会上表扬了他们。会后,不少镇干部提醒说:“这两个人以前表现很差,老挨批评。这几天看到你新来乍到,是装样子当假积极。”“假积极”能不能表扬?经过一番思考,这位党委书记在几日后召开的又一次机关干部大会上强调说:“全镇每位干部职工     

“司法人性化”底线在哪里？

随着国家司法改革的提速，“人性化”已成为一个非常耀眼的司法关键词，在司法实践中，各级审判，检察机关温情关怀的创新之举层出不穷。“司法人性化”一方面改变了传统的司法形象，提升了司法文明的品质，但与此同时，一些缺少规制的“司法人性化”探索也遭遇了不少困惑和质疑，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命运抉择。     

“尚权刑辩论坛”八年记

四中全会刚刚落下帷幕．我国开始了新一轮司法改革。在这特殊的历史时刻。一年一度的“尚权刑辩论坛”又召开了。在这样一个改革的节点上，讨论司法体制变革的刑事辩护这一话题本身就有着重要的意义。本届论坛正是以“司法体制变革下的刑事辩护”为主题，邀请全国各地的律师、专家、公检法司等部门领导进行探讨。     

浅谈民事公益诉讼

近年来，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屡屡出现，并逐渐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公益诉讼的鼻祖公认是王海。他先是知假买假，然后索赔，后来这种行为被称为公益诉讼。但究竟如何从法律上界定公益诉讼，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舆情与“判例”：现时司法审判的困境与审视

现时相关司法案件在民众的“判例”舆论之下，出现了判例倾向，对这种现象的审视，折射着现时中国司法审判中存在的二元困境，现时司法审判的案件舆情表明，中国司法审判正处于传统性“公正”要求的诸多中国因素与司法国际化趋势的压力与困境之间。中国司法审判既要考虑我国司法的社会主义法制特点与社会心理传统，又要兼顾国际司法通行模式的影响，并逐步稳妥地和司法审判的国际化接轨，这对中国司法界是一个挑战。     

《诉讼文书视角下的“九民纪要”》专题报道之一法律文书“遇见” “九民纪要”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称“九民纪要”)于2019年11月M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虽然它不属于“立法形式”,也不属于司法解释,但是因为它不仅规范了合同、公司,还规范了证券、信托、票据、金融消费者、破产、民刑交叉等司法实践的“一线问题”“一线难题”,有些规定更是直接针对司法实践中的争议问题给予正面回应,丝毫不影响它的热度。2019年12月25日,上海举行的一场“法律文书视角的九民会议纪要”座谈会,将法律界对“九民纪要”的讨论推向了高潮。当法律文书“遇见”“九民纪要”,也是律师遇见了法官和学者,锵锵三方行,法官怎么说?律师怎么写?学者怎么评?无论讨论的结果如何,可以预见的是,“九民纪要”必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直接影响司法裁判的重要文件。     

《公民参与司法“扩路”》专题报道之一：司法敞开公司参与之路

“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司法改革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人民陪审员制度和人民监督员制度是目前公民参与司法的两个重要途径，承载着“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实践的一项制度创新”的现实理想。然而，无论是人民陪审员制度还是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实现人民群众参与司法方面都存在着先天不足。“精英化”和“法律缺失”的弊端让公民参与司法严重形式化、花瓶化。在这方面，宁波江北区人民法院的“大陪审制”实验，广安检察机关在人大选任、管理人民监督员方面的探索，都为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的途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无论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何时出台，增强公众的参与度和决定权已经成为司法改革的一致取向。让社会民众参与司法、了解司法、影响司法、监督司法，进而改良司法。无疑将是司法改革的一条有益探索之道。因为公民参与司法已经成为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主要特征之一。     

对话陈瑞华：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与主义”

初次接触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概念，还是在7年前。那时。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瑞华教授在他的《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一书中，用了专门的章节。详细地阐述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基本理论、中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当时，除去专业学者以外，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了解的人并不很多。那还是一个较为深奥的概念。     

法与警：双向度建设“司法警察执法实务”课程

“司法警察执法实务”是高等职业教育司法警务专业的主干课程。从培养目标上看,司法警务专业主要培养适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警务工作需要的一线应用型人才,同时体现“法”和“警”的行业特征。“法”,是培养目标未来的工作服务对象,“警”,是培养目标未来从事的职业。因此,要建设好“司法警察执法实务”课程乃至司法警务专业,必须立足于“法”和“警”的双重向度,对课程定位、教学内容、实训环节、教学方法等进行系列改革。     

企盼法界年年“年”

这年月，“年”、“月”之类的词儿，在司法界出现的频率大了起来。比如，司法队伍整顿教育年、执行年、严打月、严打季，等等。 司法界出现这类的一些“年”、“月”，实在是好兆头、好现象、好事情： 第一，就像人们过一个年要长一岁一样，司法界每过一个“年”，就会进一步。司法界的教育整顿年，使司法队伍纯洁了一些、素质提高了一些；法院的执行年，使长期空对空的导弹发射终于落地了；公安的严打月、严打季里，社会治安也上了一个台阶。 第二，就像人们每逢过年就要来一番年终总结、新年计划一样，司法界每逢有一个“年”，也使司法…     

追求无害甚至多赢的正义

恢复性司法是近几十年来国际上兴起的一场方兴未艾的刑事司法改革运动，它在日本被称作“修复性司法”。“恢复”也好，“修复”也罢，其实都是为了表示一种与传统的刑事司法模式相区别的理念：传统的刑事司法主要还是报应刑，只一味地强调打击和惩罚犯罪人，没有关注被害人和社区的利益，     

“能动司法”之反思

“能动司法”从理论逻辑上说有成立和存在的合理性,但在不同的政治法律传统下,能动司法不仅有不同的形态,而且实际效果可能南辕北辙.能动司法既可以成为法治秩序的一部分,也可能成为人治在司法领域的代名词.对于缺少法治传统的中国法律实践,必须格外强调把能动司法限定在法治的框架内,特别警惕借能动司法之名行司法人治之实.在形式主义、规范主义的法治观尚未扎根的情况下,法社会学作为“能动司法”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可能向人治社会的政法理论传统回归,能动司法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追求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赋能还是解构：数字时代司法如何说理

数字时代极大地丰富了裁判说理的依据和素材,但在便捷司法裁判的同时,也改变了裁判的方式和手段。裁判过程的性质决定了决断无可避免,但是这种决断又必须经过正当化和说理。对应到数字时代,就是司法程序的设计和数据的应用需要符合人们对司法本质的要求和理解。这背后反映的是对法的概念观,以及应对司法疑难案件时法典化和判例法两种进路的选择。实际上,寄希望于设计者对所有法律问题悉数预测难度较大,因此就要依靠裁判者的权衡这一判例法进路,这就是司法必须能动的背后机理。“数字化一切”的潮流对司法的影响,从形式意义上是赋能的,但在实质意义上却是解构的。探索司法中能动说理的可能与限度,有赖重新定位法官的角色,锚定能动说理的目标与价值,通过界定法官在个案裁判中的职权和明确对个案正义的追求目标,探寻可以作为个别化裁判的考量因素。     

“海峡两岸司法实务研讨会”在福州举行

据人民网福州7月9日报道，由中国法官协会、福建省法官协会、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海峡两岸法学交流协会（台湾）共同主办的“海峡两岸司法实务研讨会”，7月9日至10日福州举行。研讨会期间，来自海峡两岸的百名知名法学家、司法实务界人士就共同惩治犯罪及司法互助问题展开研讨。研讨会的主题为“两岸共同惩治犯罪及经贸往来之司法保障”，下设子议题为“惩治两岸互涉犯罪之问题与对策”、“两岸司法协助机制之构建”、     

从“稳定”到“公正与效率”——1990年-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主题变迁的经济原因考析

在1990-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我国法院工作主题经历了由“稳定”到“公正与效率”的变化。分析引起我国法院工作主题变化的经济原因,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走向。     

提高司法能力需炼“内功”——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认为：“三门”干部要有群众观念

记者明显感到，在全国人代会上，审议“两院”工作报告，代表不仅发言的多了，而且直击时弊，切中要害。他们认为，目前的司法能力还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新需求，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提高司法能力。     

“司法无为”亦是大智慧

近期，备受社会关注的北京首例“开瓶费”终审结束，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虽然维持了“酒店退还100元开瓶费”的一审判决，但裁定理由却变成了“酒楼没有‘明示’收费”。这一变化意味着，法院不准备以司法的方式叫停“开瓶费”，也不准备对开瓶费之争做出“司法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