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执行权的行政权定位及其影响

刑事执行权在授予刑事执行机关行刑权力的同时,也提供了刑事执行存在的合法性。在刑事执行权的权力属性问题上,存在着司法权说、刑事行政权说和司法权、行政权统一说等不同见解。尽管行刑权与量刑权同属于刑罚权的范畴,但性质截然不同。行刑权的主体应当是行政机关,其执行的内容不具有司法权属性。将行刑权定位为行政权,不仅有利于明确行刑机关的职能,推进刑事执行主体的变革,而且有利于规范行刑机关的行刑,保障刑事执行的有序有效以及罪犯的合法权益。     

《丹麦刑事执行法》的主要内容及其对我国立法的启示

《丹麦刑事执行法》内容全面而系统,操作性强,蕴涵人权保护、行刑社会化等法制理念,自2000年颁布施行以来,对该国刑事执行工作的良性运作发挥了重大作用。虽然我国与丹麦在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丹麦刑事执行法》的统一立法体例、先进的执行理念以及对罪犯权利的保障等制度规则的研究与探索,对我国刑事执行立法具有重要意义。     

论刑事执行立法一体化

刑事执行作为与刑罚的观念形态、规范形态、宣告形态相对应的实践形态,在国家刑罚权实现的整个链条中居于最后一链,具有集合和终结的意义。我国目前刑事执行观念上的偏狭以及以监狱法为基干法的刑事执行法律体系暴露出刑事执行实践的诸多问题。实行刑事执行立法一体化是刑事执行社会化、文明化、法制化、科学化的必然选择。     

也谈完善刑事执行法制的基本思路

近年来，刑事执行学界提出了有关行刑发展的宏观思路，其基本观点是：把刑罚执行视为完整的制度性系统，由此建立统一的刑事执行法律体系，强化行刑权的配置。从监禁刑运行的单维度拓展到对行刑法制的整体构建，无疑体现了刑事法理论的整体成熟，在现实反思的基础上，对制度重构表现出深度的关切，也反映了论者对行刑发展的责任意识，笔者从中深受其益。但是制度创新的关键，取决于我们根据客观条件和社会需要所做出的准确选择。为此，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理清自己想象什么，论证这种预定目标的社会可能性，以及这种可能性背后潜藏的有限性。换而言之，一种成熟的制度分析既包括了社会文明与发展的价值性评判，也依赖于人们所具有的事实和知识判断能力。因此，不同分析观的出现可能有助于行刑制度实践的进程，这是本文的旨意。     

刑事执行立法浅议

刑事执行法是刑事法律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刑事法律体系的完备、现行行刑主体的多元化、《监狱法》的缺陷都呼唤制定一部统一的刑事执行法。五十多年的实践、理论和立法使刑事执行法的立法时机已成熟。刑事执行法的立法应符合刑事执行的规律     

刑事执行法的立法思考

刑事执行法是刑事法律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刑事法律体系的完备、现行行刑主体的多元化、 《监狱法》的缺陷都呼唤制定一部统一的刑事执行法。五十多年的实践、理论和立法使刑事执 行法的立法时机成熟。刑事执行法的立法应符合刑事执行的规律。     

我国刑罚执行实践与所面临的问题论纲

刑事执行一体化主张制定一部统一的刑事执行法典,建构单一的行刑主体来负责刑罚的执行,它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优越性,是刑罚执行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刑罚的执行是实现惩罚和教育改造罪犯目的的关键环节,这个阶段的良好运行迫切需要刑罚执行监督机制的设置。非刑罚化主张通过刑罚之外的刑事制裁措施来替代刑罚的执行,具有轻刑化的合理因素。     

俄罗斯的行刑社会化制度

根据俄罗斯现行刑法典和刑事执行法典的规定 ,俄罗斯的行刑社会化制度 ,包括不将被判刑人与社会隔离的刑罚的行刑社会化、剥夺自由刑的行刑社会化 ,假释和缓刑四项内容。规定行刑社会化制度的目的 ,在于组织社会力量参与对服刑罪犯的惩罚与改造 ,使其回归社会后能够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 ,不重新犯罪     

论刑事变更执行的检察监督

在刑事变更执行逐渐成为刑事执行领域的中心和其中矛盾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对刑事变更执行进行法理剖析,引入诉权制约刑权的基本原理,加强和完善检察监督的权力联动,实现对刑事变更执行过程的理性制约,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刑事裁判执行程序之重构——以检察官指挥执行为目标

随着我国刑事制裁体系变革以及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推进，我国刑事裁判制度从整体视角来看呈现出轻缓化、多元化和体系化的趋势，对刑事裁判执行程序提出新的挑战和要求。我国现有刑事裁判执行体制主要从实体刑罚的角度来分配执行权，导致形成执行主体多元、执行方式分散的格局，“执行难”和“执行乱”成为刑事裁判执行领域的两大难题。为了健全完善刑事执行制度，应当在观念上实现从“刑罚执行”到“刑事裁判执行”的跨越；重构刑事裁判执行程序，应当重视交付执行、执行实施以及执行监督的程序衔接，确保刑事裁判执行机制在执行权、执行程序以及执行主体三个层面的合理规制，并建立以检察机关指挥执行为核心的刑事裁判执行程序基本格局。我国检察机关统一行使执行权可以法治国家理论和法律监督理论作为本土依据。完善立法体例和调整职权配置是改革和重构我国刑事裁判执行程序的基本路径，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将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的部分执行职能剥离出来，构建检察机关指挥执行机制；未来需要在修改和整合现有立法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刑事裁判执行法。     

刑事执法效果评估机制研究

刑事执法效果评估机制研究是刑事法学领域的新课题，刑事执法效果评估机制研究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刑事执法效果，是指刑事执法活动产生对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犯罪人、被害人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与结果，四个方面有机统一即组成了刑事执法效果。刑事执法具有政治性、法律性、社会性等基本特征。影响执法效果的因素包括执法者本质、执法环境、刑事法律体系、执法监督动向、执法数量。刑事执法效果的评估标准有政治标准、法律标准、经济标准、社会标准、文化标准。     

关于确保公安刑事执法公正准确的思考

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是公正执法的前提条件,科学证明是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的基本途径.公安机关是间接地通过各种证据材料来认定案件事实的,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刑事执法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社会正义与公安刑事执法

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之一，与公平正义密切相联的是法律，法律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公安刑事执法与社会正义相关，从严格执法、追求效率、保障人权、程序正义四个方面来看，社会正义对公安刑事执法有影响。     

论行政强制执行的裁执分离模式

2011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正式通过,该法对"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行政强制执行方式作了规定,但是,在法院裁定执行之后,行政强制执行具体如何实施其并未阐明,而是为一种新型执行模式的建立留下空间,这种新模式即是司法裁判、行政执行的裁执分离模式。通过研究世界范围内行政强制执行的模式,以及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发展,对行政强制执行的裁执分离模式进行探讨。     

论刑事法律制度执行的异化——以赵作海死刑案件为视角

赵作海的冤案，再次引起了人们对司法公正的关注，该案表面看来是死刑问题，其深层次却显露着刑事法律执行的异化问题。执法即是执行法律，不是执行变通的法律，也不是执行观念之中的法律。法律规范的确立，不应仅仅是一个法律文本中的“陈列品”，将其转换为法治土壤下活生生的法律实践，是法律执掌机关的首要任务。     

《行政强制法》（草案）执行模式之质疑——兼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体制重构之必要

司法主导型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在目前的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国情下,既不符合公正逻辑,也不符合强力诉求的最佳选择,更不能体现"无执行"的崇高境界追求,可能会造成司法和行政的两败俱伤,当改之。在价值定位方面,行政决定程序的价值在于公正与效率的并重,行政执行的价值当在于效率,司法审查的价值当在于公正。而不是不加区分的一概谈公正。我国在可预测的将来实行以下模式更为符合国情,以求"无执行"之效果:行政机关强制执行 行政、刑事处罚模式。     

公安机关行政执法权与刑事执法权的界定与衔接

公安机关作为特殊行政主体,既具有行政执法权又具有刑事执法权,深入分析在执法过程中如何针对不同案件适用不同的执法权力,并注意特定情况下两种执法权的相互转换和有机结合,对规范公安机关执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具有现实意义。     

对刑事执法规范化建设的认识与思考

刑事执法规范化建设多年来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各级、各地公安机关仍存在认识模糊、实践不足的问题。当前，要进一步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就必须对其内涵、体系等基本理论进行研究，对制约执法规范化建设的现实因素进行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基本观念和认识进行讨论，以期达成共识，最终作用于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具体工作中。     

论公安执法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适用

宽严相济是党和国家基于我国当前的时代背景提出的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对于和谐社会构建与刑事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蕴涵丰富而深邃的基本内涵、坚实而深刻的时代背景。公安执法的各个环节必须自觉贯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努力提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法能力。     

警察执法视野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价值重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当前惩治犯罪、防卫社会的重要刑事政策之一,对于促进警察执法的规范化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在当前警察执法规范化建设全面展开的背景下,应当以规范警察执法为视角,在重新剖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质内涵的基础上,纠正当前警察执法过程中宽严失衡的现实问题,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面贯彻到警察执法实践中,切实推进公安机关规范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