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生态法律关系的要素

生态法律关系的要素包括生态权利和生态义务、生态主体和生态客体。生态权是人类社会整体及所有社会成员都必须享有的权利,是应然之权利,它包括财产性生态权,人身性生态权和精神性生态权,生态权利是实现生态利益的基础和手段,生态义务和生态责任是实现生态利益的根本保障,生态主体基本可以分为三类：生态自然人、生态法人和非法人生态组织,生态客体是生态主体所追求的生态利益的载体,它承载着财产性利益、人身性利益和精神性利益。     

生态权保护的法律探析

随着生态权理论的发展,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始了生态权的立法实践。我国现行法也从不同角度折射出了生态权的影子,但并未在立法上予以确认,尤其是以生存权为核心的公民生态权至今也没有披上法律保护的外衣。应针对公民生态权实现所面临的困境,提出相应的法律对策,希企有助于公民生态权从应有权利转化为实有权利。     

在安全与自由之间——以《爱国者法》为例的反恐法律评判

以安全与自由兼顾为评判标准,《爱国者法》是一部安全高于自由的反恐法律。具体表现为:禁止公民的表达自由,侵害了公民的宪法权利;软化司法令状,缩减了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疆域;扩大侦查权力,挑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无限拘留权和设立军事法庭,侵犯了公民的正当法律程序权;监听、监视监管场所,妨碍公民律师帮助权的实现。     

公务员惩戒制度——中德公务员法的比较分析

针对公务员惩戒制度,中国《公务员法》进行了一定范围的法律规范。但与德国《联邦惩戒法》、《联邦公务员法》中的相应制度安排相比,中国目前的规定较为抽象并缺乏可操作性。尤其是针对公务员在惩戒程序中的部分基本权利,例如查看档案权、参与调查权、委托律师权等,《公务员法》均未作出规定。从整体上看,中国制度下的公务员在程序中的角色过于被动,几乎无机会主动参与调查环节。为了确保被惩戒公务员合法权利的保障并提高整体程序的客观性,可考虑将德国法律中部分具体权利保障制度纳入到《公务员法》今后的修订范围当中。     

作为侵权法保护客体的利益及其权利化——兼评我国《民法典》第1164条之规定

传统侵权法仅对权利损害提供救济,然伴随各类利益救济诉求的出现,法定权利类型的相对封闭性与侵权法律实务的多元化之间矛盾日渐激烈,而为实现救济需要对权利内涵及体系的扩大解释又必将损及权利概念的科学性,由此催生利益损害在侵权法中的确认。近代以来,各国侵权法或于立法中明确规定利益为保护客体,或通过司法实践认可其损害应予救济。在侵权法保护客体从权利扩大至包含利益的进程中,英美法系国家通过对利益损害之救济直接创制权利,大陆法系则以此推动立法上的权利创设,二者殊途同归,均有助于逐步实现特定利益的权利化,促进各国民事权利体系的不断丰富。我国民事立法对利益作为保护客体之确认经历了从《民法通则》的隐含到《侵权责任法》的明确,再到《民法典》第1164条的进一步完善,而隐私从初始的归入名誉权项下,进而实现利益独立,并最终成为《侵权责任法》明文规定的具体人格权,亦充分表明了利益损害之救济对利益权利化的推动作用。     

《突发事件应对法》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与限制

《突发事件应对法》是政府应对、处置突发事件的基本法律。由于突发事件处置的特殊性,一方面,公民的某些权利保护要求凸现:另一方面,公民的某些权利还要受到一些限制。本文从生命权、获得救助权和知情权的保护,以及财产权、自由权的限制这两个方面对《突发事件应对法》作了解读.     

形成权基本问题之再反思

形成权概念诞生于19世纪末，其本由程序法上一些撤销、解除之诉产生而引发对应的实体法上相关权利集合之统称。依通说，其所包括的撤销权、解除权等都因为其单方意志性而在法律关系变动中显得尤为重要。但是自泽克尔提出形成权以来，关于形成权的内涵与外延就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如形成权究为权利抑或仅仅为一种权能，物权取得权、抗辩权、减价权、先买权等是否属于形成权。另外，关于形成权有无客体，即权利的客体可否为法律关系（即拉伦茨所言之第二顺位客体），形成权是否确实如通说所言具有不可侵性。此外，关于形成权之行使是否受到诉讼遮断效之限制，法律未规定除斥期间之形成权是否有权利失效以及权利滥用之禁止之适用，也都是我国司法实务中常发而讨论甚少的问题。     

大数据时代被遗忘权适用范围的限定——以“谷歌诉冈萨雷斯案”和“任甲玉诉百度案”的比较分析为视角

2016年被遗忘权成为欧盟《GDPR》条例中的法定权利,用以应对数据信息的大量存储给公民个人隐私带来的风险。但是该条例对被遗忘权适用范围的规定较为宽泛,导致该权利的行使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公共利益。司法实践中"谷歌诉冈萨雷斯案"和"任甲玉诉百度案"的判决表现出限定被遗忘的适用范围的倾向,平衡了"公益"和"私益"。对两案进行比较分析,拟在权利主体、权利客体以及适用领域等方面对被遗忘权的适用范围提出合理限定,以期较好地解决行使该权利造成的法益冲突,实现该权利应有的法律价值。     

侵权行为法对权利与利益保护的比较法分析

侵权行为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民事主体民事权益,制裁民事违法行为,推动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法律武器。“传统上侵权行为法的保护客体仅为绝对权。现今已扩张至将相对权以及权利外利益包括在内。虽在保护客体上主要国家取得了一致,但在对权利与利益的保护程度上,世界范围内却有两种相对的立法例：差别保护立法例与平等保护立法例,从侵权行为法中的价值衡量出发。对比两种立法例可知平等保护立法例较之差别保护立法例更为可取。     

刑事辩护律师权利体系的合理架构与立法规制

在律师权利体系中,具体执业权与执业保障权是律师权利的基本分类方式;具体执业权利就其来源,又可细化为固有权和代理权。固有性辩护权包括证据调查权、会见通信权、阅卷权和在场权。基于此,在立法规制方面,《律师法》规范律师权利的重点在于执业保障权;《刑事诉讼法》则侧重于具体执业权,一方面增加规定概括性的代理权,另一方面完善辩护律师的固有性辩护权。     

“信访权”辨伪北大核心

信访权利论将官方的确认、德国宪法理论、宪法条文的推断、《信访条例》的颁布、"信访洪峰"的存在作为信访权成立的立论依据。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信访制度的主要法律文件从未确认"信访权";由于信访的主体是"人民"而非"公民",它并不能成为具有普遍性的公民权利;由宪法条文推断出的是"人民群众通过信访实现民主权利",而非"信访权";《信访条例》是行政法规,不是信访权成立的法律依据;作为结果的"信访洪峰"不能成为作为原因的信访制度权利化的依据。所以,信访权利论的立论依据是不成立的,因而其关于信访权权属性质的主张也是不成立的。信访权利论还面临着信访权客体无法确定、无法处理与相邻权利的关系、不能救济的理论困境和谋利型上访所带来的实践困境。因此,信访并非一种权利,而只是监督权的实现方式。     

再论违法性与过错的关系——以法国法与德国法的比较为中心

《德国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被认为是关于侵权行为法的两种不同立法例的典型代表。前者将违法性与过错明确区分,后者只规定了过错要件;前者以权利为侵权法体系的核心,后者以义务的构建为侵权法的重心。《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两种立法例在法律适用中都各有利弊,应相互吸收以完善制度的构建。我国将来制定侵权行为法时,应从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背景以及现实的国情出发,并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     

“信访权”辨伪

信访权利论将官方的确认、德国宪法理论、宪法条文的推断、《信访条例》的颁布、"信访洪峰"的存在作为信访权成立的立论依据。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信访制度的主要法律文件从未确认"信访权";由于信访的主体是"人民"而非"公民",它并不能成为具有普遍性的公民权利;由宪法条文推断出的是"人民群众通过信访实现民主权利",而非"信访权";《信访条例》是行政法规,不是信访权成立的法律依据;作为结果的"信访洪峰"不能成为作为原因的信访制度权利化的依据。所以,信访权利论的立论依据是不成立的,因而其关于信访权权属性质的主张也是不成立的。信访权利论还面临着信访权客体无法确定、无法处理与相邻权利的关系、不能救济的理论困境和谋利型上访所带来的实践困境。因此,信访并非一种权利,而只是监督权的实现方式。     

生态法基本范畴论纲

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点,生态法包括主体-客体、目的-手段、有用-有限、自由-限制、利己-利他五对基本范畴.人与自然都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自然共同体中的每一物种都有其自身目的,人与自然之间互为目的与手段.受功利主义影响的资源有用论把资源的有限误当作无限,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弊端.生态法对人开发自然行为的限制...     

循环经济立法探析——基于生态化理念下的思考

循环经济的生态本质必然对循环经济立法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这种要求体现在循环经济的立法理念上,就是坚持和谐共生的自然观、敬畏生命的人生观和科学文明的发展观;体现在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构建中,就是以循环经济的生态本质为基础,在循环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权利内容、权利客体以及循环经济法律责任的构建中注入生态化内涵.     

农民土地权利实现的环境支持

土地不仅是财产,还是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土地权利实现既要依赖《宪法》、《民法通则》、《物权法》等,又要依赖《环境法》等法律法规才能切实保障实施。农民是我国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农民土地权利最易受到侵害。针对我国农村目前土壤环境破坏与污染现状日益严重的情况,我们要在处罚和监督方面重点保护农民土地生态权利,在法律的正确引导下,提高农民朋友自身素质和法律意识,积极主张自身应受保护的合法权利,最终全面而充分地实现农民土地生态权利,使土地资源永续利用,造福子孙后代。     

新《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价值与展望--以“三权分置”入典为背景展开

为了适应新时代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客观需要,避免“两权分离”的局限和不足,充分发挥“三权分置”提升农地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农地权利财产化,保障农民权益的最优作用,新《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新颁行的民法典为“三权分置”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土地经营权的引入是构筑农村土地“三权”的关键的步骤,土地经营权的性质从立法过程、法规层面和体系逻辑看,都应归属于物权。土地经营权的再流转、融资担保受到“承包方书面同意”的法律限制,体现了“三权分置”制度对农民意愿的尊重。土地承包权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剥离土地经营权后的剩余财产“权利束”,对农民权益具有兜底保障效能。     

从综合生态系统到综合调整机制——构建生态文明法治基础理论的一条路径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是对综合生态系统方法理论的通俗表达,反映了自然生态规律和生态学的方法、理论和原则,说明宇宙是多维的、世界是立体的、社会是综合的、思想是多样的。从"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即综合生态系统的观念出发,本文倡导在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中采用"主、客综合"的研究范式,实行综合调整机制,并将综合调整机制概括为九个"三"。认为环境资源法学应该在兼顾三种人性的基础上,强调人的共利性、共享性和生态性;在兼顾三种法律人模式的基础上,强调人是具有非排他性的共利者即生态人;在兼顾三种组织的基础上,重视公众和非政府非企业组织即第三部门的作用;在兼顾三种物的基础上,突出具有非排他性的公众共用物;在兼顾三种主义(或思想)的基础上,重视共同享受主义或共享思想;在兼顾三种权利的基础上,重视具有非排他性的公众共用物享用权;在兼顾三种损害的基础上,强调环境生态损害或纯粹的环境生态损害;在兼顾三种诉讼的基础上,强调因纯粹环境资源生态损害而提起的环境资源公益诉讼;在兼顾三种关系基础上,强调法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在兼顾三种调整机制的基础上,强调第三种调整机制或社会调整机制。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50条的评析简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50条,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做出了明文规定,然而却存在诸多疑议.该条应修改为：知识产权的侵权责任,适用权利来源地法律;当事人也可以在侵权行为发生后协议选择与该侵权行为有联系的其他国法律.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50条的评析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50条,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做出了明文规定,然而却存在诸多疑议。该条应修改为:知识产权的侵权责任,适用权利来源地法律;当事人也可以在侵权行为发生后协议选择与该侵权行为有联系的其他国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