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与解决路径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面临户籍制度、就业困难、社会交往、身份认同等诸多困境。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需要从政府层面、主体层面、社区层面和祉会层面采取相应措施，使其突破城市融入的困境，促进其变成“新生代市民”。     

山东省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现状及开发初探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约为1．6亿，其人力资源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我国现代化产业升级的成败。选取山东省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及意愿调研中涉及人力资源开发的数据来分析山东省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状况，从学理上提出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开发的路径，即前置性开发、自主激励性提升、社会性开发、政策性开发，在开发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的同时还要改善其心理状况和城市融入状况。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与社会稳定问题探析

新时期我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建构不同社会阶层的平等协调融洽关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内蕴和基础。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群体的生力军和主体,其城市融入状况直接影响到自身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因此以维护社会稳定为视角,探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性、紧迫性和现实性,阐释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现状及困境,进而对有效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提出对策势在必行。     

论“新生代农民工”迁移意愿研究的“世代关系”视角

在户籍制度仍然存在的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永久性迁移城市的意愿如何？与之相关联的因素是什么及如何发挥作用？这是研究城市融入问题的前提、，梳理这两方面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论发现，更可以为改革户籍制度及相关政策、制定城镇化推进策略等提供新的切入视角。国内关于“农民工”迁移意愿的研究成果略显单薄，而迁移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往往以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迁移经济学为主要分析框架，但诸多变量的解释力迄今仍未获得普遍认可。跳开二元视角，进入“世代关系”视野，尝试从作为子代（社会年龄、中观层面）的“新生代农民工”（历史年龄、宏观层面）与作为老一代“农民工”的父代关系出发，去描述和解释年轻乡城流动人员的迁移意愿及迁移决策，对理论和应用研究可能是一种创新和丰富。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策略初探——社区工作介入的空间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建设中的生力军,他们在城市社会融入程度将影响着整个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和家庭稳定。从社区工作的角度介入,采用优势视角的思维模式,可以从社区管理、社区组织、社区教育、社区保障、社区工作者、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六个方面出发,逐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过程。     

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现状调查及对策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以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为样本的调查表明：企业或工作单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不重视;收入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最重要因素;城市融入问题不能解决是新生代农民工产生心理压力的根源：社会救助途径的单一化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迅速有效解决的瓶颈;对人生缺乏长远的规划是心理健康状态骤变的直接原因;网络的发展成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新的因素。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问题不容忽视,需要政府、企业、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等多方面的力量共同发力才能有效应对。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与社工专业的介入

农民工群体内部正发生着代际转移,第二代农民工已开始进入“城市舞台”成为农民工的主体,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和生存状况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文章试图在已有的调查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适应和融入中所遇到的双重困境,希望介入社会工作的专业助人方式,为缓解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适应问题提供一定的策略和解决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点、问题与反思

新生代农民工成长于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城镇化加速推进的宏观社会背景下。一方面,他们大多接受过初中以上教育,向往公平与平等,追求工作的发展性;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又成了城市和农村都很难融入的“边缘性群体”。消解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边缘性”问题,应当从家庭、学校、社会三个向度进行整体思考。     

社会工作促进青年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

青年农民工不仅具有融入城市的强烈诉求，而且其群体特征也为城市化的实现提供了条件。在增权理论的视阚下，对青年农民工难以真正融入城市进行解读，可以看出，只有通过专业社会工作的干预和帮助，挖掘其潜能，从个体层面、人际关系层面、社会参与层面增强青年农民工对权力的认识，减少或消除无权感、无助感，实现全面增权，才能使青年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成为新市民。     

农民工城镇资产建设制度缺失后果评议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滞后，导致城镇农民工资产建设制度缺失，使其资产建设低效循环，融入城市严重受阻，呆滞性资产投向的负面后果，形成资产与人口的反向运动。资金投向与呆滞性资产，农民工收入的“黑洞”现象导致了农民工城镇资产积累和资产建设能力的弱化，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农民工在经济基础层面融入城市的物质能力，从而制约农民工融入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农民工为城市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长期以来农民工一直没有真正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关键。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以从提高就业能力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两方面考虑。政治参与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重要途径。     

居住区类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是国内学术界重点关注的问题,这一研究综合了纵向和横向两种分化视角。从整体上来说,"空间融合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要好于"空间隔离型"新生代农民工。为了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必须要改变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在居住空间上与城市居民相互隔离的现状,使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居住空间上融合在一起。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探析

在城市发展建设中新生代农民工发挥着重要作用。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能力、意愿、价值追求、社会环境方面更为有利，同时也面临一系列困难，因此，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安居工程建设，加大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加强权益保障等政策和工作的实施，使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落地生根。     

城市化进程中公共图书馆与新生代农民工关系探微

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极强的信息需求，公共图书馆应该发挥其公益作用，切实改进服务形式，让流动图书馆、流动电影院真正走进农民工中间，让新生代农民工加速融入到城市大熔炉中来，把为农民工服务落到实处。     

城市梦：新生代农民工青春梦的自我实践——基于社会融入视角实证分析

融入城市社会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梦想与诉求,本研究立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角度,认为在遭遇制度性社会融入障碍后,新生代农民工并不轻易放弃自己的梦想,而是采取力所能及的方式“自下而上”进行社会融入的行为建构,主要表现为以智能手机为媒介,实现社会身份的自我认同、精神需求的满足以及社会关系网的重建,意图缩小梦想与现实生活的差距.     

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人意愿研究

根据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2011年和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项目"北京地区调查数据和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2012年"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与未来预期"项目数据,目前北京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农民工整体的一半以上,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面临较大的婚育压力。在城市融入意愿方面,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积极评价北京的变化,具有强烈的融入意愿;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障碍,有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市场能力等经济性因素,以及社会参与不足、人际交往狭窄、居住空间隔离等社会和心理因素。为解决以上问题,需要正确认识与处理控制北京市人口规模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的关系;创新社区管理体制,调动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区服务、社区活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实现社区融入;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就业制度;营造一个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和谐宽容的社会心理环境。     

城市社区：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城市社会的共存空间

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融入城市既是城镇化推进的动力,同时也是城镇化的最终目的.而现阶段在城乡隔离的二元社会体制的“社会屏蔽”机制与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城市过程的“社会性防御”策略的双重作用下,导致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中处于相互隔离状态,形成了“一座城市、两个生活圈子”的现象,进而在城市中形成了“二元社区”.因此,积极引导其融入城市已迫在眉睫.在引导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的行动中,社区是其城市融入的“共存空间”,以社区为依托,开展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城市融入的“社区行动”,进而引导其在“共建共享”的社区文化中实现城市融入.     

举家进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主体,举家进城现象也越来越普遍。突破市民权的研究框架,引入家庭化融入视角,有利于分析举家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当前所处的样态,以及在城市立足的实践过程。举家进城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重要表现和阶段,也是家庭发展的理性决策。完整的家庭生活为农民工扎根城市提供了价值基础,而全家务工和社区支持则分别为农民工家庭的完整融入提供了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举家进城是新生代农民工以家庭为行动单元在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和渐进城镇化等政策体系的支持下实现城市融入的能动实践。当前政策设计应当以农民工家庭单元为出发点,在提供进城的底线支持的同时,保障有序退守乡村的空间。     

共青团服务新生代农民工的意义与路径

从农民工到新生代农民工演变中，他们的生活环境、打工目的、生活方式、城市认同感、工作期望发生明显的变化。服务新生代农民工是应对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所带来的大规模社会变革给共青团工作带来的挑战的需要。共青团应通过提升人力资源素质、实施“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行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积极“融城”、保护其合法权益等途径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服务。     

企业文化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问题研究——以福建省福州市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为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渴望融入城市社会却又往往不被社会重视,常常被冠以“打工仔”、“弱势群体”等称呼。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企业及社会应秉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加强对职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创建和谐幸福文明发展的劳资关系,通过优秀的企业文化熏陶和提升企业员工素质,激发员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实现员工与企业及城市社会共同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