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城市文化的形成过程与精神体系

古代南京城市文化形成过程分为几个阶段:先秦到六朝是它的奠基期,初步形成了南京城市文化与精神框架;隋唐至两宋是它的深入发展期,出现了独特的诗人政治家群体和商业文化;明清时期,南京作为东南重镇,市民文化蓬勃发展,城市商业和文艺活动兴盛,古代的南京城市文化逐渐成熟且形成了体系。到了近代,南京城市文化经历了现代转换,完成了从古代农商文明向现代工商文明的转型。由此,南京城市文化形成了自六朝以来的诗意审美文化、日常市井文化和海纳百川的开放性文化体系。     

关于又好又快推进南京新一轮城市建设的思考

近几年来,南京城市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如果用发展的眼光审视南京的话,我们的城市建设还存在着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一是城市规划引领不够,城市建设品质水平不高;二是城市空间拓展较快,新区综合功能尚不完善;三是粗放式发展模式尚存,精细化水平还需提高;四是重建轻管现象明显,管理体制机制亟待创新。根据全国城市建设的态势和南京的市情,南京必须又好又快地推进新一轮城市建设,一是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贯彻落实城市发展战略;二是要传承历史、彰显特色,努力提升城市文化内涵;三是要注重生态、保护环境,促进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四是要突出重点,加快建设,全面提高交通现代化水平。     

战后南京警制重构与城市治安管理研究（1945—1947）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政府迅速在南京重建城市警察系统，其目的是希冀警察能成为维护首都治安秩序和控制民众的重要力量。随着一系列警政措施的展开，警制现代化建设初显成效，警察也在社会治安管理工作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受时局及警察制度建设等因素的影响，南京城市的治安状况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南京城市管理法治化建设调查与思考

城市管理法治化是法治国家建设在城市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一个公众权益和公民权利不断实现和保障的城市管理过程。近年来,南京市在推动城市管理理念、体制、制度和行为等法治建设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创新,取得了很多成功经验,同时也存在有待改进和深化之处。为了更好地适应法治化进程,南京城市管理应在法治理念、治理结构、强化监督、严格责任等方面不断推进以取得更大突破。     

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蓝皮书2010-2011

主编叶南客所撰该书《序》中介绍：《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蓝皮书（2010—2011）》共分成综合篇和专题篇两部分，内容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内容。综合篇就2010—2011年南京经济形势、2010—2011年南京市文化发展进行分析与预测，同时就南京城市综合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南京科学发展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中国超大规模城市法律治理

中国传统城市治理范式的特征是理性官僚制治理、组织化治理和管理型的法律治理。传统城市治理的根本思路就是去复杂化。随着中国深入融入全球生产链，中国的城市也日益分化成超大规模城市与中小城市两种类型。中国超大规模城市治理的挑战同时呈现出社会的个体化趋势和功能分化趋势。个体选择可能性的增多及其偏离效应的放大，既带来创新效应，同时也导致了治理风险和秩序隐患。中国超大规模城市治理必须同时兼顾社会安定与创新两个要素。超大规模城市法律治理的新范式应尊重社会功能系统的内部运作的自主性，在此基础上通过法律系统与其他社会功能子系统之间的结构耦合进行治理，从而实现对复杂社会的复杂治理。     

优化南京市域治理体系新方略研究

优化城市治理体系,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中子系统的完善,更是城市繁荣、地区发展的战略性建构。南京作为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的核心城市,在"两个率先"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较早开始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成效。进一步优化南京市域治理体系,要搭建"一核多元"的市域治理体系;压缩层级,服务前移,建立平台化服务体系;组建基层治理委员会,优化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强化依法治市理念,把城市管理引上法治执道;多种方法并用,注重采取市场手段和"软法"。     

数据驱动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全周期”治理机制研究——基于厦门市公共安全管理平台的探索

激活数据要素潜能,重视大数据技术应用是推进我国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课题。着眼于“中国特色公共安全治理体系”,聚焦于“治理过程”与“治理要素”高度融合的中国特色城市风险治理机制,可以识别出数据驱动下中国城市风险治理的“八大场景”,并以厦门市公共安全管理平台为例,探讨大数据治理过程如何重构风险治理组织并型塑城市风险治理过程,分析基于数据汇集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识别机制、基于数据关联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研判机制、基于数据监测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预警机制和基于数据决策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防控机制。实践表明,数据驱动的城市风险治理过程形成了风险、数据、主体和技术融合关联的治理形态,推动城市风险治理的治理效率提高、治理效能提升与治理效益增加。     

社区国际化建设与人的全面发展——南京市鼓楼区涉外涉侨社区管理的启示

在南京市城市国际化战略背景下,社区国际化初显端倪。城市国际化带来国际移民的增加,人的管理国际化问题应运而生。社区国际化管理履行了人的管理的职能,也实现着城市国际化的战略目标。南京市鼓楼区在社区国际化管理实践中,通过确立促进"城市认同"的管理理念、强化"外管进社区"的服务管理和保障"外国人服务站"有效运行,反映了南京城市国际化战略实施的状态。文章提出,南京市需要构建以尊重人的权利、满足人的需要、提高人的素质、发挥人的潜能为内容的适应人的全面发展的社区国际化管理体系。     

“南京都市圈”发展战略下南京江北新区提升区域辐射力的路径

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完善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是新发展格局下推进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国家发改委发文原则批复《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已经从顶层设计上明确了“南京-南京都市圈-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的战略格局。“南京都市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提升中心城市南京的城市能级与培育现代化都市圈相辅相成互相成就。作为中心城市核心新城区的江北新区,亟需多维度扩大和提升中心城区的功能,全力打造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节点和国际大循环的开放门户,以国际视野向现代化新主城迈进,助推南京引领“南京都市圈”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北翼强核心。     

风险分配：理解城市自然灾害风险治理的新视角

建立以个体为中心的城市自然灾害风险治理体系是实现共同安全的关键路径。风险分配为理解面向个体的城市自然灾害风险治理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城市自然灾害风险分配是居于城市的个体在复杂的社会过程与空间结构运作下所面临的自然灾害事件的突发可能性与潜在危害性的程度,具有自然性的均等分配、社会性的差异分配和个体性的独立分配三重特性。城市自然灾害的“压力—状态—响应”过程形塑了城市自然灾害风险分配从天然分配、累加分配到消减分配的时间过程,每一过程阶段的分配受到城市、社区、家庭与个体四个圈层的空间结构影响。基于风险分配视角,当前城市自然灾害风险治理呈现出“倒金字塔”治理结构,且“中端挤压式”的治理过程缩减了风险分配的周期过程,因此个体的风险分配应作为优化城市自然灾害风险治理策略的重要参考。     

关于提升南京城市应急管理能力的调查与思考

城市突发性公共事件的频发呼唤应急管理的常态化,有效的应急管理取决于能力建设,这就使得城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调研,对南京城市应急管理能力状况进行了分析,并尝试性地提出了提升城市应急管理能力的政策建议。     

社会转型视角下中国环境难题的破解——以D市为例

近年来，D市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城市水环境面临污染威胁，汽车尾气和工业废气的污染加剧，固体废弃物对城市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显现。问题产生的主要成因：既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有关，也与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合理和环境保护制度的不完善密切相联。从社会转型视角剖析D市的环境问题，对破解我国环境难题具有重要的启示：环境问题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种代价，只有站在社会转型的战略高度思考环境问题产生的体制根源，并从国家发展战略层面上制定“环境保护的总体战略”，对我国的环境污染实现源头治理，才能确保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环境问题。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城市社会安全的全链条治理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与能力现代化，需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在各方面全过程坚持系统性思维。风险社会下城市社会风险挑战不断增多，社会安全复杂性增强。基于复杂系统理论分析，城市的总体性特征是典型的复杂巨系统。城市社会安全治理越是趋近于精细，越是趋向于复杂，并且由于治理对象变化迅速，组织与环境独特性的存在加剧复杂。社会安全治理潜在问题突出且可能产生不良后果，需要走向全链条治理，以此来提升城市社会安全治理的总体性，具体包括提升城市巨系统的敏捷性、增强城市的系统性监测能力、增强社会安全治理的协同性、提升城市社会本体韧性以及构建多层次社会安全网络。     

大城市社会危机处理比较研究

我国近40年来的快速城市化,有利于更好更快实现现代化转型,但也必须看到,快速城市化给我国的各大城市带来诸多矛盾和风险,从而快速积聚了各类城市社会危机。如果处理不当,将延误发展,甚至影响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进程。本文从表征与种类的角度分析国际视野下大城市社会危机,将国际大城市社会危机的普遍性和我国大城市社会危机的特殊性研究相结合,从城市居民与政府的视角对我国大城市社会危机的成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借鉴大城市社会危机管理的国际经验,提出构建大城市社区治理参与平台、提升城市领导者的战略思维、聚焦大城市社会危机中的特殊群体、完善大城市社区治理的顶层设计等举措。     

清末北京城市治理和治安立法样式的法理分析

清末北京城市治理和治安立法是依法治市，实现城市治理法治化的新尝试，可谓中国城市治理和治安法制模式的现代化启动。从法律文本分析入手，对清末北京城市治理法规的结构、渊源及其社会基础等相关问题在制度层面进行探讨，可以反映北京城市治理和社会治安法律制度的实际变迁。可以说，该时期的有关立法尝试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法制建设活动，在推动北京城市治理初步迈向法制现代化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及其后来城市立法样式及法制现代化进程。     

大数据时代警务发展路径探索

社会信息化带动了城市生活的便捷化、数据化、高效化发展,却致使社会稳定陷入数据困境,以数据为依托的新型犯罪不断滋生。大数据与警务治理相互融合,日益形成警务大数据的治理模式。公安机关应主动加强战略调整,规避风险,加强公安机关对商业情报发展的战略调控,加强警务运行机制改革创新,有效发挥、挖掘数据潜在价值。     

韧性过渡：城市边缘区治理模式研究——以湖北省Z镇为例

城市边缘区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过渡阶段，兼具城市和乡村特征又区别于二者。相较于标准化的城市治理模式，韧性过渡治理模式考虑了城市边缘区的异质性和过渡性特征，能够针对性地应对城市边缘区所存在的内生性治理风险。通过对湖北省Z镇的深入调研发现，制度模糊、基层公务员结构失衡、政治参与缺失等问题是导致其治理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通过构建制度韧性、人事韧性、政治参与韧性来提升城市边缘区的治理韧性，可以有效应对其发展风险。这本质上是一种过渡型治理模式，仅适用于城市边缘区治理。     

组织韧性：城市社区风险治理的机制优化

面对复杂多变、日益严峻的风险挑战,组织韧性是城市社区提升风险防治能力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如何整合城市社区组织关系、制度规范、社会资源和集群文化以有效提升组织韧性,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和冲击时快速适应、恢复以至在新的基础上实现跃升,成为我国城市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命题。基于组织韧性视角,应以城市社区风险的有效防范与治理为出发点,从组织架构、组织制度、组织技术和组织文化等多元维度系统地探索组织韧性赋能城市社区风险治理的具体路径,并通过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措施提升城市社区自组织结构、过程、能力和治理模式方面的韧性,从而夯实城市应急治理的制度根基。     

关于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些思考

我国城市建设与发展虽然取得显著成就，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应该采取九条措施：①以马克思主义城市发展理论为指导，按客观规律办事；②必须认真汲取国内外城市建设与发展的经验教训；③因地制宜，采取多元化城市发展战略；④强化区域合作，发挥城市整体功能；⑤走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⑥实施以人为中心的文化兴市发展战略；⑦加大城乡改革开放力度；⑧科学规划依法治市；⑨搞好生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