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共治模式的理路阐述

在治理理论指导下,出于对中国严重的官本位思想的考虑,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共治模式符合当前中国的政治文化背景,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共治模式强调政府发挥元治理的作用,树立以公共性为信仰的治理理念,以互助协作为多元治理规则,以法治为保障机制,最终实现以服务好社会公民为目标的治理成效,对创新社会管理方法具有积极意义。     

刍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基于系统整体观的分析

转型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关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的复杂系统,是由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等多元主体所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优化的关键在于合理界定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之间的行为边界。在系统整体论的分析视阈下,政府治理系统、市场治理系统和公民社会治理系统构成国家治理体系这个整体系统的各个子系统。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分别是三个子系统的理想模式,三个子系统本身的优化以及相互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实现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优化这一目标的可行路径。     

从管理到治理:基层社会网格化管理的挑战与变革

基层社会网格化管理兴起于公共管理难题、基层维稳压力、管理技术革新等综合推动,并体现为划分单元网格、配备管理团队、编码城市部件、理顺管理体制等做法。治理理论兴起给基层社会网格化管理带来了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过程的多元挑战,而多元主体出现、社会组织发展、公民意识觉醒以及政府管理困局又为治理转型提供了现实条件。实现治理理念的服务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方式的协作化、治理机制的参与化是促进基层社会网格化治理转型的必由之路。     

农村社会管理中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整合功能

在多元化治理模式下,农村社会管理面临治理主体结构失衡、功能模糊、关系失调和行为失范等所带来的种种困扰,这些问题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农村社会管理的进步和发展。从共同治理理念和现实国情出发,我国应建立党组织领导、基层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和公民广泛参与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面对多元治理主体间的离散和冲突,农村基层党组织应有整合者的担当,通过对多元治理主体价值观念、组织结构、利益结构的有效整合,从而实现党在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的领导地位。     

新三元结构视角下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结果环境性偏差初探

从政府、市场、公民社会新三元结构来看,政府绩效评估系统的外部环境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制度因素及文化因素,由此形成绩效评估环境性偏差的四种形式:经济环境性偏差、政治环境性偏差、制度环境性偏差及文化环境性偏差。政府绩效评估环境性偏差的生成是在制度环境核心作用的基础上各环境要素作用的共同结果。缩小或消除绩效评估结果的环境性偏差,要从政府、市场、公民社会多元治理的角度出发,优化政府绩效评估的外部环境,使得绩效评估环境对绩效评估系统发挥良性作用。其重点应是构建多元合作治理框架,推进政府绩效评估的制度化与规范化;发挥各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     

治理视角下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治理"理论强调的治理主体多元性、合作互动性与服务型政府要求在建立有限政府、注重社会力量的培养等方面在价值追求上有契合点。从治理理论视角出发,通过对服务型政府内涵和特征的界定,探讨现阶段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路径选择如下:要保证政府在整个治理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促使公民社会的壮大,为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打好基础;促进信息透明,加强法制建设,为政府与社会力量共治创造条件。     

多元主体参与共同治理机制研究——基于绍兴地区的实践考查

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公民参与意识增强,公共空间日趋拓展,从而构成了多元主体参与共同治理的时代背景。基于绍兴地区的实践考查发现,这一方面要求调整冲突或纠纷的中间制度的存在,另一方面也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契约主体,需要有能承担政治义务、享受公民权利的主体。多元主体参与共同治理机制可通过如下途径实现:筹划公民社会统一体;开拓现代理性公共生活空间;建构多元主体参与共同治理的现实机制。     

构建全面的危机应对联动机制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在这次疫情应对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在预防预警、先期处置、应急能力等方面暴露不少短板和不足,现代社会风险治理是政府与社会合作互动的过程,即政府不仅要引导社会,还要加强社会志愿者、公民以及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与互动。     

我国转型期社会公共问题的治理:协商民主视角的解读

我国社会转型是一个深刻的制度变迁过程,也是多种过渡状态并存和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频发的时期,是故,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公共问题的治理也将更显艰难。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考量,在当代中国社会空间结构中,应如何有效治理日趋繁杂的社会公共问题,促进社会的动态稳定与和谐,就成为我们必须审慎思考并着力解决的一个重大时代命题。20世纪90年代勃兴于西方社会,秉承多元社会主体对社会公共问题合作共治价值理念的协商民主理论,为我国转型期日趋繁杂的社会公共问题的有效治理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理论范式。因此,积极促进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与公民个体等多元社会主体之间展开自由、平等、理性的对话与协商,大力培育公民精神和推动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应是有效治理我国转型社会公共问题的可行之道。     

治理视角下的行政主体理论审视

当代社会治理呈现的多元化趋势对传统行政主体理论造成了深刻的冲击,政府已不再是唯一的在社会治理中起主导作用的主体,社会治理中的行政主体理论需要重构和完善。需要认可和规范承担社会行政职能的社会组织的行政主体地位,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共同对社会进行协同治理,以引导、规范公民行为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社会治理创新:理论蕴涵、实践困境与路径探寻

社会治理创新是现代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理性选择。针对目前我国社会治理创新中面临的政府管制模式制约、公民社会力量微弱、公民治理能力低下等障碍,应当通过推进行政改革,发挥政府作为治理主体的主导性作用;拓展公民社会参与路径;提升基层民众社会治理能力;建立社会治理创新的互动衔接运作机制等途径,探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     

公民社会视角下的村民自治研究

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是公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体现了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关系。公民社会是公众参与性社会,是公权力有限的社会,是政府与公民合作治理的社会,是具有包容性的多元社会。公民社会视角下的乡村自治组织的建设发展,目的在于构建公众参与性的乡村社会,保障广大农民的民主权利,培养农民的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使农民真正成为村庄治理的主体,使村民自治在村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过程中真正发挥作用。     

社区治理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基于宁波市社区案例研究

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不仅要求政府更有效地履行职能转型,而且要求公民社会积极成长并与政府合作共治。政府职能转型和公民社会成长是关系到社区得以有效治理和长足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今社会管理与社会体制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基于宁波市的社区案例,分别从以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多元合作治理．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的介入等三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宁波市的社区治理实践既表明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可能性和可能方式,又反映出在合作治理中政府的定位和行为方式,以及社会（主要指社会组织、个体群众等）参与社会管理的途径与方法。社区治理从微观层面对于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具有积极意义,它体现出政府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社区治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应以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公民社会为前提,使政府与社会都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并以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为核心。     

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结构、方式与责任

结构是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基本媒介,其包含有结构主体及结构设置。借由比较整体性治理与网络治理方式的异同,透析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可能方式。公共治理理论对多元主体的追求有引致责任模糊的风险。这要求政府(执政党)勇于担当首要公共治理责任。公民亦必须承担相应的公民责任。     

城市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价值维度、理想形态和现实进路——基于“合作治理”理论研究视角

传统公共管理话语体系下的城市管理一直都是以政府为行动主体,以政府权威为构建城市治理体系的制度化保障,忽视市场领域和社会领域的积极参与。而随着现代城市治理范式的凸显与建设服务型政府理念的契合,城市治理更加关注多元主体的互助合作,特别是政府同公民社会的代表者社会组织的合作型治理关系的构建,俨然成为当前城市治理话语下的主体性问题之一。城市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理想形态有互相补充形态、服务替代形态、协同增效形态和平等协商形态等几种。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构建需以更新理念、完善法律制度、明晰职能定位和理顺利益关系入手。     

从管理到治理:地方政府维稳职能的失衡与矫正

转型时期,以维稳为重心的地方政府管理职能呈现失衡状态,突出表现在维稳工作的泛化导致社会治理责任的弱化、维稳目标的强化导致公共利益目标的淡化、维稳的高成本导致社会治理能力降低、维稳责任与权力资源之间的错位等。当前应以治理为目标对政府管理职能予以矫正:职能结构上,要从维稳职能为主转向各职能平衡发展;职能关系上,从职能交叉向责权统一转型;职能主体上,从单一政府管理向多元合作治理转变;职能环境上,要培育公民社会以增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论电子治理的内涵、价值与绩效实现

电子治理是借助信息通信技术建构运转有序、信息通畅、各行为主体及社会资源相互影响并共同促进而形成支持科学决策的多层次治理形态。其特征是:远见卓识的治理理念,多元协作的治理主体,整体快捷的治理方式,网络开放的治理结构,动态演进的治理过程,多层融合的治理形态。电子治理战略实施的价值目标在于,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变革影响政府和社会,实现"政府再造"、"政府治理模式变革"以及"社会进步发展"、"公众参与","政府与社会关系改善",最终改善"政府与社会关系",达成"善治"目标。电子治理对于政府作用影响的内在关联目标为"增进政务透明、强化政府责任、增强政府回应、提升政府效能";电子治理对于社会作用影响的内在关联目标为"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进步、改进公民参与、保障公民权利"。其绩效参考模型体现了信息技术手段对于政府以及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和谐治理:公民权利与社会均衡机制的建立

转型期社会矛盾的激化,敏感性的突发事件的频发,公民利益诉求困难、公民权利表达缺乏途径,使得以政府为中心的单一治理主体,因社会结构的层次分化走向多元共治的转变。重视公民权利及公民利益的表达,规范制约政府权力,建立行政程序制度、社会协商制度、提高人大代议能力的制度,是民意表达的有效途径和社会均衡机制建立的重点。     

论农民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动力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政府、社会、公民多元化主体也有着重要意义,不仅有利于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体现社会公平正义,改善政府多元治理,更有利于实现政府与市场上下互动共建城市的格局。通过对农民在城镇化中的基本地位、投资发展能力、生产要素构成、现有二元制度限制、均等化制度重点等方面的分析,从而提出中国新型城镇化应该坚持以农民为本的基本观点。坚持农民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有利于实现城乡人口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更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实现城镇化健康合理发展。     

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策略选择

当下中国的社区治理存在着诸多主体,包括党组织、政府组织、居民自治组织、社区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和居民个体等,这些主体在协同治理的过程中会出现"治理失灵"的现象,使多元治理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力。为此,社区党组织应构建治理框架、制定规则并与其他社会力量对话合作,以解决多元主体角色不明、社区治理缺乏明确法律法规、社区多元治理的思想基础相对缺乏、多元治理平台建设缺陷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