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敢于批评毛泽东

在“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和武汉大学哲学教授李达有这样一场争论。李达问毛泽东：“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旬话通不通？     

用好我们的“传家宝”

<正>"大跃进"期间曾有桩美谈,著名哲学家李达一次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毛泽东。当年,毛泽东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持肯定态度。李达对毛泽东说:"……现在人的胆子太大     

李达与毛泽东一个口号之争

李达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是毛泽东的诤友、密友。党的二大后,李达因与陈独秀发生矛盾,愤而离开党的组织,但他长期在敌对势力和白色恐怖的重重包围之下,始终坚持为党工作,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1949年12月,在毛泽东的安排下,经刘少奇介绍,由毛泽东、李维汉、张体学等人作历史证明人,党中央批准李达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捍卫真理,修正错误,这是共产党人的本色。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李达始终坚持不渝。20世纪50年代末,李达在武汉大学任校长。其时,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已…     

对1958年早稻亩产放“卫星”的反思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首先是从盲目地、片面地追求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开始的。其中,遐迩闻名的湖北亩产早稻36000多斤的“卫星”上天,又是农业“高指标”中的一个突出典型,成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唯心主义口号得以广泛流行的重要依据。今     

“三个解放”必须从基本国情出发

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上，讲“解放”，有经验，也有教训。“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我们也讲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结果是出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样的反科学的历史唯心主义口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作为一条完整的思想路线提出来，形成的是巨大的社会活力和创造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而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在今天，就是要始终坚持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李达的最后岁月

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一向被尊为“中国的理论巨匠”。1961年,李达接受了毛泽东给他的任务——修改自己于30年代撰写的《社会学大纲》。他在武汉大学筹建了全国大专院校中的第一个     

一个现代神话的幻灭——全国首例高产“卫星”坠落记

公元1958年，湖北省光化县（现老河口市）爆出了一件轰动全国的特大新闻：崔营乡幸福社第二生产队的11亩小麦平均亩产小麦3215斤。6月11日，《湖北日报》以“光化县幸福社坐上了幸福的卫星十一亩小麦单产三千二百一十五斤”的通栏标题，用了整整两个版面隆重报道了此事。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热情洋溢赋诗盛赞：“幸福社，真幸福，创造世界新记录，小麦亩产，三千二百一十五。幸福社，真光荣，光荣榜上占头名，今冬明春再加劲，争取亩产四千斤。”崔营乡的3215，吹响了全国农业“大跃进”的号角，此后，全国各地夏粮、秋粮亩产几千、几万甚至上十万斤的增产捷报频传。于是产生了当时最为流行而响亮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毛泽东修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法原因的研究综述

施拉姆说：“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末提出的种种概念中，最直率、最大胆地体现了他关于中国革命的独特性以及中国人需要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解决他们自己问题的信念的，莫过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只在一段相对而言并不很长的时期内使用了这一口号”，但“精确地说出‘中国化’在1938年对毛泽东意味着什么，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李达:为武大建设殚精竭虑

1949年年底,热爱教学与科研的李达,婉拒了毛泽东安排他在京工作的好意,主动要求下到地方做一名“教书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培养人才。次年2月,李达出任湖南大学校长。两年后,他又调任武汉大学校长。他以武汉大学为基地,加强学科建设,壮大教师队伍,引进专业人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早期共产党人与武汉大学的情缘

位于武汉东湖之滨、珞珈山上的武汉大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高等学府之一。校园内地势蜿蜒起伏，绿树成荫，建筑独具风格。武汉大学发轫于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3年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已有118年悠久历史。武汉大学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共“一大”13名代表中的毛泽东、李达、李汉俊、陈潭秋、董必武五位，及中共最主要的创始人、五任总书记陈独秀，都在武汉大学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1958:毛泽东的信心和疑心

<正>1958年10月2日晚上,毛泽东会见六个国家的代表团并同他们进行了谈话。在谈到关于中国的“大跃进”问题时,毛泽东说:“中国究竟有没有大跃进,我本来也是不相信的。今年在武汉有一次会议,我们一些省委书记在那里开会。那时候正大搞小型水利工程,我问他们,究竟有没有大跃进?他们说确实有大跃进。我说你们看见没有?那些人说,他们可是看见的,确实有大跃进。那时我们辩论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这个问题。我那时候怀疑这个口号,我说是不是可以改为苦战三年初步改变农村面貌,     

“大跃进“口号提出时间辨析

“大跃进”是国史和党史研究中不能回避的一个历史名词 ,它代表着一个时期。但在目前的研究中 ,对“大跃进”这一口号提出的时间 ,却一直存有不同的说法。鉴于这一时间是研究“大跃进”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和常识问题 ,有必要对其有关的说法进行辨析 ,以确定“大跃进”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的确切时间。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中 ,解释“大跃进”运动时 ,说在１９５８年１月南宁会议上 ,毛泽东批评了１９５６年的“反冒进” ,把那时中央领导同志实事求是地纠正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偏向 ,说成是所谓“右倾”、“促退”…     

李达：为武大建设殚精竭虑

正1949年年底,热爱教学与科研的李达,婉拒了毛泽东安排他在京工作的好意,主动要求下到地方做一名"教书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培养人才。次年2月,李达出任湖南大学校长。两年后,他又调任武汉大学校长。他以武汉大学为基地,加强学科建设,壮大教师队伍,引进专业人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院系调整中,武汉大学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副教授全部调出了武汉大学。     

企业文化:竞争的底蕴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尽管企业的经济成份不同，但是企业文化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有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但仍有不少企业对此缺乏足够的重视。所谓文化，本届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按照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意识形态是可以对经济基础起一定反作用的。“左”的思想是盲目夸大意识的作用，于是有了“马列主义可以出粮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结果使国民经济大起大落。实行社会主义市杨经济．不少人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一切向钱看，企业只顾眼前利益，并未在职工整体素质的提高上下功夫…     

科技“大跃进”运动评析

“大跃进”运动是党在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速度问题上的一次严重失误。在“全面跃进”的口号下．科技事业也被带进“大跃进”的快车道．党中央号召全党全民大办科学、大闹技术革命，向科学的堡垒进军。实践证明．科技大跃进是党在探索中国式科技政策过程中的一个重大曲折．违背了科学发展的规律．教训极为深刻。     

“大跃进”的历史教训

“大跃进”的历史教训．根本的一条．就是把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当作了阶级斗争（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搞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大跃进”的发动，是作为“反右派”斗争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接下来的又“一个革命”而搞起来的（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见过“反右派”斗争的阵势．     

李富春对“大跃进”的认识

为了尽快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加快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以尽早的实现国家现代化，1958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古老的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跃进”运动。运动提出要“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号召广大的人民群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     

光明磊落 实事求是 ——彭德怀在庐山

第一节“我和许多人一样”1957年11月中旬以后,彭德怀发现报纸上出现一个新的口号:“大跃进”。他对这个口号有些不以为然。他认为,“跃进”应当是一种质的变化。如果仅仅是工农业产值幅度增长比较大一些,那只能算量变,不能叫质变,就不应该叫“跃进”。基于这种看法,彭德怀在次年春节为《解放军报》《元帅和士兵的愿望》专栏撰稿的时候,把秘书在文章初稿中使用的“大跃进”,全部改成了“大发展”。事有凑巧,就在同一天,1958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刊出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文中写道:“……要通过和结合反浪费反保守的斗争,彻底改进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高全体职工的社会主义觉悟,打破那些妨碍生产力发展的陈规,精简机构,改善生产管理和劳动组织,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费用,以便彻底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促进生产的大跃进。”毛泽东使用的仍然是“大跃进”。     

博览之窗

李达结束“守寡” 李达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后来由于一些原因离开了党,但他一直在从事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工作。 1939年初,毛泽东和周恩来曾托李达的学生、历史学家吕振羽看望并征求李达的意见:是否愿去延安。李达当即表示:“只要有一碗饭吃,我就愿意去。”由于周恩来出国治病,吕振羽便将此话告诉了中共     

“跃进”之后的反思——回忆两次郑州会议前后的毛泽东

大跃进使河南成了“浮夸风”的“重灾区”。毛泽东把新乡地委书记叫到专列上问:“你那是不是真钢铁?有没有那么多数?”书记一愣,坚决地回答:是真钢铁,有那么多数！修武县17万人成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公社。毛泽东问县委书记:“不拨款给你们,全县党政军民由你全包,你包得了包不了?”书记盘算了一下,说:“我不敢包。” 面对跃进之后的“灾情”,毛泽东想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