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国际法院关系比较析论

由于代表着一种市民社会的利益诉求,非政府组织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律秩序中的作用与影响力日趋增强。主权国家和主要的国际组织已经不能无视它们的存在。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的关系模式可以称之为咨商模式,而与国际法院的关系模式则可称之为咨询模式。对这两种最有代表性的关系模式的分析与比较,有助于廓清非政府组织在当前及今后国际关系中的应然与实然角色问题。     

浅论国际非政府环保组织国际环境法主体地位的理论与实践

在承认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的问题上,区别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会导致对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排除,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对国际关系的广泛影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本文旨在论述随着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和国际组织化的进一步发展,对国际非政府间环保组织在国际环境法上的主体资格的确认是其日益重要的国际地位的必然要求。     

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规则之国际法意义——都灵冬奥会反兴奋剂法律冲突引发的思考

都灵冬奥会的反兴奋剂法律冲突产生于东道国法律与国际奥委会规则的不同规定。本文通过对该法律冲突解决的分析,肯定了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地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规则的国际法意义。     

论国际奥委会的法律地位:一种国际法学的分析

对国际奥委会的法律性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人格、国际法律人格(国际法主体)、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几个方面。国际奥委会是可以永久存在的国际性、非政府、非营利的组织,具备国际人格,但不是国际公法主体。《奥林匹克宪章》只能是体育运动领域的国际习惯,是国际体育法的渊源,但不具备习惯国际法的性质。     

八国集团对国际法律秩序的作用和影响——基于权力与制度关系的分析框架

八国集团对国际法律秩序的作用和影响,无远弗届。八国集团的形成,标志着国际权力结构的新安排,也意味着依国际法协调新的国际权力关系的重要性;八国集团成员的国际身份,分力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活动、决策及制度建立过程,影响并决定着国际组织的内外法律秩序;八国峰会的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确立新的国际法律规范的基础;而八国集团向正式国际组织发展的趋势,更使现有的国际法律秩序面临诸多严峻挑战。     

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的困局及释解

尽管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范围内各国人权事业的发展,但由于其国际法主体地位尚未得到认可,且其自治性可能受到内国政府的影响,使得其行为及其效果受到了诸多的制约,从而又牵制了人权事业的进步和发展。而在处理国际人权非政府在华实践的问题上,既要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同时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也应该加强自律。     

非政府组织对国际人权的保护

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人权保护领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促进或参与国际人权公约和文件的制定、参与人权监督、开展人权教育等方面,由此产生了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人权保护中的地位问题。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人权保护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已经成为国际人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应该切实加强与非政府组织的联系,促进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人权保护方面作用的发挥,并尽快制定一部关于非政府组织地位的国际公约,明确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从而促进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人权保护等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环境法中的主体地位

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巨大利益,与此同时也给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于是,一批以保护生态平衡、合理利用资源、防止环境污染为宗旨的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了。这些非政府组织活跃在环保领域并给国际环境法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通过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与国家和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关系,实际上在国际法中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法律地位。20世纪末期以来,非政府组织作为国际环保事业的重要参与者,在国际舞台上更加引人注目,对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和实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论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组织

国际社会的组织化是同全球化互为因果、彼此促进的历史进程,其标志即为国际组织的繁衍并活跃于国际事务的所有方面。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作为性质不同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国际组织法由规范、调整政府间国际组织行为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组成,是国际法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着重研究国际组织的机构法、程序法及其法律秩序。对国家而言,国际组织是一种现实的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中国应更加重视和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     

非政府组织：国际法律秩序中的第三种力量

近几十年来 ,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活动中迅速崛起 ,使现代国际法律制度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非政府组织作为有别于国家和政府间组织的“第三种力量” ,有助于推动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律制度的民主化 ,但在其“三角关系”中也孕育着某些危险的因素。为此 ,应当考虑以联合国为基本组织框架建立一种适当的机制 ,以便进行规范和协调。     

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反思与重构

鉴于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理论和内容存在着众多的不足和缺陷,联系市场经济和法律全球化的现实需要,有必要重新构建一种具有现实解释力和时代活力的新的法律体系理论。并以此为基础,以法域为标准,以私法、公法、社会法、国际法为基本元素重塑我国当代的部门法体系。     

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法律战--从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到阻断办法

中美贸易摩擦有明暗两条主线。明线是两国政府就贸易摩擦所涉议题展开谈判,以期达成协议,解决贸易争端;暗线是中美之间就制裁和反制裁、遏制和反遏制展开的法律战。法律战是中美贸易摩擦所呈现的国家之间的法律和制度之争,是美国法律霸权主义背景下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治理无法回避和必须回应的法律竞争和法律反遏制。法律战的工具具有多元性,这导致法律战呈现出复杂性。以长臂管辖和次级制裁为主要特征和核心的法律战对于中国完善国内法和参与国际法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规则和制度要求。以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和阻断办法为代表的法律战需要实体法、程序法、国内法、国际法多重要素的整体配合,才能达到政策目标。     

跨国公司侵犯人权行为的法律规制简

在当前国际经济秩序中,跨国公司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愈发扮演起重要的角色.跨国公司在经营活动中,侵犯东道国人权的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然而,现行法律框架不足以规制跨国公司在东道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在现行国际法规制模式下,跨国公司不是国际法主体,国际法无法直接规制跨国公司行为.在现行国内法规制模式下,东道国没有实力进行规制,甚至有些侵犯人权行为在东道国法律体系下根本不构成违法;母国没有意愿进行规制,唯一相关的母国立法,即美国ATCA存在诸多缺陷,实际效果有限.通过母国法律规制母公司的行为是一种解决途径,主要基于“企业理论”使母公司对子公司在东道国的侵犯人权行为承担责任,或者母国通过立法给母公司施加规制子公司行为的义务,但是该途径也在法律上及实践中存在障碍.根本的解决途径是促使发展中东道国积极签署并切实履行人权保护相关公约,来规制境内跨国公司侵犯人权的行为,提升本国法治环境.     

对国际私法调整对象和范围的重新认识

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和范围是国际私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两根支柱 ,涉及到该学科体系的构架。从国际私法的独特功能角度来探讨 ,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应是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产生的 ,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法律利益的民商事法律选择适用关系。涉外民事关系不是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 ,只是引起其调整对象的一种事实或原因。     

国际信托的法律冲突与法律适用

在各国法律制度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国际信托法律冲突的难题,已逐渐引起世界各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对国际信托法律冲突问题进行探讨的目的在于,就国际信托法律适用的国际立法与国外立法作深入研究。随着我国加入WTO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际信托业务在我国将取得进一步发展。我国目前的国际私法立法尚无信托冲突法,因此,完善我国的国际信托法律适用规则是当务之急。     

我国政法教育的变迁与展望

政法教育形成于1950年代,基于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它为政法工作培养专门干部。与政法工作强调政治性一样,政法教育是强调政治性的法学教育,非常重视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纪律教育。改革开放后,法学教育日趋强调专业化、职业化。20世纪80年代,仍继续强调政治性。这与当时的社会治安形势及“严打”刑事政策有一定关系。1990年代以后,政治性在政法教育中日渐淡出,法学教育趋向服务市场经济的专业化。新时代的治国理政,在法治领域创造了一系列新实践,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运用深入政治领域,国家和社会治理广泛纳入全面依法治国范畴,涉外法治深度关联国际政治、国际关系。这些实践造就了强调政治性的大法治工作格局,对法学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催生了新政法教育。党内法规学、纪检监察学、国家安全学、社会治理法学等新学科应运而生,人权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等学科应需更新。新政法教育与专业化法学教育并行,扩展了法学教育的领地。     

论涉外民事法律选择方法(模式)的范式转换

"规则"与"方法"之争是当今涉外民事法律适用中的主要议题。从国际私法的历史发展看,各国学者基于不同立场和观念提出诸多法律选择方法,这些方法在理论层面上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样态,即"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选择模式"、"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选择模式"以及代表当代国际私法基本走向的"混合型法律选择模式"。就我国国际私法理论研究和涉外民事裁判的实践而言,研究涉外民事法律选择方法的范式转换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运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uropean Law Beyond ‘Ever Closer Union’ Repositioning the Concept,its Thrust and the ECJ's Comparative Methodology

The article investigates competing understandings of European law. It supports, against the prevailing EU‐centred understanding, an ecumenical concept that embraces EU law, supplementing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nd, importantly, various domestic laws enacting or responding to such transnational law, as well as European comparative law. To keep the concept in sync with European politics, it posits a new idea that binds the parts together: to provide for a European legal space rather than further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 ever closer union). This idea can also serve as European law's functional equivalent to forming one legal order. European law thus conceived grasps the puzzling complex of interdependent legal orders, sets a common frame for corresponding reconstructions (European composite constructions, legal pluralism, network theories, federalism or intergovernmentalism) and allows forces with diverging outlooks to meet in one legal field, on one more neutral disciplinary platform. Within this framework, European comparative law finds a new mission as well as a sound legal basis.     

气候变化法律应对实证分析——从国际公约到国内法的转化

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性决定了构建应对气候变化对策必须集合各领域的通力合作的,法律应对机制是必不可少。以往,我们常常将关注点放在气候变化国际法律制度领域的基本问题研究上,而未真正对气候变化国际法律制度进行认真剖析,找出其目前和未来发展阶段的不足之处;更没有在国际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做出完整的法律构架,实现国际法的国内法转化,使气候变化的应对能真正落到实处,毕竟《京都议定书》的实现需要各国知之践行;尽管有必要强调共同但区别原则,但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有必要提升“道义责任理念”,从自身内部法律实践做起,为温室气体的减排落实真正尽一份力。     

我国法律制度面对入世的挑战和回应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推进中国的法治进程,对我国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全面、深刻、强烈的,我国现行法律制度面临巨大的外部压力。我国应有效把握这一机遇,因势利导,开展前瞻性研究,并正确作出回应,使我国法律制度与国际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