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与兜底：非警务警情中派出所的治理功能——以W市M派出所为例

近些年来,大量非警务警情涌入基层派出所,造成权责失衡、警力挤兑等执法困境。以往研究基于行政执法化的视角,将治理困境视为“执法失败”并思考公安机关的权责边界。运用“结构—治理—功能”的分析框架,将反应型警务置于城市社会结构及其治理需求的角度下进行思考,具有积极意义。非警务警情的大量出现与城市社会中存在的资源分散、权威缺失与矛盾极化等治理困境密不可分。虽然现行法律条文在非警务警情的处理上效果有限,但是反应型警务建立起的资源链接、权威重塑和矛盾控制等治理机制在城市社会中发挥了中介和兜底的治理功能。这两种治理功能在快速的城市化转型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们意味着基层派出所能够妥善处理各类复杂矛盾维持社会的基本秩序。当然,要实现矛盾的有效处理还必须进一步明晰权责关系,推动多元共治。     

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女性参与基层治理实践研究——以川西平原农村为例

村级组织作为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治主体和组织行为都受到外部制度环境影响。文章通过对成都山镇治理变迁过程的考察发现，村级治理行政化转型与地方社会结构要素相结合，共同形塑出村治主体的年轻化和“女性化”结构。村级治理行政化等外部制度环境变迁、社会结构原子化以及家庭结构中女性“半劳动力”人力资本价值实现驱动，共同促成了城乡融合地区村治主体的年轻化和“女性化”趋势。青年女性参与基层治理成为城乡融合地区农村的客观选择和现实，这得益于治理资源密集输入、村级治理力量充足以及乡村关系高度一体化。青年女性村干部虽然能够胜任当前基层治理事务要求，但行政治理体制结构使其陷入治理成本过高的困境。     

小组自治、双轨治理与基层治理困境的破解——基于关中X村的经验分析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村庄面临着形式化治理的困境。基于关中X村的考察表明:加强村民自治建设,提升乡村社会与基层政权、国家治权之间的协调能力,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商共治,是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小组自治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形式,具备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拥有比较完善的主体和治权,使得村民自治能够正常运行。在X村,村民小组具有自治主体性,行政与自治各得其所,国家与社会相互依赖,村庄实现了"双轨治理",有效破解了基层治理困境。国家需要给村民小组提供必要的自治空间,使其更好地将群众组织起来,并以资源输入为契机,实现国家治理与群众路线相结合。     

农村基层治理的意蕴、困境与优化路径

推进农村基层治理,实现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和价值目标。农村基层的有效治理有助于化解基层矛盾、修补基层生态、巩固基层政权。面对农村基层治理理念"异化"、基层治理与社会结构"脱嵌"、基层行政权力"势差"、治理效益"损耗"的治理困境,应该从矫正治理理念价值偏差、创新基层治理方式、优化基层治理结构、健全基层治理机制层面入手,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的优化和乡村的善治。     

常态治理与非常态治理如何协同

社会治理的前沿和重心在基层,改革创新活力也源自基层。基层治理是国家权力和人民民主在基层社会的运行过程,与基层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在基层治理转型过程中,面临着常态治理"碎片化"和非常态治理"动员化"失衡的困境。二者相互掣肘,难以实现相互转换。为提高基层治理效能,应当巩固基层党组织领导地位,建立多元主体协调机制,维护"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同治理格局。     

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特征、发展困境与化解之策——首届县域治理高层论坛综述

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形势的复杂性、关系的多元性和治理内容的繁难性等实践特征,面临着治理转型滞后、治理主体虚化和治理能力弱化等发展困境,应以治理转型、主体再造和能力提升等作为化解之策,逐步实现基层社会的善治。     

从碎片化到整体性:我国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

特大城市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目前,特大城市的社会治理普遍面临治理理念、权力结构、供给方式等多方面的治理"碎片化"问题。面对我国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的"碎片化"困境,可以尝试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重新梳理与整合特大城市社会治理体系的各要素,借助理念与工具的统一来整合社会治理能力;加快组织结构、权力结构与制度结构的转变来优化社会治理结构;完善运行主体、供给方式、服务流程的运作来重构社会治理过程,以有效弥补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碎片化"缺陷,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基层党组织发挥引领社会治理创新作用研究

基层党组织是党保持先进性的前沿阵地,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组成和重要基础.组织强则基层稳,基层稳则全局稳,全局稳则事业兴.要打造新时代背景下的党建体制机制、构建彰显新时代特色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就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创新引领的作用.要充分认识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破解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实践中的困境,探索基层党组织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有效路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推进基层党组织引领社会治理创新.     

我国农村新型治理结构的重构

游祥斌在《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1期撰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所发生的经济、社会变迁推动着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也催生了村民自治这一新型的基层民主制度。在村民自治架构下，基于治理理念的新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成为可能，具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首先，由统治到治理是中国乡村治理关系重建的理论基础，治理理论有助于解释与解决中国乡村社会结构重建中的问题。     

农村青年后备干部的发展困境及其生成逻辑——基于武汉市J区M街道的田野调研

农村青年后备干部是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人才力量。研究发现，在基层治理转型和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县域政府为了优化村级组织的人才基础，缓解村级治理压力，通过公开招考渠道向村庄制度化地输入青年后备干部。在实践中，这一基层干部供给制度表现出选聘和培养环节分离的特点，农村青年后备干部由于难以正式进入村治队伍，面临去留不定的发展困境。后备干部制度的不完整嵌入、发展激励与培养预期的错位、制度目标偏差下的能力锁定，共同形塑了青年后备干部的发展困境。青年后备干部群体的职业际遇，反映出后备干部制度设计与乡村治理需求之间存在张力，国家制度嵌入社会的过程中仍需要重视基层社会治理的适配问题。     

做好新型城镇化社区治理工作的几点思考

新型城镇化社区治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领域,是重构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关键路径,也是推进城乡一体化、提高政府公共管理水平和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面对新型城镇化社区治理中的结构困境、服务难题、秩序危机、测度问题,迫切需要优化社区治理结构要素,强化服务能力,修复秩序体制,健全评估体系.     

民族问题与多民族国家治理研究

民族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转型时代的中国民族社会面临着一系列的治理问题,我们要有力应对来自内外部环境的各种挑战,构建一个国家层面的治理战略。基于当今世界民族关系协调发展的最新态势,结合国内外诸多学者相关研究成果,对当前世界民族问题与后发多民族国家治理的现实困境作初步的探讨,尤其思考了我国转型时期边疆民族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以期丰富我国边疆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构建一个国家层面的民族社会治理战略。     

基层治理的规模约束——以浙江省乡镇撤并改革为例

在将历史文化传统和国家宏观制度作为相对恒定的外生变量前提下,治理规模和治理能力是影响治理绩效的两个核心变量。浙江省乡镇撤并改革后基层治理困境及其原因的分析表明,无论是从自然维度还是职能维度来看,规模的不合理扩张都会对治理的绩效水平产生负面的影响,但提升主体的治理能力会在一定程度上消减这种负面影响。未来一段时间,既要通过提高行政区划调整的科学性确保将乡镇规模控制在合理限度之内,更要以规模调整为契机推动乡镇政府和基层自治组织的转型升级,从职能转变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维度提高基层治理的绩效水平。     

试论我国农村新型治理结构的重构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所发生的经济、社会变迁推动着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也催生了村民自治这一新型的基层民主制度。在村民自治这一制度架构下,一种基于治理理念的新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成为可能,即以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制度为核心,以村务公开为制度保障,通过培育具有自主治理性质的乡村社团组织,发掘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资源,将制度创新与本土资源的发掘结合起来。     

“十四五”时期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十四五"时期,我国基层治理面临新形势新挑战,包括社会结构持续变迁、社会价值观念更具现代性、人们对公共安全更加重视、基层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呈现交织叠加态势、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难以适应新形势等,需要不断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二是要促进自治、法治、德治和智治的"四治"融合,三是要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四是要加快包括体制机制、专兼职队伍、经费和资源等在内的基础建设。     

统合型数字治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深圳市龙华区的案例研究

数字技术和党组织双向嵌入既有治理体系形成的统合型数字治理已成为我国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模式,但既有研究尚未系统回应统合型数字治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策略关系国家理论构建了“知识+能力+行动”框架,结合深圳市龙华区“党建+科技+治理”的个案,对统合型数字治理推动有效治理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统合型数字治理兼容了统合型治理和数字政府的优势,实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协调与平衡,通过理念思维再造、责任利益再造、激励约束再造三大机制,塑造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统一价值基础,并从结构力和能动力两方面重塑了治理行动者的知识、能力和行动关系,促成了治理行动者间的知识融通、能力集成和行动协同,有效解决了多元碎片化和集体行动困境的问题,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     

破解基层社会治理困境的对策建议

实践中,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了多元主体共识缺失,合作机制不完善,分工不明确,资源分配不均,基础不牢固等困境。随着对治理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和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不断深入,重塑多元主体治理价值观,形成治理共识;健全多元主体合作机制,拓宽治理领域深度;缩小地区间贫富差距,推动社会资源均衡发展;以基层为中心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推动基层社会治理重心向下移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     

城乡"过渡型"社区的治理困局如何破解

随着城乡一体化推进速度的不断加快,介于城市与乡村过渡形态的边缘社区治理成为我国基层治理创新与城市治理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而受物化发展模式等因素的影响,此类社区经常面临治理诸多棘手问题以及治理资源不足、治理结构混乱等困境。为此,应以人的城镇化为引领,从治理结构调适、治理能力塑造、社会资本培育等方面予以破解。     

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乡镇治理结构重塑

当前,"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结构已越来越无法适应我国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县、乡之间和乡、村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使我国的乡镇治理陷入了困境。合作治理理念为我国乡镇治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合作治理是基于公民社会的成长、公民组织的兴起、社会利益的分化以及民主诉求的增多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治理的新框架,其基本理念是要打破政府的权力垄断,使治理主体多元化、平等化,以实现多中心的合作共治。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乡镇治理改革与制度重塑,应从结构功能主义的整体视角出发,朝着构建基于县乡合作、乡村合作和乡镇自治的合作式乡镇自治体制的方向推进。     

行政民主：基层政府治理转型与现实困境

基层政府治理具有基层性、直接性、复杂性的特点，与基层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利益关联度也最大。由于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深刻影响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改革的现实需要，行政民主开始成为基层政府的行政理念，同时也契合了现代行政理论转型的需要。但在行政管制向行政民主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其转型也面临一些现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