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与地方公共治理创新的嵌合

地方公共治理的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层面,协商民主的提升亦是题中应有之义。面对众多体制障碍和现实困境,地方公共治理需要在理念再造、制度设计、多元参与、平台搭建诸方面实现与协商民主机制的有机嵌合,并通过体制化的转型,整合协商民主和地方公共治理创新两方面的资源和优势,实现地方公共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     

地方政府环境决策短视的治理之道——基于公共能量场视角分析

当前,地方各类环境决策短视行为是诱发大量环境问题的根源。然而,受制于转型期的经济导向、决策文化及决策体制机制等因素,加之环境决策本身的复杂性,地方政府环境决策短视难以根除。在科层治理失灵的情况下,现实中由理性环境抗争运动和基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形塑的公共能量场,通过场能量的激发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预防和纠正决策短视之功效,基于公共能量场的治理初现端倪。因此,公共能量场提供了破解地方政府环境决策短视困境的治理之道,但从当前看仍需要为之提供配套条件。     

文旅融合发展中的"文化-旅游""政府-市场""中央-地方"三大关系

完善"文旅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就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属于结构性问题,国家治理能力则是功能性问题.文章运用"结构-功能"分析法,着重分析文化与旅游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三个主要关系的结构及其功能,助力国家顶层制度设计,提高地方政府行为效能,不断地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持续优化,使得文化和旅游两者都齐头并进获得可持续发展.由此,我国各民族不但可以增强文化自信,而且可以一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有助于提高中华民族文化影响力,而且可以跟世界人民一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论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三维逻辑

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是由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政府主导、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协同共治的政党领导型治理。在中国特色政治体系中,党内制度体系与国家制度架构具有共通性和强大的制度合力,党的制度和组织体系能够有效地弥合政府行政体系中科层制的短板与弊端。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也是国家治理的主导者,在各项事务中总揽全局负总责。建构健全公共危机治理的中国模式,必须依托于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体系,解构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三维逻辑,即着力于从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政党间的关系、政党与政府关系的结构分析框架,探究在公共危机治理全过程中党对社会力量的组织动员机制、党与民主党派的协商合作机制,以及党的领导决策与政府施策机制,深研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内在逻辑,以期全面科学推进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能力与体系的现代化。     

区域公共问题与中国地方政府间协合治理

区域公共问题是国内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凸显出来的新问题。区域性公共问题的凸显迫切需要地方政府以相互联系与合作的新思维取代各自为政的旧观念,打破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而引发的"碎片化治理"现象,建立以区域公共问题和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为目标取向的协合治理体系。就目前来看,虽然中国地方政府间合作已经有所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面临诸多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协合治理提倡通过引入一系列理念、机制和制度安排促使地方政府之间在区域公共问题上出现一种"治理互赖"结构,从而促进各地方政府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参与协同与合作的过程。     

新型城镇化的法治视角:从政策之治到法治之治

中国传统城镇化的治理模式是一种政策之治,具体表现为"以物为本"的城镇化治理理念、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治理体制和运动式的城镇化治理方式。"政策之治"城镇化有着深刻的形成机理: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起点与路径依赖是历史症结;压力型体制下政治锦标赛与地方政府行为异化是制度根源;政府"经济人"动机和治理资源匮乏的现实掣肘是理性选择。随着"政策之治"城镇化的弊端日益凸显,法治化城镇化成为新型城镇化的必然选择。然而,当前法治化城镇化建设面临着法治理念不足、法制体系不完善、执法体系不严、法治监督缺失等现实障碍,需要从理念、立法、执法、监督四个层面进行整体构建。     

公共危机多主体参与治理的结构与制度保障研究

公共危机多主体协同治理结构中的核心问题,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各个参与主体的权责分配问题。公共危机多主体参与治理体系的关键,是构建以政府为主导,营利组织、第三部门、媒体、社会公众等其他主体之间的协作需要通过相关的机制规范。本文在公共危机多主体参与的结构分析基础上,揭示我们目前公共危机治理中多主体协作的现状与不足,并从法律制度环境、组织体系优化、权责规范、资源保障以及信息技术保障等方面构建公共危机多主体治理的制度保障体系。     

委托代理视角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预警失灵研究

公共危机预警是危机管理的第一道防线,但地方政府却往往对预警采取消极态度,致使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公共危机由于预警失灵造成巨大的损失。在公共危机预警中,中央政府、地方公众和地方政府之间隐含着委托代理关系,但在现有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选择消极预警是其最优策略。治理地方政府危机预警失灵,必须针对代理问题建立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规范信息披露制度,提高识别功能;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加强对政府的监督。     

地方立法应当适应新形势引领新发展满足新需要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的决定,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十三个显著优势,明确了十三项坚持和完善的具体任务,对于确保党的领导、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决定,是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纲领性文件。决定特别提出,“要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这为地方立法工作提供了明确的工作目标和基本遵循。     

中国社会公共治理的变革逻辑与创新向度

公共部门治理改革和创新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永恒主题。社会公共治理过程中政策工具选择与运用所体现出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制度理性三维向度,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理解公共治理的改革思路、践行改革举措、创新治理模式的关键。当代公共治理的形成及其模式的嬗变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制度理性之间对立、竞争、互动和融合的结果。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治理的主要实践者,其理性的治理改革举措将成为建构中国现代化治理模式的关键。因此,对社会公共治理的价值根源进行探究,分析中国社会公共治理变革的逻辑与理性认知,最后提出现代中国社会公共治理变革理性的调适与契合机制,以期达到公共治理理念和实践的有机糅合,从而寻求和设计更加精细化的治理改革路径。     

解释与取向:运动式治理的制度主义视野——以“治庸问责”风暴为背景的分析

由地方政府主导和厉行的治庸问责风暴,是我国公共治理实践的一种典型形态。从制度主义的视角来审视它,既有应制度需求实现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供给的合理性,也有行政体制和社会治理结构等制度背景引致下的必然性。但是,这种运动式的政府治理行为也存在一些弊端,它可能强化机会主义的行政作风和行政集权,封闭的、强制的制度创新可能使制度实施成本更高,制度效能也无法保证,而且制度的生命周期必定是短暂的。只有以整体性的战略观念、开放的态度开发多元的制度动力源,细化实施机制,才能促进制度生命的延展,将运动式治理的弊病减至最少。     

现代治理视域中的县域治理与县政发展——基于县乡公务员问卷调查的分析

县乡公务员对县域治理、县政改革与发展问题的主观认知和情感体验是有效把握中国地方治理脉动、重构现代地方治理体系建设方略的重要窗口。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县乡公务员高度关注县域经济发展,县乡政权的"发展型"色彩鲜明,而公共服务性彰显不足,与中央政府加快地方治理转型的宏观战略以及民众的社会需求和政治期望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因此,在现代治理理念的牵引下,通过变革财政管理体制与创新干部人事制度,激发县乡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塑造现代治理文化,最终实现地方治理的现代转型,是中国地方治理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战略愿景。     

经济转型期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异化及规范

地方政府投资行为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制度变量。我国经济转型期地方政府投资行为,既有合理的一面,又有投资行为异化的一面。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异化主要与经济转型期政府主导型经济、财政分权体制、地方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约束、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以及政治晋升竞赛等密切相关。因此,规范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就要依据地方政府职能确定地方政府投资权限,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增强地方政府财力,科学设置地方政府的政绩考评体系以及建立规范有序的地方政府间竞争模式。     

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重点和难点是什么

十九大明确提出形成人民当家作主、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根据这个思路,新时代实现共建共治共享,重点和难点无疑是社会治理制度创新,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体系,特别是在建立和完善公共权利行使过程中,政府与人民群众实现有效有序协商互动的决策和治理机制、程序、平台和手段。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行为分析与路径选择

地方政府推动的制度创新,对自身而言就是要形成更加高效的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以满足社会对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需求.通过自身的行政体制改革,提供更加有效的产权安排和激励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合理界定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边界,降低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通过对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行为的分析,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的治理效率,降低行政管理的运行成本,并在地方政府治理变革中寻找到效益递增的发展路径.     

创造性提高制度执行力应对地方政府治理转型挑战

随着我国社会急剧转型,地方政府治理面临着多重挑战,这些挑战会以具体的矛盾问题乃至突发公共危机表现出来,冲击地方治理的短板和软肋,倒逼治理方式的升级转型。对于各级地方党政部门来说,必须按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要求,把改进地方治理的行为从自发探索转变为自觉行动,创造性地提高制度执行力。     

政府公共决策中公众意志之实现

地方政府公共决策逐渐受到高度关注,相关研究著述丰富.文章以文化功能理论为视角,在厘清公共决策、文化观念与公众意志三者间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公共决策的文化机制,建构公众意志的实现路径,以期在公共政策研究理论上获得尝试性的突破,为地方政府公共决策体制机制创新提供理论帮助.     

政府公共决策中公众意志之实现

地方政府公共决策逐渐受到高度关注,相关研究著述丰富。文章以文化功能理论为视角,在厘清公共决策、文化观念与公众意志三者间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公共决策的文化机制,建构公众意志的实现路径,以期在公共政策研究理论上获得尝试性的突破,为地方政府公共决策体制机制创新提供理论帮助。     

地方政府难以转变经济职能的原因与对策分析

地方政府经济职能之所以难以转变,主要是因为职能定位不明确、行为不规范、考核指标不健全,以及行政干预规范制度与惩戒制度不完善。要转变区域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加快转变地方政府经济职能,对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施加适度限制,并协调推进相关的体制、机制变革。     

摒弃地方主义凝聚抗疫共识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的社会治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医疗保障制度等提出了严峻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个别地区的地方主义有所抬头。全局观念缺位、法治思维缺场、应急能力缺失是地方主义滋生的内在根源。基于此,应当以治理创新为突破口,转变治理观念、创新治理方法、优化治理资源供给,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地方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凝聚全社会协同抗疫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