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FG Hemisphere Associates LLC诉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其他人案

备受关注的FG Hemisphere Associates LLC诉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其他人案在经历了一系列审判后,由香港终审法院做出终局裁决。香港终审法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释法,判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与中央政府的国家豁免规则保持一致,因而香港法院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无司法管辖权。本案将＂一国两制＂制度下国家豁免规则的适用问题以及中国的国家豁免立法问题提上了议程,并为国家豁免立法及其区际适用问题提供了一定的解决路径和实践经验。显然,目前中国坚持绝对豁免立场,且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然而,考虑到中国已经签署《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且采取限制豁免并不必然对中国不利,因此中国可以考虑适时转变态度。     

对《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侵权例外条款的分析

2004年由联合国大会通过并于2005年公开签署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首次以国际公约的形式对限制豁免论进行了确立。我国签署了该公约,并已开始了有关国家豁免的立法进程。2005年10月25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外国中央银行财产司法强制措施豁免法》。本文将选取公约第12条侵权例外条款分析条款内涵及各国国内法院的实践,对我国立法和实践提供一些借鉴。     

国家豁免中“国际私法的适用规则”问题研究——兼对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公约》第10条第1款的探讨

联合国国家豁免公约第十条第一款以国际私法适用的规则作为决定法院是否有管辖权的基础。这主要是为了协调各国不同的观点，包括各种不同的规则。在跨国的民商事诉讼中，一国行使管辖权的先决条件是当事人、法院所在地和诉讼之间存在着足够的联系，以国家为被告的案件应当地使用同样的规则。国家与其本国国民以外的自然人或法人进行商业交易时，自然人或法人所属国的法院可以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行使管辖权。从美国的实践看，确定法院管辖权的基础方式有三种：一是外国在美国进行的商业活动；二是在美国履行的某项行为与外国在美国以外从事的商业活动有关；三是外国在美国以外的商业活动对美国造成了直接影响。     

国家管辖豁免的转向——以“一带一路”工程商业争端为视角

在涉"一带一路"工程商业争端案例中,我国法院对被告为外国政府的案件行使管辖权,表明我国法院在实践中已经实际放弃了绝对豁免论,对限制豁免论进行了有益探索。绝对豁免论限制了我国企业通过本国法院进行救济的途径,也给司法实践带来困惑和障碍;限制豁免论符合世界趋势、正在成为习惯国际法,我国立法、司法实践中发生着豁免立场的缓慢转向,结合学术界主流观点,限制豁免立场更有利于保护我国利益。由于颁布统一国家豁免法的时机尚未成熟,判例确立限制豁免规则在我国的不可行性,通过制定单行法的方式解决我国"一带一路"项目纠纷中国家管辖豁免无法可依的问题不失为一种有效途径。颁布限制豁免原则的单行法,一方面使我国企业在国内法院起诉外国政府具有可能性,为"一带一路"工程商业争端解决提供国内司法保障;另一方面使法官以法为据,提高裁判文书质量和法院的国际影响力。     

国际海底沉船文物打捞争议的解决路径——以美国“奥德赛”案的审理为视角

“奥德赛”案对中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和应对在美进行的国家及财产豁免诉讼具有借鉴意义。长臂管辖与推定管辖是美国法院行使国际海底打捞对物诉讼管辖权的依据，但由于奥德赛公司打捞的沉船为西班牙军舰，美国法院适用《外国主权豁免法》，认为不仅军舰本身，而且军舰所载私人货物也享有豁免。因此，美国法院的对物诉讼管辖权被国家豁免排除，未进行实体审理即直接驳回奥德赛公司的诉讼请求。假若进行实体审理，美国法院不但不应支持奥德赛公司的财产权请求，而且对其因擅自打捞行为而主张的打捞费用和报偿也不应支持。     

限制豁免的原因及其对策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通过，对于中国处理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已步八由坚持绝对豁免主义转向采纳限制豁免主义的国际趋势。这既是适应我国国情的需要，也是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处理领土管辖权和外国豁免权之间的关系，保障人权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为了使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问题得到更有效的解决，我国应继续在制定法律和适用法律方面不断努力。     

如何在基本法框架下化解央港管辖权之争——以“中铁公司案”为例

在中铁公司案审理中,香港法院与中央政府之间发生了管辖权之争。香港法院在未获得中央政府对国家行为证明书的情况下,单方受理了以刚果政府为被告的案件。其行为违背了基本法,僭越了本该由中央政府管辖的外交事项。香港法官的判词存在多处矛盾,难以自圆其说。该案的背后隐藏着:香港法院的管辖权与中央政府的认定权的冲突、由中英之间立场差异转化成的中港之间的冲突、法官造法与立法主导的冲突。从长远来看,中国已经加入《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随着公约的生效,其立场必然转向有限豁免,这也给中央与香港立场的最终协调提供了第三条道路。     

国家豁免理论及其近期发展

国家豁免是一项古老的国际法原则,其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限制豁免理论主要有四种理论基础,《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出台明确将限制豁免论确立下来.近年来我国学界在此问题的研究上有一些新的发展.我国关于国家豁免的相关立法在《公约》制定后也应当有所转变,方能进一步适应国际趋势.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与国际法律秩序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明确了国家豁免是一项国际习惯法原则,因而也肯定了国家在“国内法律体系”中扮演着首要角色的传统地位。在有关合同、商业交易等方面,公约也把国家置于与自然人和法人同等的法律地位。公约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商业交易的定义方面给予法院地国太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二是在国家豁免例外方面缺乏总体的管辖原则。公约一方面为国家豁免划定了明确的界限,这将有效遏制任意限制国家豁免范围的倾向;另一方面公约对被告国援引豁免有一定条件限制,从而可以有效地维护自然人和法人的利益。     

试析《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对国家财产的执行豁免规定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已经于2004年12月2日正式通过,我国也已经于2005年9月14日正式签署。《公约》对国家财产的豁免规定是《公约》的核心,而国家财产执行豁免的问题更是关键,因此仔细解读《公约》中对于国家财产执行豁免的规定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论朝鲜“脱北者”的国际法地位及我国的对策

近年来,朝鲜"脱北者"问题逐渐成为地区乃至国际热点问题,中国在该问题上以遣返为主的政策也日益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压力。从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的规定和相关国际实践来看,"脱北者"是否具有难民地位不能一概而论,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国的现有政策总体上无可非议,同时可以考虑按照国际条约,给予那些确因政治原因出逃的"脱北者"们国际法上的难民地位。此外,我国还有必要建立健全处理难民及相关问题的机制。     

中国企业在美国反垄断诉讼中的挑战与应对:基于对相关判决的质疑

中国企业在美国的一系列反垄断诉讼发生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与美国在经贸关系中博弈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之下,其中涉及了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域外适用、国际礼让原则、外国法查明、外国政府对本国法律解释的效力等一系列焦点问题。在相关案件的判决中,美国法院就上述问题的观点和论述存在诸多漏洞和偏颇之处,包括限缩适用"国际礼让原则"中"真实冲突"的条件、外国法查明中客观性的缺失等。而未来随着中国企业日益成为美国反托拉斯重点关注对象,中国企业会面临更多挑战,需从美国国内法、国际法、中国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以及企业自身行为的合规性等方面积极应对。     

日本医疗诉讼改革及对鉴定结论的评价

自2002年以来，日本针对医疗诉讼中鉴定人选任困难、鉴定结论提出期间长、证据价值不高、法院对鉴定结论等医学证据难以作出评价等长期存在的问题，对医疗诉讼体制作出了重大改革。鉴于我国医疗诉讼中也存在类似问题，本文对日本法的改革措施以及效果展开详细考察，以供我国参考借鉴。     

Detention and treatment down under: human rights and mental health laws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Mental health law reform in recent decades has drawn on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movement. The entering into force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 on May 3 2008 has been hailed by some as signalling a new era in relation to how domestic mental health laws should be reformed. Both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have ratified the CRPD and Australia has acceded to its Optional Protocol. New Zealand and the 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 and Victoria have statutory bills of rights which have an interpretive effect, but are unable to render other statutes invalid. Drawing on the results of interviews conducted with fifty-two representatives of consumer and carer organisations, lawyers, and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across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urrent thinking on human rights and mental health laws in these countries and outlines what changes, if any, may be brought to domestic legislation in light of the Convention.     

维护海员权益法律保障机制研究——从部分国家和地区履行《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的角度

《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生效在即,而国内立法和政策制定等方面尚不完备。该公约集中体现国际海上劳工法律的最新发展趋势,对改善海员这一特殊劳动群体的海上劳动状况和权益保障有着深远的意义。通过分析中国海员行业所面临的形势及海员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强调中国确有加入公约的必要性,同时通过介绍和比较部分有代表性国家和地区的履约准备情况,提出加强中国海员权益保障的相关建议。     

U.S. Judici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Hague Convention in Cases Alleging Domestic Violence

This qualitative study examined U.S. legal cases where battered mothers living abroad fled with their children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se women subsequently faced child abduction lawsuits brought by their batterer. The cases are governed by the Convention on Civil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Child Abduction (the Hague Convention) which was ratified by the U.S. in 1988. Using content analysis, the study analyzed 47 published U.S. state and federal judicial opinions involving the Convention and allegations of domestic violence. It finds that U.S. courts are reluctant to employ Convention provisions that could prevent children from being returned to their mother's batterer.     

职务犯罪特殊侦查措施浅探

特殊侦查措施是一种非常规、非常态的侦查措施，在刑事侦查中被有限地使用，以实现打击犯罪的目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认可在职务犯罪侦查中采用特殊侦查措施，但是中国法律并未确认之。鉴于职务犯罪的特殊性，同时为了使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居于优势地位，有必要在中国法律中确认特殊侦查措施。特殊侦查措施的适用应该要符合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遵循法治原则，避免由于采用特殊侦查措施而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     

中国船舶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相关规则的探讨

针对中国航运产业小型船舶和内河航运船舶所造成的污染导致受害者很难得到充分赔偿的情况,中国立法作出了种种尝试：在国际法层面上,1999年加入了《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2001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也于2009年对中国生效,但中国没有加入《1996年国际海上运输有害有毒物质责任和损害赔偿公约》。在国内法层面上,包括中国海事局2008年4月出台的《船舶污染事故调查处理管理规定》等规范文件,都没有出现统一详细的有关船舶安全、防范污染的海上强制保险的明确规定。如何在中国建立一个符合航运国情的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成为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就此制度的建立,结合中国具体发展情况,提出建议与展望。     

从三个“谁”的角度分析中国国有公司治理——鉴于日本的失败经验

在日本,公司治理的效力很早以前就成为较大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日本的许多经营者监督机制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是存在很多漏洞,这是因为日本的法律和现实情况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比如日本的法律规定股东大会选任监事和董事,董事会和监事对董事或者代表董事进行监督,而在现实情况中,社长把握着极大的权力,可以选任自己的部下作为监事和董事,甚至在退休之后都可以垂帘听政。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引进了美国式的公司治理制度,但是这种公司治理制度改革不能认为是很成功的,以日本的失败经验为基础分析中国大型国有公司的公司治理问题很有参考价值,这就是日本没有从三个"谁"的视点进行改革。     

医疗侵权证明责任的价值取向——兼评我国《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58条

针对医疗侵权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性,无论是英美法系的美国还是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日本都采取相关措施和方法,以减轻甚至免除患者对医方存在过错以及损害与过错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医疗侵权实行双重证明责任倒置,在学界和社会公众中掀起了赞成和反对两种针锋相对观点的交锋,而2008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58条基本上废除了对医方过错的证明责任倒置。在医疗侵权证明责任分配立法价值取向问题上,存在着正义与自由的冲突、正义与效益的冲突。正义价值优先,应由医方承担自己不存在过错的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