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视角下西部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研究

我国易地扶贫搬迁有效解决了“山水难育人”的深度贫困问题。“十四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进入以后续扶持工作为重心的阶段，西部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直接关系到我国脱贫攻坚事业的巩固和乡村振兴事业的开局。本文在县域视角下，观察西部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的产业转化、身份转化、文化转化，在三种转化之下研究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面临的问题，并据此探索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发展策略。     

实现共同富裕可复制性的区域整体性贫困治理经验——以贵州省铜仁市易地扶贫搬迁模式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是中国特色贫困治理模式的重要内容。以跨区域整体性治理为特征的贵州省铜仁市易地扶贫搬迁，业已成为我国深度贫困区脱贫与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这种整体性治理通过跨区域布局的整体性治理、跨区县协作治理、跨部门多元联动、农民变市民的城乡观念转型以及跨服务半径的基层协同治理等方式的联动与聚合，在深度贫困区实现了长效脱贫目标。贵州省铜仁市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治理，以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整体性治理实现了治理绩效的最优化，通过城镇化集中安置实现区域产业集群化，通过精准就业和城乡福利保障的对接实现搬迁群众的福利最大化，进而实现了深度贫困区从就地被动脱贫向主动长效脱贫的模式转型，为加速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的宅基地制度改革

宅基地制度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性制度,宅基地制度改革对于乡村振兴的产业落地、资金支持以及治理水平提高等意义重大。近年来的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在宅基地取得、有偿使用、无偿有偿退出、交易流转及解决违法违规等问题方面成效显著,但存在过于追求节约集约、过于强调当下利益及城镇化导向明显等问题。未来的宅基地制度改革应当以乡村振兴战略对宅基地制度的改革构想为基本遵循,服务、服从于乡村振兴的大局,尊重中国乡村的实际和发展规律,进而探讨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有效形式。     

国家战略驱动与基层治理现代化——兼论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双重战略”的衔接北大核心

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和适应复杂多变的治理形势,党和国家逐步强化对基层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通过制定明确的战略,并附以精细化的指标管理、技术化的考核手段、密集化的监督问责等内容和形式,确保国家战略目标和任务的实现。在战略目标和任务落地过程中,形成了以项目制和科层制为支撑,以强有力的党的领导和政治动员为特征,并更具权威性、理性化和规范化的国家战略驱动。其已成为基层治理运行的一种常规而稳定的形态,且呈现出不可逆转的态势。精准扶贫既是国家战略在乡村场域的典型呈现,同时也丰富了其内涵和结构。乡村振兴作为精准扶贫的延续和升级,二者共同构成了国家战略在基层治理的“一体两面”。这表明,只有从国家战略驱动这一基层治理运行的形态出发,才能真正探究清楚“双重战略”衔接的根本所在,进而防止各类资源重叠和浪费,在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同步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     

论我国农村宅基地退出的立法构造

现行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法律间存在冲突。正在进行的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其关键是将改革试点区域探索的新经验、新做法与国家层面的立法相结合,确保"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成果能落实转化为法律。制定农村宅基地退出的法律法规,可以弥补我国农村宅基地专门立法的空白,依法维护宅基地使用权人的用益物权,构建集约、节约利用土地的机制,有利于保护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制定农村宅基地退出的法律法规,农村土地改革试点区的新经验新做法可以提供借鉴,立法中的政法传统可以提供理论支撑,农村宅基地自发规则和秩序可以成为实践基础,发现法律可以成为法律创新手段。我国农村宅基地退出管理立法应包括农户宅基地退出遵循的原则、农户宅基地退出的申请与审核、农户宅基地退出的补偿、农户宅基地的收回、法律责任等内容。     

贫困与共同富裕的制度逻辑——明长城沿线制度性贫困的成因与治理

中国内部不同区域的贫困有其独特的制度逻辑。本研究以贫困与共同富裕的制度逻辑为切入点，探讨了明长城沿线制度性贫困的成因与治理。本研究认为，长城实质上是一种在国家政权影响和调整下，在国家战略层面实行的有目的隔离与有计划开放的制度体系，包含规则内的正式制度以及规则外的能够提高个体收益的非正式制度。伴随边疆内陆化，明长城军事功能不断下降，政治秩序得到强化，经济管理不断正规化，非正式制度逐渐消亡，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暴露出资源禀赋较匮乏的本相，最终表现出近现代该区域的整体性贫困。通过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生态搬迁、集体组织发展、对口支援与行业扶贫等已有的治理实践，本研究得出未来长城沿线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根本治理逻辑。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协同逻辑及政策选择

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以后，我国治贫阶段进入“后扶贫时代”,扶贫工作重心也由消除绝对贫困进而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当下，乡村振兴仍然聚焦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总目标，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突出最首要的问题便是相对贫困治理。从政策协同理论的视角看，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在协同主体、协同内容与协同机制三个维度具有内在逻辑关联。为此，可通过主体协同共治、内容衔接共通和机制协同互促的方法来促进其有效协同，并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多维识别标准、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转换“输血”扶贫模式等四个层面的政策选择来提升贫困治理效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振兴中规模性返贫风险的发生机理与阻断机制

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是乡村振兴阶段巩固扩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基础和前提。本文通过提炼自然灾害频发、生命健康隐患、市场风险增多、政策执行偏差等乡村振兴中的主要风险点，总结可能引致规模性返贫风险的关键事件；基于“传统—现代”视野，从传统的持续影响与现代性的自反性两方面进一步解析乡村振兴中规模性返贫风险点的深层次诱因；归纳乡村振兴阶段结构与制度的变迁、风险环境、风险抵御机制与规模性返贫四大关键要素，通过分析其互动过程，揭示乡村振兴中规模性返贫风险的演化逻辑与发生机理；最后基于上述分析，从实现源头识别、转向合作治理、推进主体性重塑三个方面构建乡村振兴中规模性返贫风险的阻断机制。     

外部嵌入与内生赋能：乡村振兴背景下驻村帮扶的路径选择——基于贵州M村的案例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驻村帮扶面临的情境已经从脱贫攻坚时期的“扶贫”情境转向乡村振兴阶段的“振兴”情境。聚焦外部帮扶与内生动力相结合，在已有嵌入式帮扶理论基础上，援引赋能理论提出“嵌入—赋能”分析框架，并基于贵州M村的实践案例，可以发现：以形成内外合力为主线，以促进村庄的新内生发展为导向，强化外部的制度嵌入、资本嵌入、观念嵌入与内生的结构赋能、资源赋能以及主体赋能之间的有效联动，是乡村振兴背景下驻村帮扶的可靠路径。从动态递进的视角，构造乡村振兴背景下驻村帮扶的理想进路需要实现融入逻辑、激活逻辑、自主逻辑的紧密衔接，以外部力量的有效融入为前提，以外力驱动的内生激活为关键，以内生力量的自主本位为归属。     

推动小农户融入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既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重大战略,也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十四五"时期既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也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五年。进入新发展阶段,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是努力促进小农户与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措施实现有效衔接。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对我国乡村振兴的指导价值

乡村振兴战略是马克思主义城乡统一思想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大计，反映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对科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全面建成农业强国有重大指导价值，农业合理化、农地规模化、农户合作化、农村工业化、农民主体化、农政公共化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后脱贫时代推动金融扶贫高质量发展研究

金融扶贫高质量发展是解决相对贫困及返贫的制度安排与政策工具,能有效解决我国后脱贫时代金融扶贫资金失衡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等难题。作为金融扶贫的延续与创新,高质量可持续的金融扶贫契合精准扶贫长远目标,提高了扶贫资金的“益贫性”,促进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与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工具。后脱贫时代高质量可持续金融精准扶贫的实施,需要政府和金融部门通力合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发挥政策长期效应;需要完善贫困识别体系,提高精准识贫质量;需要压实金融监管责任,夯实金融扶贫成果。     

“两项制度”衔接试点工作应破解四大难题

实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贫开发制度有效衔接，是完善我国扶贫战略和政策的新举措。做好“两项制度”衔接试点工作，目前，需要破解救济与帮扶、不公正不公平、资金使用效益和工作保降机制等四大难题。     

实施精准扶贫战略 实现“十三五”规划目标

本文论述了精准扶贫战略的背景与内涵、实施精准扶贫战略采取的具体措施,以及精准扶贫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与应对措施。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贫困人口识别标准、实施切实有效的精准帮扶措施、制定严格有序的脱贫退出机制,为"十三五"规划目标的顺利实现提供根本保障。     

政策性金融支持脱贫地区全面乡村振兴研究——基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视角

在过去十年，我国完成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政策性金融在脱贫攻坚时期发挥了重大基础性作用，实现脱贫地区全面乡村振兴需要其持续发挥作用。我国政策性金融自身可持续性发展方面存在不足，政策性“存量”贷款大多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地方融资平台转型缓慢，可能影响支持乡村振兴的“增量”投入，依赖政府购买服务的还款模式在乡村振兴时期存在“合规性”风险，支持乡村振兴的资金存在市场化来源和政策性运用之间的矛盾，脱贫地区产业基础薄弱也不利于政策性金融支持。促进政策性金融支持脱贫地区全面乡村振兴，要顺应国家政策变化，加强政策性金融“存量”贷款管理，在创新中强化政策性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增量”支持，扩展政策性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低成本资金来源，加强“政银”在全面乡村振兴方面的沟通合作。     

经济全球化变局中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逻辑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三农”稳定社会民生、强化国家战略定力、巩固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作用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充分重视。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中央对乡村振兴战略和“三农”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国自身经济社会的稳健、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减轻世界经济下行风险的冲击，有利于自身和平崛起，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特殊的世界意义；完善农村经济制度、创新农业发展模式、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党的全面领导是乡村振兴战略不可或缺的政治保障，不但为乡村建设凝聚社会合力，且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竞争提供了强大的战略支撑。     

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研究述评

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研究自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时广泛兴起,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和六中全会都着重阐述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大战略,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助推乡村振兴明确了目标方向。学界主要围绕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理论底蕴、历史演进、主体凝聚、阻滞因素及破解策略等进行探究,并从多维视角提出了诸多初具学术价值的思想观点。本文梳理和审思了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研究的困境与不足,着重凸显了未来研究的着力点。     

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经济发展新格局”

“双循环经济发展新格局”是2020年党中央、国务院在面对当前及今后复杂经济形势下提出的经济发展新战略。“双循环经济发展新格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新格局。在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经济发展新格局”过程中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均衡、供需错位、产业结构不合理等诸多问题和短板。因此,要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缩小区域不平衡和城乡差距;扩大城镇化建设,完善城市相关配套政策;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升级供应链和产业链;促进产业结构之间和内部的合理化和优化;完善和加强制度保障,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意愿;建立扶贫长效机制,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消费需求。     

小额信贷:贫困地区的金融创新

小额信贷是指面向穷人的小规模金融服务 ,其出现有深层次的制度原因 ,它是同国家扶贫战略转变相伴生的金融制度安排非均衡的结果 ,是使被排斥在正规金融安排之外的弱势群体获得信贷的金融创新。区域开发式的扶贫战略强调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来带动脱贫 ,增强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实力 ,然而 ,这种瞄准地区而不是贫困农户的战略使得处于开发项目辐射以外的农户无法受益。这部分在艰苦环境之中生存下来的农户 ,只要有小额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便可为脱贫创造有利条件。 1994年 ,中国政府“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付诸实施 ,不到三年时间中共中央于 …     

回归与重塑:乡村振兴中的乡贤参与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的振兴,能否发挥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向上作用事关乡村社会的重建和发展。历史上,乡绅为皇权向基层社会延伸的权力载体,在国家与乡村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皇权通过乡绅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治理,达到了"家天下"的愿景。乡贤文化曾根植于乡村社会,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乡贤一度退出农村社会舞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以史为鉴,乡贤作为乡土社会的成功人士,是乡村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理应被纳入乡村建设所需的人才范畴。新乡贤传承了"乡绅治村"的传统,在主体范围、资格获取方式、发挥作用方式等方面对传统乡绅进行了传承与重塑,乡村振兴中鼓励乡贤返乡对推动农村产业转型与升级、建设文明乡风和实现治理有效具有重要意义,但乡贤参与乡村振兴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从地方实际出发进行引导和规制,以实现他们的有效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