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哈贝马斯市民社会论域中的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即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它既区别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又同国家这种公共权威领域迥异。公众舆论是公共领域作为私人领域和国家之间的中间地带的主要标志,其基本功能是对以支配性权力为凭借的公共权威的批判,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和社会需求的调节。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重建以交往理性为基础的公共领域,是构建真正的民主制度和秩序的前提。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论述,使市民社会理论从传统的“国家—社会”两分图式发展为“国家—社会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三分图式,为当代公民社会理论研究拓展了广阔的空间。     

关于党内权力监督的几点思考

“共产党要受监督”是由我国公共权力的独特性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即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 ,这样我国的社会公共权力基本上由四大主干组成 :中国共产党权力体系、政府行政管理权力体系、经济管理权力体系和社会权力管理体系。其中党权力的触角伸展到了社会公共生活的每一角落而具有全面性和总体性。党的权力既然是公共权力且具有全面性和总体性 ,其权力必然具有由权力主体自我扩张的倾向而使政治权力无限扩张的属性。因此 ,党内权力监督是关系我党、我国政治体系稳定和政治秩序正常运转的重要问题。至于如何进行权力监督制约 ,西方的政治思想…     

论当前我国非直接利益冲突频发的体制性根源简

近年频发的非直接利益冲突是社会矛盾的新形态,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政治、行政、社会等体制性弊端日积月累的必然产物.这些弊端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高度分化所导致的“相对剥夺感”、参与制度供给不足所导致的“权利贫困”、公共权力异化和政府治理能力滞后所导致的“合法性危机”以及公民社会发育不良所导致的“公共空间萎缩”.     

从哈贝马斯理论看"国民之争问题"

国民之争问题在中国日益突显,这既是一个历史问题,又是一个现代性问题。现代性加剧了个人与国家的疏离,尤其在全球化经济环境下,个体自由与整体和谐的冲突不可避免。哈贝马斯在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外建立新型政治经济哲学,即话语政治,并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开创出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将社会结构区分为系统与生活世界两部分,用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方式,并借助公共领域这个中介,协调两者间的矛盾。于是,国家维护系统权力,公民维护社会规范,在权力与规范的对立中,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为国民之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协调方法,也为我国经济领域的国民之争问题提供了解决的思路。     

中国公共领域发展滞缓的传统归因与现实路径

以包括公共空间、政治讨论和理性批判在内的现代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要素为理论关照,从传统社会结构、传统社会的公伦理文化的特点和法律保障的缺失三个方面解析我国公共领域发展缓慢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公伦理文化和法律保障的缺失抑制了公共领域的发育。发展公共领域的现实路径是：市场经济解构了传统社会,为公共领域的孕育和发展创造了社会前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公共领域及其观念生存和发展的政治前提。     

构建政府行为约束机制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首次提出了权力制衡理论。他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因此,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否则“公民生命、自由必然要成为牺牲品。”①政府作为最大的社会公共权力中心,同样需要对其进行权力制衡。否则,政府权力的自我扩张的内在冲动必将导致政府权力的泛化和异化。而且,这种权力的泛化和异化是以牺牲社会、公民以及其它合法利益集团的合法利益为代价的,这样,也就必将使社会公民以及其它利益集团的利益的丧失,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心态、情绪变态和扭曲。同时,寻租活动、腐败行为里应外合,社会问题应运而生。政府失去权威、政府官员蜕化、社会处于无序化状态,甚至“国将不国”。因此,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要建立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以适应约束政府公共权力泛化和异化之需要。同时,现代政府公共权力的多元性决定了要建立多元的约束机制。笔者认为,主要包括财政约束、政治约束、法律约束、社会约束、市场约束和金融约束。     

论点集萃

□摘正确认识国家与社会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寿林博士撰文提出:如果说国家是以强制力量为依托,以政治权力为手段,以统治秩序为经纬的公共利益关系的总和。那么社会则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以契约关系为纽带,以人格独立为特征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换言之,国家是对公共活动领域的一种抽象,社会是对私人活动领域的一种抽象。两者在特征上的主要差异表现为:第一、国家作为人们公共活动领域,其权力是社会政治关系的集中体现;社会作为人们私人活动领域,其权利是社会经济关系的集中体现。第二、国家作为人们政治活动领域,其权力以强制力量为…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和走向

一、服务型政府:政治还是治政?对于“私人领域”的管理可以称作“社会治理”或“治理社会”,属于“政治”的范畴。“公共领域”的管理主要被界定为“政府治理”或“治理政府”,属于“治政”的范畴。前者强调的是“治民”,后者强调的“治官”;前者的目的是要规范公民行为和社会组织行为,保障公民权益,防止暴民政治;后者是要规范政府(包括官员)行为,限制公共权力,防止暴政统治。从政府改革的角度看,服务型政府意味着政治观念的根本转变:从以统治百姓为核心的政治观念转向以服务百姓为核心的治政观念。前者重在“治民”,限制百姓;而后者重在“…     

现代社会与个体自由的实现方式

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的分化,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离,促进了现代多元社会的形成和深入发展。现代社会对国家权力的运行进行了严格限定,对"多数人的暴政"予以了高度防范,对市民社会加以积极建构,这种"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以及"以社会制约权力"的方式,使现代人享有一系列受法律保障的、不受政府干预的个人空间。这是现代人自由的基本标志,也是现代人生存状态不同于古代人的鲜明之处。     

科学技术、公共领域与和谐社会

就科学技术发展来说,“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不仅直接强化了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而且在其涉及新型工业化道路、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网络伦理等问题方面又显现出了对科技发展的公共价值的相应反思。这意味着可以通过公共领域来把握科技与社会的协调关系问题。科技进步无疑推动了公共领域的兴起和发展,但科技发展及其生态和社会效应本身也可以作为公共问题在公共领域层面获得政治伦理考量。也就是说,在公共领域中通过建构科技公共交往机制,确保公众最大程度地参与科技发展的公共决策,进而推动权力、资本和知识精英围绕着科技与人、自然和社会之间的持续协调发展问题,提出适合公共利益的解决方案,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逐步生成。     

新时代社会公共信任建设的伦理基础

公共信任的核心要义是伦理普遍性,实质则是公众对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诸领域伦理普遍性诸形态的信任问题。政治领域公共信任建设的关键在权力,要强化规范性的伦理建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从严治党,确保权为民所用;经济领域公共信任建设的关键是财富分配的正义性,对公权与财富私通、市场主体间恶意竞争要零容忍;文化领域公共信任建设的关键是真、善、美,产业化过度是文化领域伦理普遍性祛魅的直接诱因,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事业发展,确立讲政治、扬正气、促和谐的价值目标;社会领域公共信任建设的关键是伦理风尚,要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气质,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伦理。     

权力与权利之错位及其矫正

在政治领域,权利和权力是以利益为纽带的辩证统一关系。权力是权利的让渡,权力是为权利服务的。在公共领域中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在经济领域中使市场经济价值规律充分发挥,在公民社会中公民监督机制全面加强,三者相互制衡,实行社会和谐发展。     

论社会主义宪政的基本内涵

宪政的基本内涵是限制政治权力,保护人民的自由。社会主义宪政的基本内涵是:我国依据体现民主法治精神的社会主义宪法进行政治治理的过程,以及以维护保障公民权利和科学规范国家权力运作为目的的政治运行过程,其本质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本出发点与前提,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目标,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人权保障、限制公共权力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关于实施、维护和发展完善宪法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运行状态的有机整体。     

官场“权力瘾”泛滥之忧

唐亚林在2011年10月《人民论坛》（上）撰文指出：认清公共权力的性质，阻断公共权力与利益的结合与输送之路，压缩因宫位越高自由裁量权就越大而引发的腐败空间，是降低、控制官员“权力瘾”的有效良方。第一，官员“权力瘾”是公共权力异化的结果。目前形成了“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利益化、个人利益政策化”这一“中国式权力异化”的恶劣局面。其后果必然是拥有权力的人不愿放弃权力，权力小的人渴求更大的权力，没有权力的人拼命追求权力。第二。官员“权力瘾”是权力商品化的结果。     

政治社团:生成机理与特征、功能

政治社团是现代政治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具有客观必然性:经济的发展,利益的分化,特殊利益群体的形成,是政治社团产生的经济前提和社会基础;国家公共权力作用的普遍性和政治社会的民主化,是政治社团产生的政治原因和政治条件;群体共同利益意识的孕育成熟,是政治社团产生的内在根据。政治团体不同于一般社会组织,它具有存在的历史性、政治主体性和围绕国家权力运作性;它不同于国家组织,具有地位的依存性、存在的二重性和功能的不可替代性;它不同于政党组织,具有不求占有政权性和公益代表上的相对狭窄性。政治团体有其单体功能:聚合群体意志、整合群体力量和影响国家权力过程的功能;也有交互作用而成的综合功能;推进政治社会民主、增强社会政治监督和促进国家公共权力机构提高公共决策科学性、公正性和可行性的功能。     

论我国公共领域的现代生长

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推动了公共领域的现代生长,促成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化。与西方不同,我国公共领域的生长是以现代化、全球化和网络化为背景的。公私域界限明晰化、公共权力运作规范化和社会舆情力量增强是我国当前公共领域的生长特征。公共领域的茁壮生长固然可喜,但是,目前出现的私人领域公共化和公共领域私密化的倾向不得不令人担忧。     

试论当代中国社会的公共话语

公共话语就是公众在公共领域里就公共事务自由公开的对话、讨论或意见表达,它与公共领域、公民文化密切相关.当代中国已经基本具备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要件,这就为公共话语的形成提供了广阔的公共空间,也为社会各阶层的离散型公共话语培育了良好的生态语境.与西方发展不同,我国社会中的公共话语应该更多的是可协调的离散型公共话语,归宿是共识型公共话语.     

权利平等和国家与社会的分离

一切“平等”都是一定的历史产物。“平等”以一定方式的实现,都需要一定的历史关系。认识一个社会“平等”的质的规定性,首先要认识这个社会的历史基础。国家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机关,当“平等”以一定的方式实现时,必然要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采取相应的形式。以人的依附性为特征的自然经济社会,平等实现的方式是社会特权和政治特权的叠合,它要求国家与社会的合一;以对物的依赖性和交换平等为特征的商品经济社会,平等实现的方式是权利平等,它要求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以对社会生产自觉控制为特征的自由联合劳动社会,平等的实现才是社会平等,它要求国家与社会的新的合一。中国正处于发展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对平等实现的选择,只能是权利平等。它要求否定社会特权化,要求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因之应从各方面促进这一分离,如:确保国家执行“公共意志”;不以公共权力身份介入私法关系;一切公职向社会开放;一切公务活动法律化、制度化等等。     

公共权力与私人资本的博弈:政商关系之历史与现实

社会现实告诉我们,公共权力与私有资本都必须受到制约。在人类历史上,政商关系先后经历了前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神化、资本主义社会权力道德化和社会主义社会权力客观化三个阶段。其中,资本主义社会私有资本第一次真正实现了有效地制约公共权力,将其关进了私有资本的笼子里。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依靠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建立相配套的社会主义市场政治上层建筑来制约公共权力;在此基础上,必须用公共权力将私有资本关进科学制度的笼子里,不能放任私有资本从经济走向政治染指国家政权,要坚持国家公共权力对私有资本的驾驭。因此,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重塑强大的科学的公共权力优越和正确处理政商关系,是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个重要方面,特别是保持一种强大的科学的公共权力优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关重要的支撑。     

政治学视野中公信力概念研究

从政治学的视野来看,"公信力"这一概念以"信任"为核心内容,主要涉及公共领域、公共权力、社会公众、价值评价这四个主要环节。"信任"是交往关系的产物,制度设计在本质上是不信任的反映,因而必须在交往关系下看待信任问题。在交往关系之下,"公信力"是以"信任"为基础的,但却是在主客关系的作用下而形成的,这使得公信力显现出心理性、资源性、变动性、权威性、继承性的特征。对于政治体系而言,在提升其公信力方面,主要是塑造自身政治形象的能力、建立自身政治权威的能力、获得民众政治认同的能力、扩大自身政治影响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