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类“安全阀”思想

“安全阀”是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科塞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科塞设想的社会体系中应该具有的一种建立在对社会冲突特别是等级冲突正功能认可的基础之上，使冲突制度化，帮助表达不满的特殊机构。这种制度一方面可以发泄积累的敌对情绪，另一方面可以使统治者得到社会信息，体察民情，从而避免灾难性冲突的爆发，保护社会的整体结构。中国古人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也认识到了社会冲突特别是等级冲突的积极意义，进而产生了利用等级冲突的思想。它与科塞的“安全阀”思想既有相通之处，又有迥异的地方，所以笔者将其称为类“安全阀”思想。从现…     

社会冲突:破坏抑或建构——基于典型样本的现实解读

对于身处转型社会、风险社会、网络社会同步来临的当前中国来说,社会冲突的出现及其日趋复杂化是不争的事实。但诸多案例表明,社会冲突在具有负面影响的同时也有正向功能。它能促进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带动社会整合,发挥"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农村社会冲突及随之而来的农业税费改革、贵州瓮安事件及其区域政治生态环境的改善、江苏启东事件及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优化等典型样本是对社会冲突发挥建构性作用的直观反映。当然,社会冲突能发挥建构性作用,是建立在相应机制予以承接的基础之上。推动社会冲突成功转化的四个重要机制是:必要的政治妥协:构筑冲突缓释的必备空间;提升政府公信力:释放冲突转化的重要信号;促进协商沟通:为冲突转化提供有效载体;有为的制度建设:为冲突转化提供坚强保障。     

“国家—社会”视域下合村并居问题再讨论

受2020年山东省“强拆村居、村民被迫上楼事件”的影响，当前学界对合村并居的讨论呈现负面趋势。但对“合村并居”不能将其简单地理解为“拆村并居”,而需跳出现实问题来谈行动本质。从“需要”概念出发，“国家—社会”关系的相关理论为重新审视合村并居提供了新的框架。研究发现，合村并居能在乡村社会重塑新治理空间与结构，突破区域化的细碎产权局限促进乡村集体经济发展，契合国家与社会在互动中的融合性需要；而国家—社会中的第三领域也有效防范和缓和合村并居过程中的冲突。因此，合村并居的开展需要在国家与社会的互适调整中，坚持农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强化政府履责、激发第三领域的“安全阀”机制，进而实现行政区划改革服务乡村有效振兴的目的。     

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探论

区域社会数字治理以数字信息为支撑，全面推动数字技术与区域社会治理方式深度融合，使数字化转型这个“最大变量”成为驱动区域社会治理的“最大增量”。在区域社会协同治理中运用数字化技术进行数据动态分析，能够重构区域社会治理范式，促进线下线上融合的协同治理创新，推进区域社会治理结构的改善、治理机制的创新、制度机制的协同，以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应对跨域数字治理的复杂性。在探讨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的必然性和基本特质的基础上，可从进一步优化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结构、构建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的规范体系、夯实区域社会协同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支撑等方面探寻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进路。     

大学生网络宣泄的安全阀机制

社会安全阀是用来表示社会冲突的正功能的概念,具有宣泄敌对情绪、维持群体稳定的功能。网络成为大学生校园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为大学生宣泄情绪、缓解压力提供了平台,网络宣泄是一种社会安全阀途径。以网络为媒介的安全阀机制存在一定弊端,要完善网络安全阀机制,科学引导大学生的网络宣泄。     

农村基层组织与“农民精英”

本文对转型时期我国乡村治理的结构变迁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农民精英”这一特殊群体的制度原因和社会背景及其与农村基层组织之间的冲突关系,提出改善乡村治理的关键在于客观认识、高度重视、理性对待农民精英,并从化解冲突、寻求合作入手,重塑国家权威、基层权威与民间权威的良性互动机制。     

和谐社会的理想与现实——一个政治学的视角

后革命时代,发展是社会的主旋律,革命的逻辑是在无秩序中求新秩序,发展的逻辑是在现有秩序中求进步。多元复合转型的中国社会是一场自我革命,充满矛盾和冲突,机遇与挑战,必须在秩序中实现转型。和谐社会的理想是我们实现这个转型的最佳选择,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重构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以民主监督防止权力异化,建设科学合理的分享机制,建立化解冲突的空间。     

社会管理创新八议——基于社会风险视角

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本文以社会风险防范和社会矛盾化解为视角,采用理论分析的方法,主张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突破口和重点在于对风险社会、开放社会、多元社会、虚拟社会的管理,以满足民众的安全、融入、公平、表达诸需求;确认中国处于“风险共生”下的高风险社会,其依据在于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停滞、社会结构紧张、社会系统复杂、现代性的不确定性.创建了“风险-灾害-危机演化连续统”模型和“风险管理-灾害(应急)管理-危机管理全过程应对”模型,提出了“三位一体”的战略治理.揭示了社会目标单一、社会结构失衡、社会关系失调、社会冲突增生等四大社会风险源,概括出暴力群体性事件、具体利益冲突、集体性敌视、普遍的社会不满等四种社会矛盾形式,构建了“社会矛盾冰山结构”模型,设计出阻断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五大制度体系.     

我国转型时期地方政府政策制定:冲突治理与政策设计

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基础上,我国社会政治体制、社会观念也面临着深刻的变革.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其政策制定要以公共权力、公民权利、利益协调为核心要素,逐步形成科学化规范化的冲突治理与政策设计模式.转型时期以地方政府为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局部利益的冲突成为政策制定的主要困境.需要完善权力运行体制和决策机制.扩大社会各方的广泛参与和促进有效的政策沟通.     

制度创新的条件及实现路径——基于政府、市场、社会的协商共治经验

社会的发展进步，往往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来推动和实现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本质正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不是为创新而创新的“折腾”,也不是换汤不换药的花样翻新，而是基于发展和治理需求导向的解决方案的探索，是基于社会共识而构建新规则，以实现更有秩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的社会公共生活为目标。制度创新是许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多元共治，被认为是协同治理的理想状态。本文从政府、市场、社会互动博弈的角度分析制度创新的条件和实现路径。研究认为，制度创新可分三个阶段，即博弈阶段、共识阶段和实现阶段，相对应地，其实现需要满足三个“有效”条件，即多元博弈机制的有效运转、制度主体共识的有效达成、符合共识制度安排的有效供给。为推动制度创新的实现，应建立多元博弈机制，凝聚最广泛社会共识，激励解决方案的创新设计与试验，增加有效制度供给，才能带来制度效能的显著提升。     

利益与秩序:当代中国社会矛盾治理的二维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战略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特殊阶段,因经济发展和利益调整引发的社会矛盾正成为主导性矛盾.如何把这些矛盾控制在“秩序”范围内,使改革发展的社会成果为最大多数人共享,就成为秩序的内在要求和利益的目标指向.基于此,本文构建社会矛盾治理的二维框架:和谐秩序是社会矛盾治理的目标诉求,利益协调是构建和谐秩序的现实途径,通过政府转型、社会治理和制度整合,以达到近期操作性对策与长期制度性建设的有机统一.     

重大事项社会风险评估制度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改革开放以来“普遍受益期”向“利益调整期”的加速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发生了再大变化，利益格局出现了重大调整。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一直坚持“大胆探索、先行先试”，社会矛盾不可避免，维护社会稳定面临较大压力，建立和健全深圳市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思想评析

发生在18世纪的两次革命——工业革命和法国革命,具有浓重的经济与政治色彩,赋予了现代社会以典型的＂两面性＂特征,从而为＂应得权利＂与＂供给＂这两个概念及其关系提供了思想渊源。作为社会理论与社会科学常用的概念,＂应得权利＂与＂供给＂及其辩证关系,孕育了现代社会各种矛盾与冲突的萌芽,构成了达伦多夫社会冲突思想的理论基石。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思想,对于重新认识和审视转型时期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对于建立和健全相应的疏导机制,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代转型

人类历史演进呈现出国家与社会关系逐步分离的趋势，社会现代化运动加快了这种分化的趋势。中国正在经历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代转型。这种转型是建设价值理性、制度理性和行为理性的过程，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性化。为此，要建立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价值体系，建立以人权保障为中心的国家制度体系，建立以社会自治为目标的社会管理体系，以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代转型。     

社会治理视野下的工会转型与政府角色研究——以浙江省YW市工会维权模式为个案

当前社会转型给政府带来了职能转变的需要，也使中国工会的角色和功能发生了变化，即由“行政附属机构”逐渐转为承担“治理”功能的社会组织。但工会转型步履维艰，主要表现为旧的工会体制对新的治理需求的不适应。本文以浙江省YW市工会维权的新实践为例，认为相对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工会转型的一条可能性路径是借助政府的力量，在现有的组织资源和熟悉的制度框架内整合利益关系，实现社会的治理化需求。     

“纵向民主”助中国平稳转型

在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不同的国家，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也有差异《中国大趋势》一书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认为，通过政府权成与民众意志的双向互动，中国逐步建立了有别于西方的“纵向民主”机制这种模式在不颠覆现行体制的前提下逐步提升社会的自由度，有效避免了西方“横向民主”可能造成的资源浪费与政治动荡，确保中国社会实现平稳转型下文暑他的具体论述——     

义利关系的历史视域与现代视域

“义”与“利”是道德关系的基本范畴,是“人我关系”在利益维度的折射。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宗法礼治秩序与整体主义的人伦环境,为“重义轻利”提供了充分的价值合理性基础。随着市场化、全球化与网络化生存方式的深化,重义轻利道德价值观逐渐消融。在当代多元化、差异性的社会中,“义”的“私德”性质淡化,其内涵已不再局限于个体之“道义”,而根本上吁求社会与制度之“正义”。构建当代转型社会的制度之“义”,以最终实现“义利统一”的道德机制,成为传统义利观转型与发展的现代性视域。     

从"养儿防老"、"单位养老"到"社会养老"的转变

“养儿防老”是工业化社会以前家庭为依托的养老方式,“社会养老”是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依托社会制度安排的养老方式,从“养儿防老”到“社会养老”是随着生产的工业化进程逐步发展演变而来的。我国现在正处于以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和工业化向纵深发展的特殊时期,与之相适应,就存在着城镇由“单位养老”向“社会养老”的转变和农村由“养儿防老”向“社会养老”的转变。面对即将来临的老龄化社会,我国解决养老问题要调动个人、企业和政府多方的力量。     

试论转型期官民之和谐

中国的官与民在几千年的历史里几乎一直是对立的,而这传统的遗毒现在则体现为一种官僚主义作风的扩张。在当今中国的这个转型时期,官民之间的冲突因制度的不完善和有些官员的处理方式不当,已经成为社会的严重问题。试图以农民与官员的冲突为例予以分析,并尝试构筑起官民和谐的途径。     

“十四五”时期我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目标与任务

“十四五”时期我国完成现阶段脱贫攻坚任务后将开启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为目标的新的贫困治理阶段,社会救助制度在此期间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本文在总结“十三五”时期我国社会救助发展成绩和短板的基础上,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社会救助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目标和主要任务。本文认为,“十四五”时期社会救助应该转向以治理相对贫困为目标,继续提高社会救助的公平性,着眼于更高的社会效益和运行效率。为此,“十四五”时期应该提升社会救助的贫困识别标准,扩大社会救助的行动体系,优化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加强服务救助体系建设,并加强和优化社会救助的管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