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黑格尔国家理论的实质

黑格尔的“法律”．类似干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规律”。自在自为地存在的法是一切人为设定的法或法律的根据。人为设定的法或法律体系,是人的自由或自由意志通过一系列的环节。最终达到实现了的自由王国,成为“绝对精神”或“上帝”、“理性”、“绝对”的体现。法治是黑格尔国家理论的实质,黑格尔的国家则成为他的法或法律体系现实的体现者。黑格尔的君主立宪制必然地导向科学和民主。     

论黑格尔法哲学的法律思想

黑格尔法哲学的法律思想,是以他所处的当时社会中既有的法律为理论前提和思想资料的。黑格尔所说的法律,既具有作为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社会规律的含义,也具有作为哲学认识论意义上的法律的含义。黑格尔的法律概念的本质是自由,黑格尔的法律思想所追求的就是自由的实现。     

略论黑格尔对王权和任性的基本观点

黑格尔强调王权作最后决断的主观性 ,王权是其设计的政治制度的主要环节 ,实际上肯定了“王权就是任性”。但是 ,统观《法哲学原理》 ,可以看出 ,黑格尔明确指出 ,主观任性并不具有真理性 ,不能解决犯罪及其处罚等法律问题。黑格尔反对和否定主观任性 ,具有十分深刻的法哲学意义     

黑格尔的国家:具体自由的现实

国内学术界在对黑格尔国家观的研究中,由于未能深入地把握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整个理论体系,因而存在着或者泛泛而谈,或者过于浅薄的缺陷.黑格尔的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它必然地导致科学、民主和法治.     

黑格尔的国家与英雄

黑格尔将国家定义为一个伦理理念的现实,同时又将其描述为地上的上帝,在维护了国家的整体性的同时,似乎背上了严重的神化之嫌,这也是黑格尔招致无数批判的重大原因之一,但实际上,这种“神化”色彩远比看上去暗淡。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和早年《论德国状况》中关于“英雄”的思考对理解黑格尔极尽现实主义的国家理论将大有助益。本文试图通过对两部著作在政治现实主义判断上相通性的考察,证明呼唤政治英雄建立并维护一个现代德国是贯穿黑格尔一生的诉求,从而政治智慧或政治判断力仍是黑格尔政治思想的拱顶石,也是理解黑格尔整个体系的阿里阿德涅线团.     

从市民社会到国家:法律生命力的圆满展现--黑格尔法哲学之再思考

市民社会是黑格尔法哲学体系里的一个重要概念 ,并与政治国家形成一对范畴 ,从市民社会到政治国家的提升体现了伦理实体自由的理念。法律也由此在这个脉络上得以界定。黑格尔一方面肯定了市民社会中的法律对个体权利的张扬 ,另一方面也发现了其工具性的狭隘。因此在市民社会之上建构了政治国家的领域 ,从而赋予法律本身实质性的价值。简而言之 ,他给我们展示了一幅法律圆满生命力的图景。     

国家与社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阐释

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和发展黑格尔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科学理论。继而,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来自于社会;但国家又异化为社会的异己力量,并反过来控制了社会,从而出现了国家和社会的一体化现象;到了资本主义时期,社会开始摆脱国家的控制并恢复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从而出现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性分化;从最终意义上说,国家终将回归社会,实现与社会的统一。研究和学习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理论,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人的法律因素及其作用

在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产生后 ,必然产生人的主观性法律因素。主观性法律因素的实质性内容是人们的公平正义观念和自由观念。当统治者把人的法律因素和客观规律相结合并加以抽象 ,法律才得以产生。法律是人的主观性法律因素的外化表现。人们尊重自己的主观性法律因素 ,才会有人的守法行为。依法治国应是发现和利用人的法律因素的过程 ,所以依法治国必须防止形式上的法治 ,而要实现实质的 ,真正意义上的法治。     

论警察国家——以纳粹德国和《1984》大洋国为样本

警察国家是指政府不受法律约束,呈现极权特征,任意侵犯个人权利和自由,对人民实行全面、严密和镇压性的控制,凭借警察等暴力工具维持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的国家.警察国家的统治方式在思想层面上,通过舆论控制等进行愚昧统治；在政治层面上,制造人民公敌,消灭异己,通过警察实行恐怖统治；在社会层面,消灭市民社会,极度干预并全面监控个人生活,倡导告密行为.人们的反抗方式主要是破坏规则、外逃和寻找反对组织,但结局都将失败.目前,警察国家并不是过去式,遏制警察国家的产生必须依靠法治,法治国家是警察国家的最大对立面.     

从权利保障视角看族群自治与国家统一（上）

世界主要国家族群关系的模式可以概括为集权控制型、平等融合型及族群联邦制,族群联邦制的成败是关注的重点.中国及各国相关经验表明,族群自治是维持社会和谐与国家统一的制度保障.要长期保持族群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只是依靠严厉惩罚或优惠政策是不够的.中央意图再好、政策再理性,执行过程也会走样.要从根本上消除族群矛盾,必须从完善制度入手.不论在联邦制还是单一制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族群矛盾,而妥善解决族群问题的关键在于合理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族群联邦制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族群政策必须建立在国家统一、地方自治和个人自由有机结合的基础上.     

论经济紧急状态下国家紧急权的宪法保障

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经济紧急状态的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经济紧急状态下,国家紧急权采用宪法直接保障的立法模式是建设宪政国家的必然要求,把国家紧急权直接规范于宪法,即便在经济紧急状态之下,也不得超越宪法而随意扩大国家权力,这是宪政主义在国家紧急权上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国国家紧急权立法模式的路径选择。     

论凯尔森国家理论:“没有国家的国家理论”

凯尔森的国家理论被评价为"没有国家的国家理论"。有必要对该论断作出澄清:它是栖居于正常状态而搁置(如果不是否弃的话)例外状态的国家理论,也是执着于形式规范而祛除社会学国家概念和放逐伦理学国家概念的国家理论。在对国家作出上述理解时,凯尔森对理性主义的虔诚显露无疑,对建构独立自洽的法律科学和观照法治实践的用心也清晰可见。但当他以纯粹形式规范画地为牢时,却也把一个血肉丰满的国家-法律概念做空,并导致对真正重要的问题放弃严肃思考。     

权力视野下的行政国与法治国

二战以后,行政国已成为各国行政权扩展后的一种普遍现象,而从古典法学理论开始就追求的法治国,在现代中国完善法治的进程中又有着重要的意义。行政权与法治权是一对古老的矛盾,是传统三权中最为强势的一对权力关系。行政权与行政国,立法权与法治国的纵向关系、行政权与立法权,行政国与法治国的横向关系、立法权与行政国,行政权与法治国的交叉关系是四者之间的基本关系范畴,而行政国与法治国的关系也是基于这个关系之上。     

论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

准确界定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对正确定罪量刑有着重要的意义。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为“从事公务” ,应从此入手准确把握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三种准国家工作人员。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具有国家机关的性质 ,对其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适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人员的规定 ,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只在特定情况下才能视为准国家工作人员。     

关于现代化过程中国家问题的思考

现代国家是各国现代化事业的主导力量,如何搞好国家政权本身的建设是一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从历史的角度看,民主国家并不排斥对外战争,一个民族并不必然与另一个民族分享自由,我们必须高度关注民主进程与国家统一之间的内在矛盾。     

信息时代的国家主权

在信息时代,信息主权成为国家主权的新领域,国家主权行使的范围和空间不断扩大,同时,国家主权在外部受到信息霸权、网络恐怖主义的挑战,在内部受到地方政府、企业和公民的制约。为维护信息时代的国家主权,中国需要采取发展信息技术、加强信息网络管理、完善信息法律法规、构建信息伦理、推动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等措施。     

欧盟建设的动因、成就及其面临的挑战

欧洲之根不仅在于共同市场,还包括共同的历史。如果要了解欧洲的今天,展望欧洲的未来,就必须了解欧洲的历史。抵御内战的威胁是推动现代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主要动因,如今,对和平的渴望仍然是欧洲建设的主要动力之一。尽管欧盟在过去50多年来成绩斐然,但仍然有许多任务要完成,不仅需要推动欧盟一体化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还要应对其它挑战。这将是一个漫长但却令人激动的过程,需要直接或间接地由选民来决定。欧盟建设的关键问题是以何种形式、速度和雄心来发展新事物。     

国家监察理论的经典之作——简评《国家监察学原理》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反腐败治理方式与方法的深刻变革,急需基础理论作支撑。《国家监察学原理》一书可谓该方面的一部经典之作,它立足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从国家监察学基础理论和学科建设做起,通过剖析历史、论述当代、面向未来,构建出了一个系统化、专业性的国家监察学科体系,体现出了继承性与民族性、体系性与专业性、原创性与时代性的特征。     

论国际投资中的国家责任问题

国际投资中的国家责任问题主要涉及国际投资的法律保护问题 ,如对外国投资和投资者的待遇标准、国有化或征收及其补偿问题。另外 ,还涉及特许权协议、拒绝司法、外交保护等问题。就外资待遇而言 ,发展中国家应根据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双边投资保护条约中慎重承诺。笔者通过对国有化问题的分析 ,认为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所承担的国家责任不是传统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 ,而是一种“合法行为引起的国家责任”。关于特许协议 ,笔者认为它是国内契约。此外 ,在国际投资中 ,还涉及因污染转嫁而产生的国家责任。     

“全球化-福利国家”关联的理论演进

过去三十年间，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众多学者卷入了一场重要的理论之争，即全球化与福利国家之间的关联。这一论争沿着“收缩还是扩张”的主线展开，至今未有定论。位于论争光谱两端的代表性观点——“效率假说”与“补偿假说”——得到了全方位的阐释和检验。随着研究的进展，起初“非此即彼”式的理论对立逐渐被更为具体的分歧所取代。本文试图从变量设定、传导机制和样本选取三个方面对此前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其共识，追溯分歧的根源。在此基础上评介此前研究之得失，并指出可能的改进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