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责任缺位的原因分析及路径选择——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

“三鹿奶粉”事件是一个值得相关责任主体反思的事件，但反思的重点更应当集中在政府在此次公共危机治理中的责任承担上。因为政府责任缺位是导致“三鹿奶粉”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从根本上说，政府责任缺位主要是由于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软弱以及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官员问责制和政府绩效评价制度等存在缺陷造成的。为了规避公共危机的发生，应选择恰当的路径来强化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府责任。     

论食品安全事故中的政府责任

从“三鹿奶粉”到“瘦肉精”、“染色馒头”事件,一系列典型的食品安全事件的频出使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焦点。食品从种植养殖到餐饮消费的一系列过程中均有可能受到有害物质的污染,导致食品存在危害,构成食品安全问题．对公众健康造成严重威胁。作为政府,应对食品安全负有监管的职责,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时,政府应承担因疏于管理造成的替代责任,政府对行政机关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应承担赔偿责任。     

从三鹿奶粉事件透视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管制

三鹿奶粉事件暴露了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的缺失：以政府为主导的监管模式下食品安全监管机制混乱，市场发育不足，食品安全管制中的关键制度不完善，企业难以有效地自我监管，社会中间层组织参与食品安全管制的动力不足。要转变政府在食品安全管制中的职能，依靠市场作用促进企业实施食品安全自我管制，充分调动社会中间层组织力量以达到食品安全的共同治理，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公民四位一体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     

论对黑色经济治理的制约因素

黑色经济已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的毒瘤,对合法经济的侵蚀已超出了社会承受程度,如近年来发生的三鹿奶粉事件、双汇的瘦肉精以及西瓜膨大剂事件等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这些事件并非短期的监管失误造成的,而是由于治理制度长期存在缺陷。     

新闻监督与企业治理研究

近两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频曝光,并引发全民关注的轰动效应,除了食品安全问题本身具有重要性及频发性等特点外,还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本文通过对三鹿公司倒闭事件,探讨我国企业治理结构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并指出了媒体监督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行政法视野下我国驰名商标认可制度改革

2009年1月22日，随着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三鹿问题奶粉系列刑事案件一审审理工作的结束，历时半年之久的“三鹿奶粉事件”也暂告一段落。但是，它所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份判决书和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而更多的是对我国驰名商标认可制度的反思。我国拥有着严格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几乎任何一件产品在投放市场之前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核，     

当代中国政策议程设置研究——以阜阳奶粉事件和三鹿奶粉事件为例

运用多源流理论，从问题溪流、政策溪流以及政治溪流三个方面对2004年阜阳奶粉事件和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进行比较和分析，发现阜阳奶粉事件在短期内成为了焦点事件，引发了一定的社会关注，但是其危害性、严重性以及影响力相较三鹿奶粉事件较弱。在三鹿奶粉事件中，国际舆论和国民情绪对事件的关注加速了该问题的议程，因而，政治源流在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具有关键性作用。     

我国进口食品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解决路径

进口食品安全治理具有较大的复杂性和社会性,仅依靠政府单方力量进行安全治理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从协同治理理论发展而来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理论倡导建立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在内的协同治理机制,共同保障食品安全.基于该理论分析可知,我国进口食品安全治理还存在诸多局限和障碍.在此方面,美国进口食品安全治理制度和实践所体现的公私网络型治理理念、重视发挥进口食品相关企业的主体责任、风险的全面防范与控制等为我国完善进口食品安全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因此,我国应结合进口食品供应链的特点,将境外治理责任配置给国内进口商和出口国政府;建立进口食品安全治理协调机制,实现进口食品安全无缝隙保障;加强进口食品风险防控建设,不断提高我国进口食品安全治理能力.     

加强社会诚信建设迫在眉睫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社会诚信状况却不容乐观。近年来，从西安宝马彩票案到“汉芯”作假事件．从“冠生园”事件到“红心鸭蛋”事件，从“华南虎照片事件”到“三鹿”奶粉事件……，     

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思考

三鹿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再度掀起我国乳制品行业乃至整个食品行业的信用危机。虽然该事件出现后国家有关部门及时采取了各种补救措施,发出了相关的公告,制止了更加严重的后果,但其背后的原因仍值得思考。本文通过深入分析,找出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并给出相关建议。     

我国社会责任投资的政府规制研究

伴随着对企业社会责任日益上升的关注度,社会责任投资作为与企业社会责任紧密相关的投资方式在我国已有了一定的认识与初步的实践。参考国外已较为成熟的社会责任投资情况,可以明确了解到这种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投资方式从长远角度来看优于传统的投资方式,但这种优势在我国却并不明显。究其原因,政府针对社会责任投资的规制行为存在着规制行为方面和制度方面的问题,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的特殊角色使得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责任投资的发展及效果。本文深入分析了问题发生的原因,旨在提出有效解决问题的长效规制机制,目的是使社会责任投资——这一新兴、高效、有益的投资方式在我国得到蓬勃的发展。     

试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完善——以毒奶粉事件为表述对象

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对经济崇拜的高涨和对生命价值的漠视必然导致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当下发生的三鹿毒奶粉致婴幼儿尿结石甚至肾衰竭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事例。三鹿毒奶粉事件折射出政府监管食品安全制度的不足,值得我们深思。当务之急,是应当尽快健全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理顺监管机构组织体系,完善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建构"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监管制度。     

荐证广告的法律分析

“三鹿事件”发生以来,各大乳品企业纷纷改换策略,着以名人或是一般消费者现身广告,这种广告表面上有推荐的意义,但实质上却有非保证性、非代言性和难以验效性的特点,我国法律的粗浅规定没能有效对此规制,为此须将这类广告区别分一般消费者型和名人专家型,设置不同的注意义务和责任形式,并从保护市场秩序和消费者利益出发引入竞争公益诉讼加以规制。     

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规制的完善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我国相当多的民营企业已经成为跨国公司的供应商或者直接面对国际市场。尽快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强化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已成为当前中国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许多中小民营企业对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更有甚者,不少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逃避自己的社会责任,有些甚至是见利忘义,制造一起起震惊全国的恶性责任事件。通过对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现状,剖析民营企业缺失社会责任的成因,才能够提出有效的法律规制措施。     

论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

市场经济的发展表明,公司这种企业形式已经成为全球社会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推动力,公司在为社会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社会经济、生活以及人类的生活环境产生影响。由于公司固有的逐利性,在其生产和经营的过程中,对消费者、职工及社会环境等造成侵害的行为时有发生。三鹿奶粉案暴露了我国食品安全立法的不足,应以公司的社会责任为研究视角,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完善相关立法。     

疫情防控与我国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反思——以政府行政管控手段为考察对象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社会生产生活带来了不容小觑的影响,面对突如其来的公共危机事件的不利冲击,应当从规范行政税费政策、精益行政审批、构建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三者间的功能定位等四个方面着手,进一步同美国第四次税改及政府优化改革进行对比分析,为我国政府规制公共危机的手段与边界提供一些现实思考。在此次疫情下,政府与市场、社会三者间的关系应当是以政府规制为主导责任,以市场的有效调节为辅助,以社会的自主调节治理能力为基地。     

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的食品安全法律对策研究

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食品企业缺乏社会责任,强化食品企业在食品安全上的社会责任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基础和关键。食品企业作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应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责任。同时政府要在全社会倡导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完善立法、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企业诚信与和谐社会

自从2005年苏丹红事件席卷全国,2006年9月,上海发生瘦肉精中毒事件,食品安全逐渐成为人们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的发生,再次引起人们的思考,并成为今年两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是什么导致食品安全事件接连发生,探究其中的原因,无外乎是企业监管制度的缺失,以及法规政策的缺位等等,文章从企业诚信这个角度导入寻求答案,从而分析企业诚信对建设和谐社会的意义。     

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制度衔接研究

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暴露了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存在的诸多弊端,其中政府监管制度的衔接问题尤为突出.纵览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的现状,根据行政法基本原则和多中心治理理论,对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内部制度衔接、其他主体衔接提出具体的对策.食品安全政府监管制度的合理衔接对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工作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论作为新型治理工具的信用规制

在信息时代,我国将信用规制作为新型治理工具是两个方面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它以社会信用文化、法治思维和信息治理经验为基础动力;另一方面,它以扩展政府的治理边界﹑创新政府治理工具、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为基本动力。由于信用规制具有规制对象的广泛性,规制过程的系统性、规制取向的多维性和规制影响的持续性等,而且“黑名单”可以在相关领域否定失信主体行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甚至限制行动自由,所以它是一种严厉的,深层次的规制。信用规制的有效性受信用信息的质量﹑信用规制主体的能力﹑信用规制过程中的合作效果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只有信用“善评”才能保护和激励守信者,有效惩戒失信者,否则就会导致信用规制泛化和扩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