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我国计算机取证活动的法律思考

我国计算机取证立法滞后:现行《刑法》规定范围过于狭窄,难以满足追诉的法律需要;电子证据定位存在争议,电子证据的证据地位尚未明确;计算机取证规范空白,计算机取证活动"无法可依"。应从以下方面解决我国计算机取证的法律问题:(1)修订现行《刑法》,适当扩大《刑法》第285条规定的客体范围;将《刑法》第286修改为"破坏计算机设备罪"或在"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中增加破坏计算机硬件设施的规定;规定计算机过失犯罪,增设计算机财产犯罪的规定和"滥用计算机信息系统罪";(2)明确电子证据的地位;(3)创设《计算机取证法》,对取证主体、取证程序、电子证据鉴定和取证工具标准等进行规范。     

浅议我国现行法律中的语言不规范问题

我国现行法律中的立法语言不规范问题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在词汇、语言和逻辑方面均有明显的不良表现。立法语言不规范必然影响法律的效力和法治化的进程 ,应当引起有关机关的重视 ,通过采取立法语言审查等措施 ,从而实现立法语言的规范化。     

公司法“规范错配”与公司章程自治法律风险

随着公司章程自治意识的增强,实践中的公司章程逐渐摆脱过去"照搬"公司法之旧习,个性化色彩愈见浓厚。近年来,实践中关涉公司章程的法律纠纷越来越多,且"涉章案件"经常成为司法裁判中的"疑难案件"甚至"悬案"。究其原委,我国现行《公司法》所存在的"规范错配"问题乃是引发形形色色的"涉章纠纷"的关键性制度诱因。现行《公司法》所存在的强制性规范设置失当、法律规范属性难辨以及要件缺失等问题,造成了章程与公司法之间的"规范缝隙",增加了公司实施章程自治的法律风险,亦为司法裁判中"同案不同判"现象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法律规范的权威定义及结构理论之质疑

现有法律规范的权威定义受制于反映论的认识进路,不仅未能全面揭示法律规范的内在含义,而且在属概念不明之时,自身也晦暗不清。法律规范的概念可以界定为法律文本中表述某主体在一定条件下对其他主体就某客体当为某类行为的条文所表示的意义。以此定义观之,在现有法律规范权威定义框架下建构的法律规范结构理论,论述的其实是复数法律规范间的复合结构,而不是法律规范的结构。     

也谈法律语言的修辞特征

借助现代语言学理论所提供的望远镜,我们会观察到下述事实:在修辞方法和修辞手段的广阔世界里,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经纬”现象.在横向上,它布满了各种各样的“组合”;在纵向上,它陈列着千姿百态的“聚合”.一切语体的修辞特征和修辞原则,都可以在以“组合”为经,“聚合”为纬所织就的世界里得以显现.本文拟依据上述事实,从纵横两个方面对法律语言的修辞特征作一番清理.(一)“聚合”,指的是可以在一个结构中占据某个相同位置的形式之间的垂直关系.在一般语体中,句于中的每个成分都可以用一组同类相关的词语互相替换.例如“领导上派我办理这个案件”,其中的“派”可以用“叫”、“吩咐”、“要求”、“分配”等加以替换.这些在同一位置上可以替换使用的同类相关词语,就构成了“聚合”关系.从“聚合”的角度看,法律语言呈现出一种基本的特征:遵循常规搭配,慎用超常搭配.(一)法律语言大都信守常规搭配的原则,而且往往为自己设置较一般语体更为严格的搭配形式.无论是判断性搭配、陈述性搭配、支配性搭配,还是修饰性搭配、限制性搭配,法律语言都一如既往地忠实于各种语法规则,从不以自己的鲁莽行为去突破语法的藩篱.当科技语体不满意于语法所给定的规则,当文艺语体已经挣脱了语法规则的束缚,甚至当诗歌语言     

刑法规范定义之检讨

在刑法学著述中论及刑法规范正在成为一种时尚。然而,中外刑法学者对其定义的认识普遍存在分歧。有关分歧主要涉及三个问题,即:如何对待刑法规范的归属,如何处理其定义中的种差以及如何理解其定义的数量。其实,从逻辑上看,应当承认:刑法规范可以有多种归属,但把其归属于法律规范也许更为可取;如果这样,只要是其区别于其他法律规范的特殊性都可以在其定义中担当种差;相应地,其定义在数量上可以有多种。     

浅析台湾证券交易法中的刑法规范

证券交易法中的刑法规范,是指证券交易法中专门规定有关证券交易方面的犯罪与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可简称为证券交易刑法。台湾1988年修正的《证券交易法》中专设“罚则”一章,共10个条文,其中属于刑罚规范的条文就七个。以此为基础,1991年11月,台湾证券管理委员会又提出了新的证券交易法草案,使台湾证券交易刑法日臻完善。     

谈侦查法律规范的完善

现行刑事诉讼法中侦查法律规范仍然有一些问题,应当按照侦查权力"充分但有限",侦查行为"高效而规范"的要求,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完善侦查法律规范.     

论法律语体的功能和特征

法律语体与其他的所有语体一样,是社会需要的产物,也是语言功能分化的产物。准确些说,它是在法律活动领域中,长期履行相应的交际功能而形成系统的使用特点的语言功能类别(体式)。从层次关系看,它隶属于书卷语体的下位语体——公文事务语体,具有公文事务语体的基本功能、基本特征。作为公文事务语体的下位语体之一,法律语体还具有可以用来区别     

我国空白刑法规范的类型化研究

空白刑法规范以"犯罪构成该当性""参照性规范"为判断标准进行类型化分析后,依据是否有明确的参照性规范,可分为典型与非典型空白刑法规范;依据参照性规范发挥的不同作用,将典型空白刑法规范分为完全与部分空白刑法规范;依据参照性规范的效力等级,可分为高位阶、低位阶与混合位阶空白刑法规范;依据参照性规范内容的明确性,可分为双重与单一空白刑法规范;依据参照性规范中的构成要件符合性是否符合刑法分则条文中的构成要件符合性,可分为规范与冲突空白刑法规范。空白刑法规范因违反民主法治原则、法律专属性原则和明确性原则而不尊重罪刑法定;因违反法律保留原则而不利于法治统一;因违反刑法的谦抑性而不符合人权保障。因此要通过完善合宪性审查制度和合宪性审查程序来矫正违宪违法的空白刑法规范。     

香港与大陆刑法中的胁迫之比较

胁迫在香港刑法中既是某些罪的犯罪手段 ,更是刑事被告人的一种合法的辨护理由。在大陆刑法中 ,胁迫主要是作为某些罪的犯罪手段而加以规定 ,但参加犯罪若被胁迫也可导致刑事责任的减轻。比较香港大陆两地刑法中的胁迫 ,可见二者在胁迫的方式、对象、程度、紧迫性及法律后果等方面均存异同之处 ;且香港刑法中有关胁迫影响刑事责任的规范比大陆刑法中胁从犯的规定更显合理 ,可为大陆刑法所借鉴。     

论刑法中的“包庇”

对刑法中"包庇"的整体性研究,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包庇"的主体、"包庇"的对象和"包庇"的行为。"包庇"的主体,从解释论的角度看,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可以包括被包庇者本人,从立法论的角度看,应当包括"单位"。"包庇"的对象,各个犯罪的要求有所不同,既可能是一般意义上"犯罪的人",也可能是特定的违法犯罪分子。"包庇"的行为,在具体罪名中的表现形式存在差异,但都是以作为的方式帮助违法犯罪人逃避刑事处罚,既不同于"纵容",也有别于"知情不报"。     

简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大量法律文本中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与我国的立法体制和刑法制定、修改方式有关.在法律中频繁使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会造成全国人大立法权受损,刑法保障作用的缺失和刑法本身的频繁修改,不利于整个法律体系的稳定和协调一致.因此,应谨慎使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打破以刑法修正案作为刑法唯一修改方式的做法,建立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规定的分级审查机制,修改法律时注意刑事责任条款与刑法的协调互动,建立集中规定刑事责任声明条款.     

强制性婚姻家庭法律规范研究——以我国现行《婚姻法》文本为分析对象

民法学界通说认为,婚姻家庭法是私法,是民法的组成部分。但是,从法律体系架构的角度考察,婚姻家庭法并非只是私法。法律体系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并非绝对,二者互为关联、互相影响。以我国现行《婚姻法》文本为分析对象,可知强制性婚姻家庭法律规范占绝大部分;国家公权力介入婚姻家庭,维护弱者的权益相当必要。因此,有必要转换思路,突破传统思维定势,确认婚姻家庭法是公私混合法的性质,以求符合婚姻家庭的基本价值与功能。     

"单纯受贿行为"犯罪化辨析

单纯受贿行为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不以利用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要件的受贿行为.从法理上说,单纯受贿行为侵犯了受贿罪的法益,但我国现行刑法对单纯受贿行为的性质并无明确规定.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试图规制单纯受贿行为而对现有刑法条文的解释不免牵强.在我国刑法中明确规定"单纯受贿罪"实有必要.     

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几个问题

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是将1979年刑法第160条规定的流氓罪分解以后,独立出来成立的一个新罪名。但刑法没有对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中的“猥亵”与“侮辱”的含义,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主体范围,强制猥亵致人重伤、死亡的处罚等问题做出规定,目前也未有相应的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本文本着理论为实践服务的宗旨,对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有关问题特别是上述疑难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我国巨灾保险法与相关法的规范协同问题

我国巨灾保险法涉及面广,若要使巨灾保险法的功能得以有效发挥,巨灾保险事业得以长足发展,我国巨灾保险法的构建就必须充分考虑其与相关法律制度的规范协同问题,主要是与财政拨付法律制度、已有保险法律制度、证券保险法律制度以及税收制度间的规范协同问题。其中,巨灾保险法与财政拨付法的协同主要体现在巨灾预警预防、救助、恢复重建等方面;与保险法的规范协同主要体现在参保方式、保险机构的建立、相关法律责任认定以及保险原则的继承和发展等方面;与证券法的协同主要表现在特殊机构SPV的法律构建、证券化基本资产真实销售的规定、监督问题等方面;与税法的规范协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企业所得税法的协同,以更好的促进保险公司开发巨灾产品以及促进企业开发防灾减灾技术,二是与个人所得税法的协同,以更好的促进和保障个人投保以及对特殊群体更多的税收照顾。     

政治话语与法理逻辑——对我国死缓制度的反思

死缓制度作为一项独创的法律制度,源自并沿袭了历史政策。其产生由于政治情势而省却了严谨的理论论证与探讨。1979年刑法对于死缓制度的规定在法理与逻辑上均存在严重问题,从而造成立法文意、刑事政策与司法实践的脱节与断裂。新刑法虽对此进行了必要的修正,但问题依然存在,只不过此问题变成了彼问题而已。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死缓制度自身存在的不合理性所致。所以可以考虑舍弃死缓制度。这种建议并不违反我国少杀、慎杀政策,事实上死缓制度的背后反而隐隐有重刑主义思想的痕迹。     

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在困境中前进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和相关机关制定的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都已于2013年1月1日生效。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在指引相关机关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理论界对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的研究严重滞后和缺失。因此,加强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的研究,从立法主义转向解释主义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梳理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的原因、功能等基本问题,认清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的困境与出路是研究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不可回避的问题。     

论新《刑事诉讼法》中的看守所

2012年3月14日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人们关注的看守所问题予以回应,条文中十次出现"看守所"。从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来看,看守所应当视为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其所展示的看守所的诉讼职能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未决羁押的执行职能,二是部分刑罚的执行职能。现行看守所事实上隶属于同级公安机关,应当重置看守所管理体制,保证看守所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