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实质上是一场政府改革

正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实现政府对社会单向度的管控向政府与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合作治理转变。首先,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转变政府职能,树立有限政府的理念,是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的首要步骤。     

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经济法转变问题探讨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当前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权的一项重要工作。从经济法的角度出发,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要完成四个转变。一是理念转变,从"控权"向"以人为本,保障人权"转变;二是主体转变,从一元管理向多元管理转变;三是方式转变,从管理向服务转变;四是手段转变,从偏重法律治理手段向多种治理手段综合运用转变。     

政府转型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引发了政府的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实现政治主导型政府向经济建设型政府的转变,第二次转型实现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政府转型推动了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国家事业向公共事业转变、“文教事业”向社会事业转变、国家包办向多元参与转变、管办不分向管办分离转变、政事不分向政事分开转变。     

社会中介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我国正处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结构深刻调整,新旧思想相互碰撞,利益主体需求日益多元化,政府社会管理事务不断增多的转型期,这一时期社会矛盾凸显,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谐。作为社会治理主体之一的社会中介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其尚处在发展阶段,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为提高社会中介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应加强组织自身建设、优化外部环境,以及正确定位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边界。     

论我国社会转型期服务型社区的建设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进入了高速的社会转型期。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以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为代表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动。政府职能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正在进行着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化，在政府职能改革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服务型社区的建设起到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为和谐社会的创建提供基层保障，对于中国顺利度过转型期十分必要。本文将对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服务型社区的建设进行深入探讨。     

信访制度的价值变迁与改革逻辑

信访制度的价值变迁反映了转型期中国社会治理机制的价值嬗变.信访制度可以作为政治高度干预型体制向法治主导型体制转变过程中的串联元素,以此可以维持社会稳定.21世纪以来对于社会稳定过分强调遮蔽了信访初露端倪的法治主义面相,信访陷入非常规运转的制度困境之中.信访制度改革,要处理好理想模式与现实应对的关系.为此,可以尝试建立党委统一领导下,人大、司法与行政协调运行的信访“大体制”.     

论构筑反腐败的制度平台

中国目前正处于从单一的以政府为中心的治理结构向多中心的、自主的治理结构的转变过程之中。中国目前许多腐败形式的流行,都与转型期治理结构的某些过渡性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推进治理结构的变革,建立政治国家-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分工合作的新型治理结构,乃是构筑反腐败制度平台的重要举措。为此要求深化以市场化、民营化、分权化、自治化、网络化为基本面向的反腐败体制改革,同时要求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各类主体共同参与到反腐败过程中来。     

社会和谐的实质与条件

<正>当代中国处在深刻的社会转型之中,因而处在转型期的复杂矛盾之中。能否成功地实现中国社会的转型,取决于能否按现代文明生长发展的逻辑来应对这些矛盾。这是我们讨论社会和谐问题的总出发点。     

论基层政权的“嵌入式治理”——基于鲁中东村的实地调研

本文以鲁中东村为例,分析了乡村治理中国家权力的见缝插针、国家政策地方规约化以及地方对国家力量援引的运作规则与机制,将国家权力嵌入在村庄的社会结构、关系与规范之中,即基层政权的嵌入式治理。它既加强了国家在农村中的权力,同时也维持与强化了地方性结构与规范,实现国家与乡村社会、国家与农民的有效对接,最终实现国家政策的有效执行和地方秩序的稳定。随着国家能力与乡村社会性质发生双重的转变,当前基层政权的治理机制需要从消极的简约治理、单向度的制度建设中转入积极的嵌入式治理。尤其可以借国家政权从汲取型向输入型的转变契机,将农民对国家的认同进一步提升为国家的治理能力,最终实现基层社会的善治。     

中国的社会管理创新走向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我国的社会管理应当适应形势与任务的变化进行理念、体制和方法的创新,逐步实现社会管理主体由一元向多元的转变、社会管理向度由线性向互动的转变、社会管理服务由垄断向竞争的转变、社会管理绩效评估由一维向多维的转变。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公共冲突治理创新

在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我国公共冲突治理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必须按照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进行创新,实现一系列转变:从关注内部不稳定因素到同时关注内外不稳定因素及其互动的转变;从重视政权稳定到同时重视政权稳定和公民基本权利的转变;从聚焦事后影响向聚焦事前风险的转变;从突出处置与应对向突出源头治理的转变;从强调行政控制向强调依法治理转变。在创新措施上,树立依法治理公共冲突的思维,加强公共冲突风险管理,强化基层基础工作,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行政执法裁量腐败的治理路向转换

对行政执法裁量腐败进行传统治理的国家主义治理模式具有天然的动力不足。应该在分析相关原因的基础上,实现治理路向的全面转换。在总体思路上,由国家内部治理向外部转换;在治理路径上,从外在的制度挤压型向内在的公共伦理人格构建转变;在控权观念上,由国家权力控制向社会权力控制转变;在控权手段上,由硬法为主向软硬法结合模式转换。     

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框架、行动取向与实现机制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维度,是创新城市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关键抓手。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由党委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向党委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参与模式转变。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一是要厘清当前市域社会治理的制度框架、加强顶层设计;二是要瞄准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的、立足国情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行动方向;三是要探索中国特色市域社会治理机制,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信息化、智能化、网格化和专业化水平,即要优化市域社会治理常态化和精细化治理机制、强化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与网格化治理机制、完善市域社会治理专业化与多元化协作治理机制、加强市域社会治理系统化联动机制与社会矛盾化解治理机制建设。     

转型期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及其应对措施

目前我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社会转型引发了剧烈的社会阶层分化,不断出现的阶层分化对当今社会发展的影响日益深刻。转型期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有它的积极意义,但也不能否认它的弊端。这就需要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及时协调各种关系,解决各种矛盾,从而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     

结构性位置与能动性作用：作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工会组织

"枢纽型社会组织"是近年来社会治理领域出现的一种创新的组织形态,其初衷是为了实现对社会的整合与凝聚。枢纽型组织形态的构建,不仅是理顺社会组织管理、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一种策略选择,还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执政党建设、党的群团改革、政府治理现代化、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等多维度、多层次的需求。兼具政治性与联系性,独特的"组织身份"决定了工会组织能在社会治理网络中填充"结构洞"位置;当前工会组织改革瓶颈的突破,还有赖于其在劳动关系领域填充"结构洞"位置,发挥政治、资源和组织优势。枢纽型社会组织要实现社会整合,可通过"安全阀"机制,构建"枢纽型党建"确保社会组织发展的政治安全性;通过协同机制,助力"放管服"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通过价值培育机制,"增能"社会组织,促共享价值的形成;通过统筹机制,增强群团组织"内聚力"并撬动"外聚力"。     

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设的现实挑战与对策研究——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

以"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型。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市海淀区社会组织工作实践,对社会组织发展建设提出对策如下:树立治理理念;深化管办分开;加快社会组织监管创新;创新工作机制,规范社会组织治理;提高社会组织工作能力;改进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以包容共进精神共建多元共生的和谐社会环境

2014年中央政治局在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学习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参考了古代治理思想之后提出治理社会应注重"德主刑辅"的要求。对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行了丰富和深化。转型期的中国尤其要注重社会治理的策略原则和方法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实际上直接呼应了我国转型期追求和谐社会环境的诉求。尤其在多元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社会能否顺利转型关键在于如何使多元主体共同构建共生关系环境,促进社会治理的内在协调。所以在法治前提下,人们应在包容性的公共理性指导下积极寻求公共治理参与规范建设,实现多元主体共治,保证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我国政府管理模式的演变探析

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促使中国政府管理由控制型转为管制型,再由管制型向治理型转变.政府管理模式变革有其历史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而各种管理模式在实践运行中有利有弊.政府管制在中国政府管理实践中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构建多中心治理是当代中国政府管理模式革新的目标取向.     

基层社会治理: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推动社区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转型,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以及社区的善治就成为新时代的必须。网格化管理的功能与困惑参半,其有限性在于它虽然通过行政力量实现了国家与社区个体的联结,却无法通过行政力量来重建社区的内部联结。只有根据网络逻辑再造社区治理体系,重构生活空间和科层组织的合作系统,避免成为既有科层组织的延伸和附庸,才能克服网格化管理自身的局限性。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的转变,意味着"一元领导"到"多元共治"的转变,重新明晰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主体间权、责、利边界,构建平台型政府与社会的合作网络,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为社会力量赋权增能,把"原子化"的居民组织起来,使基层社会形成一个有自治能力,能够互助合作、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共同体,实现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     

加快领导方式转变 推进基层社会管理制度创新——郑州市网格化管理探索

网格化管理,是针对现行管理制度弊端开展的一次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的机制创新,是"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效机制的体现,其主要特征是管理理念从"以官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转变;管理人员由"高高在上"向"主动下沉"转变;管理方式由"粗放式"向"精细化"转变;管理手段由"传统化"向"信息化"转变;管理体制实现了由"阶段性"向"长效机制"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