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律师权利体系的合理架构与立法规制

在律师权利体系中,具体执业权与执业保障权是律师权利的基本分类方式;具体执业权利就其来源,又可细化为固有权和代理权。固有性辩护权包括证据调查权、会见通信权、阅卷权和在场权。基于此,在立法规制方面,《律师法》规范律师权利的重点在于执业保障权;《刑事诉讼法》则侧重于具体执业权,一方面增加规定概括性的代理权,另一方面完善辩护律师的固有性辩护权。     

刑事诉讼控辩关系新论简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控辩关系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对辩护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的内容进一步扩展,强化了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缓解了控强辩弱的局面。为保障刑事诉讼中新型控辩关系的有效落实,检察机关应与律师协会形成交流机制,制定工作细则,细化对律师诉讼权利的保障并设立维护律师诉讼权利的部门,强化律师诉讼权利受到妨害时的救济。     

以律师法为视角重新审视公诉部门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2007年10月28日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扩大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律师的权利保障上体现了与国际法律的逐渐接轨,虽然相应的刑事诉讼法尚未修改,但对于人权保障的关注和追求控辩平衡将是立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完善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思考

《刑事诉讼法》为实现辩护律师的职责 ,赋予律师广泛的调查取证权利。但由于法律规定缺乏操作性 ,不仅调查对象可以拒绝律师的调查取证 ,而且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行使 ,必须建立在调查对象同意的基础上 ,导致律师调查取证权流于形式。为真正实现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功效 ,本文从律师调查取证权存在的问题出发 ,提出对律师调查取证权法律规定的修改建议。     

试析刑事侦查阶段律师的权利

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律师权利进行了种种限制,使得律师的工作在中国更加举步维艰。2008年6月1日施行的新《律师法》扩大了律师的权利,但由于刑事诉讼法改革的滞后,使新《律师法》赋予律师的各项权利在实现的过程中步履维艰。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各项权利对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促进刑事诉讼程序改革有着重大的意义。本文详细界定了律师在侦查工作中的职责和作用,并以新《律师法》为背景,分析了律师的各项权利和新旧法冲突下律师权利的保障。     

检察机关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救济问题研究

律师执业权利救济是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重要内容.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检察机关确立为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救济的司法机关.新刑诉法实施以来的检察实践和相关数据表明,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刑事诉讼法》,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职能,加大对阻碍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控告申诉案件的办理力度,为律师执业权利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然而,由于检察机关司法救济职能刚性不足、律师诉讼权利不易获得及时救济、相关工作机制尚未健全等因素的制约,检察机关需要从机制建设、部门协调、内部沟通、程序规范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对律师执业权力的保障与救济.     

律师权利的强化对公安侦查工作影响研究——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在侦查阶段关于律师的地位、会见权、知情权、调查取证权、提出意见权等方面对律师权利进行了强化,对提高辩护效能、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对公安侦查工作带来了很大挑战。公安机关应当主动适应新刑事诉讼法的要求,转变侦查理念,强化证据意识,提高侦查人员对证据的收集、研判能力,加强对律师会见的管理,深入贯彻落实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刑事诉讼中律师权利行使的障碍及对策

1996年 3月 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比修订前的原刑诉法有了显著的进步 ,在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和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等方面 ,明确规定了诸多诉讼权利 ,为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保障。但是 ,从现有法律规定和实际需要来看 ,刑诉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对律师诉讼权利的规定或者还很不完善 ,或者虽有明确的规定但在实践中却不能得到很好的遵守和执行 ,还有一些律师应有的权利根本没有规定 ,凡此种种造成了律师在刑事诉讼实践中的困境。     

论恐怖犯罪案件侦查辩护的规制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对惩处恐怖犯罪的程序予以立法规制，但“恐怖犯罪”的基础定义不清导致了处置和理解混乱，因此，因根据《反恐怖决定》按类罪理解，实现定义的统一。在恐怖犯罪的实然层面，打击恐怖犯罪政策逐渐趋严；在应然层面，维护更大的公共利益需对私权克减，但又需保护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不得侵犯，遵守底线。恐怖犯罪的特点决定了在侦查期间犯罪嫌疑人的侦查辩护权应有所限制，主要表现为辩护委托权、律师辩护会见权、帮助权、通信权、阅卷权、调查权、豁免权等权利的限制。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完善与重构

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均明确规定了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但存在着制度上的漏洞与缺陷,导致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作用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从建立辩护律师豁免权、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以及完善现有的申请取证权方面进行了论述。     

赋权与规制：职务犯罪侦查中技术侦查的路径选择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使用技术侦查的权力,这对于打击和遏制职务犯罪有望产生积极的效果。然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在技术侦查的制度细节和操作机制方面语焉不详,尚有值得探讨之处。基于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相平衡的考虑,此次修订有必要对技术侦查予以完善。     

职务犯罪侦查中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制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使用技术侦查的权力．这对于打击和遏制职务犯罪有望产生积极的效果。然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在技术侦查的制度细节和操作机制方面语焉不详，尚有值得探讨之处。基于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相平衡的考虑．此次修订有必要对技术侦查予以完善。     

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技术侦查的立法建议

技术侦查通常存在着对公民人身权、隐私权和财产权等宪法性权利侵犯的风险,应当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其加以制约和监督。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技术侦查的相关规定。2011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虽对技术侦查做了一些规定,却存在着侦查机关自我审批、没有适用的期限、没有明确的手段和适用范围过宽等问题。     

实证视角下律师会见权的困境及应对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丰富完善了律师会见权,将其会见的时间提前、手续简化,并明确会见不被监听,无疑有利于该权利的贯彻落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可是,该权利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会见的次数与时间、会见的安排、会见的资格审查、会见的许可等问题,致使价值未能充分发挥。要确保会见权落到实处,必须对该权利予以正确理解,进行严密的程序设计,并强化保障措施。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进展与不足——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为背景的思考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通过完善辩护制度,进一步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辩护的权利。与此同时,还扩大了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增加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并且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具体规定。《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规定有其进步之处,但也有其不足。     

律师辩护的新变化及其对侦查工作的影响

与1996年刑事诉讼法相比,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于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身份和权利都作了较大幅度的修订。这些修订对于侦查思维方式、侦查办案质量以及监管秩序都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和影响。对此,侦查机关应当从更新侦查理念、提升自身能力、强化证据意识、加强监管等方面寻求应对之策。     

浅谈侦查讯问程序中律师在场权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在法律上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但由于没有规定律师在场权,司法实践中律师在侦查阶段能发挥的作用仍然极为有限。律师在场权是遏制刑讯逼供等违法侦讯行为,实现律师有效辩护的切实可行之措施。本文在分析律师在场权的基本理论、我国律师在场权的缺失和原因以及我国确立律师在场权之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律师在场权的规定,提出确立我国律师在场权的制度构想。     

辩方不应承担证据展示义务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公布引发了阅卷权制度中关于辩方是否有义务将其获取的无罪证据告知控方问题的讨论。我国现阶段应以完善辩护律师的单向阅卷权、不给辩方施加证据告知义务为宜,刑诉法修改中也应强化辩方权利、制约控方权力,以维系控辩平衡。     

刑事拘留若干问题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原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拘留的有关规定作了较大的修改,放宽了刑事拘留的条件和适用范围,使在理论和实践上更科学、更合理。我们从刑事拘留的条件、期限及享有刑事拘留权的机关方面,加深理解会更有效的发挥刑事拘留的作用,克服弊端。     

论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指律师在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了解案件情况，收集案件证据的权利。其存在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实体正义舜口程序正义。它对于维护当事人的辩护权；案件的实体公正；控辩平衡；保障律师在诉讼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有着巨大的意义。虽然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对于我国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有着很大的进步之处，但是我国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在实践中还存在着律师调查取证难，律师执业风险大等问题。应当从法律上赋予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同时赋予辩护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