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成本对权利观念与宪政理论重构的影响

＂权利的成本＂理论从＂权利依赖于税＂这一常识出发,立足于权利的可行性,厘清了传统权利观念的种种误解。法律权利的实现需要公共成本负担,因而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两分法并不适当,一切权利都是积极权利,都需要政府的积极保护。公共资源有限,权利的实现需要平衡,因此具有相对性,而非常见的绝对性。这也论证了权利与责任的内在一致性,提倡从权利话语到责任话语的重构。个人自由在本质上依靠社会合作与政府行动,私人权利也具有公共属性和促进社会整合的功能。这超越了权力与权利的零和博弈,从一个新的角度为面临危机的自由主义宪政体制做出了论证。但在中国独特的语境下,应注意保持这一理论作为自由宣言书的底色,避免其沦为行政擅权的辩护词。同时应正视税收对宪政的促进作用并完善公共预算改革。     

生命是一件需要严肃对待的事情

废除死刑的主张相较于保留死刑的观点,要充分得多:首先、死刑在本质上是一种肉刑,也是一种酷刑。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刑罚的指向已经从过去(对已然犯罪的惩罚)转向未来(对未然犯罪的预防),死刑与这个趋势恰恰背道而驰;其次、按照“社会契约论”对政府和公共权力运作的理解,每个人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组成政府,目的是用这种公共权力来保障剩余下来的个人权利和自由。鉴于我们不可能让渡自己的生命,政府当然就没有权利对公民适用死刑。死刑的实质是给有限政府赋予无限权力,并将政府的价值观下降到刑事被告人的水平上;第三、由于人类认…     

司法判决的公共产品属性

司法判决离不开审判成本,审判成本依赖于税,税收乃司法判决之母。司法判决在解决个案纠纷的同时还解释法律法规、传递公共观念和公共政策,因而司法判决的基本立场是公共立场。此两项要素决定了司法判决属于一种公共产品。像所有其他公共产品一样,司法判决具有"非相克性"和"非相斥性"。司法判决都是为不同的读者而制作,其功能是多元而非单一的。司法判决满足其公共产品属性的基本条件是公开——从过程到结果的全方位公开。唯有公开才能使司法判决充分地发挥它的公共功能。改革司法裁判文书的传统格式、提升司法裁判文书质量,此乃我国司法判决公开所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     

论我国排污费改税的必要性

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环境问题的公共性决定了政府应当采用税收手段干预环境问题。我国目前的排污行政收费本身就具有“税”的性质。我国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正处于复杂的现实困境之中，设立排污税法律制度可以将污染企业的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提高其环保意识，促进环保技术进步，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新公共管理与政府治理成本

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官僚制难以适应和满足现代公共管理的需要,易导致高成本、低效率。西方新公共管理效率驱动模式十分关注财政控制、成本核算、效率问题。政府利益膨胀带来的政府总体成本、隐性成本上升的原因是:政府利益对于公共利益的偏离;政府利益配置密度不均衡;政府利益制衡机制低效。西方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转型时期政府治理成本的启示是:确立政府治理的成本理念;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治理过程;优化政府治理的成本结构;调整利益关系;改革创新财政和人事制度;把行政改革与政治改革、法治建设结合起来。     

肯尼亚的纳税人诉讼——公共资金支出权的司法审查

尽管肯尼亚设计了精巧的宪法机制控制公共支出,但肯尼亚公共资金管理不善的情形仍然大量存在.在肯尼亚政府公共资金支出的政治调控远远不够的情形下,法院接受纳税人诉讼以阻止公共资金的非法支出所引起的对公众的损害.纳税人诉讼是指任何已经为其不动产或动产缴纳了税收的人代表所有的纳税人所提起的诉讼.法院享有足够的裁量权去决定哪些案件里纳税人有诉讼资格,这使法院能够在对政府行为进行审查和保证政府正常运作之间保持平衡.纳税人诉讼将不仅大大有助于对公共支出的控制,而且也给予政府足够的财政空间实施其任务.     

公共治理困境与公法学的理性回应

公共治理是公共行政领域一种方兴未艾的模式,但公共治理不是万能的,也存在治理"失灵",存在政府"空心化",公共行政"能力赤字"、问责过程的复杂化、成本—收益计算模糊化、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等困境。公共治理不仅是一个政治学术语,也是重要的法学范畴,主要表现为公共治理以依法治理为前提,是公民参与、协商合作的持续互动,是追求平等、权利、尊严的过程。所以,面对公共治理的困境,法学策略显得尤为重要,应当彰显公共利益,树立有限政府理念,增强政府核心能力;厘清责任链,建立责任政府,加强非政府组织的责任承担能力;引入成本—收益核算机制,提高公共治理的效率;减少宪法规定的社会权种类,加强国家对民生的保障力度。     

个体主义公共观:公共经济关系的宪政哲学取向

个体与公共是公共经济关系的基本哲学范畴。就个体与公共的应然关系而言,组成公共体是个体的需要,是个体合作与沟通的桥梁。公共是为广大个体的权利服务的,公共是具体的、历史的,公共离不开个体,但又不为某一具体的个体而存在。公共并不必然优先于个体,个体是公共的逻辑起点,公共是个体间满足共同需要的合意,是个体间的联结,是一种社会机制和社会建构方法。个体并非绝对利己,是利己与利他的辩证统一;公共并非绝对利他,至少不必然普遍利他。在公共体内产生矛盾的时候,需要以宪政来控制公共体向社会和个体发恶的可能性。公共可能是一种福利,也可能是一种危险,公共经济行动必须接受宪政约束,公共的形成必须满足基本的宪政条件,必须支付必要的宪政成本。     

版权法上公共领域的衰落与兴起

版权法上公共领域是人类自由文化创造的源泉,但20世纪晚近以降,一种将"版权财产"与"公共领域"对立起来加以看待的做法开始变得日益兴盛,致使版权法上公共领域日趋衰亡。该种衰落背后的近因还在于当今的版权受到两种错误思潮的影响:其一,是"浪漫主义的作者观"在版权法上的错误配置;其二,是"有价值便有权利"以及"版权保护必须和复制技术成反比例变化"的观念在版权人世界的广为流传。而为了使版权法公共领域重获兴起,除了需要展开理念上的转型而推行"义务公共领域"的理论学说外,我们还需要展开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如展开"创作共享"公有领域运动、迈向"自由演绎"公共领域的未来以及建立网络时代的"默示许可"公有空间等等,由此我们才能看到版权法上公共领域重获兴起的曙光。     

权利与税

个体所享有的法律权利需要政府切实地加以保护才能得以实现.而政府保护个体权利会产生成本即权利的成本,支撑这一成本的主要来源是税收.因此,依法治国保护公民的法定权利需要提高纳税人意识。     

公共产品分享权利及其法律保障

基于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目的,公共产品的分享最终可归结为满足公民的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并以此界分出生存性权利与发展性权利。由于需求主体与供给主体的特殊结构,公共产品分享权利与传统意义上的法律权利相比,体现为一种非对称的权利义务关系,其可诉性较弱,司法诉讼并非其权利保障的唯一路径,议案、听证、信访等制度对于公共产品分享权利的保障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权利体制下的新保障主体探索

现阶段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权利保障主要还是依赖于政府的政策引导与体制保护,然而要想更及时高效地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权利,开展以社会公共组织为主的基层性主体辅助体制不失为是一个更全面地解决办法。     

政府行政成本偏高的成因及对策

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权力的执掌者在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发生一定的成本支出是必须的,但如果权利偏离为社会服务的宗旨,异化为将公共利益和自身利益为一身的混合体,那就必然导致平庸、无效,从而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规范政府运作方式、决策行为,强化外在约束制度、财政制度,建立严格的审批责任追究制度、违规惩戒制度成为当前政府改革的一项紧迫课题。     

论欧盟公共采购法采购主体的界定标准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欧盟公共采购法包括三类主体———公共部门、经营四个指定公用事业行业的公共企业和在政府授予的特殊或排他性权利基础上开展经营的私有企业。其中将公共部门纳入政府采购是由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而将企业纳入政府采购是为了防止政府对企业的采购过程施加影响。相比之下我国政府采购法规定的采购主体仅限于公共部门的范畴,这是由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决定的。政府采购法的采购主体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变化而发展变迁,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完成后,也应将国有企业按照不同性质进行分类,一部分由竞争法调整,一部分纳入政府采购法的调整范围。     

论纳税人的用税知情权及其实现

要保证"取之于民"的税款能够真正"用之于民",纳税人就应当对政府用税享有知情权。作为纳税人与有关国家机关之间"获知"与"告知"相关联的产物,纳税人用税知情权是一种积极性权利与消极性权利相结合的综合体,它在纳税人的权利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我国,纳税人用税知情权的实现不仅需要相关法律体系的完善,而且需要制度保障的跟进和配套机制的建设。     

对公共风险的政府规制——阐释与评述

现代社会存在着诸多公共风险,也存在着诸多针对公共风险的政府规制。如何理解公共风险,这是政府规制成立的逻辑起点。与私人风险是由一方的故意或者过失而引起的不同,公共风险在本质上是一种与道德无涉且在功能上有利于减少风险和增进公共福祉的行为。但是一旦从风险变成事故,公共风险却会对社会造成极大损害。如何治理公共风险?业已成为我们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传统的侵权法由于技术上的局限,已经不胜任对公共风险的治理。政府规制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了越来越多的作用。当政府介入公共风险的治理之后,原先通过事后损害赔偿来保护个人权利的法律制度逐步让位于通过准入、标准和信息披露等构筑起来的以安全为目的的政府规制,而且这种制度的核心也不再是着眼于个案式的正义实现,而是为了减少整体风险。     

公共听证的理想与现实——以北京市的制度实践为例

源于普通法之自然正义原则的听证制度,因可为当事人提供意见表达与利益交涉的平台,而成为行政决定合法性的重要制度装置。但与私益听证主要代表消极的防御权不同,公共听证含有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等多种公共价值,是公共决策正当性的重要制度支撑。我国的公共听证理论,未从根本上区分代表防御权的私益听证和代表民主参与权利的公共听证,因此造成了制度建构的诸多误区。公共听证的引入,旨在破解公共决策过程的封闭性、结构化与单向度,为公众参与公共决策提供一种制度化的渠道;在实践中,我国的公共听证程序设计与运作仍然延续了传统科层制习气,与民众之表达和参与意愿相去甚远,公共听证俨然已成为现代行政合法性的制度装饰。公共听证因此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从性质上明确公共听证的定位与价值,充实公共听证的民主取向,理顺公共决策与公共听证的逻辑关联,健全和完善公共听证的操作程序。     

Defining Criterion of Contracting Entities in EU Public Procurement Law and Its Model Significance for China

欧盟公共采购法包括三类主体——公共部门、经营四个指定公用事业行业的公共企业和在政府授予的特殊或排他性权利基础上开展经营的私有企业.其中将公共部门纳入政府采购是由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而将企业纳入政府采购是为了防止政府对企业的采购过程施加影响.相比之下我国政府采购法规定的采购主体仅限于公共部门的范畴,这是由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决定的.政府采购法的采购主体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变化而发展变迁,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完成后,也应将国有企业按照不同性质进行分类,一部分由竞争法调整,一部分纳入政府采购法的调整范围.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信息作为公共物品具有共享性和获得的高成本性等特点,这使得政府向社会提供信息具有绝对的必要性。政府作为公民在政治上的委托代理人以及信息公开的预期利益明显高于其运作成本,是政府信息公开具备正当性与合理性的主要理由。在我国信息公开制度建设中,政府既是制度的供给方,又是需求方。这就决定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应当是一系列相关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的关键因素是WTO"透明度"规则的要求与国内治理需求的契合、信息产品及其价格因素以及信息市场。     

公共危机中NGO的作用探析

为应对危机的发生,需要作为社会组织的有机组成部分的NGO参与。本文指出NGO作为政府、市场之外的第三域,可以有效补充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在参与公共危机管理中成为应对公共危机的重要力量。然而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也受到一些限制,需要政府为非政府组织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非政府组织也需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才能及时有效地防治危机,提高危机管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