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法实施后司法中的泛刑主义

本文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及形成历史入手，阐述了泛刑主义与罪刑法定在价值蕴含上的对立，分析了泛刑主义在当前司法中的表现形式，提出了克服泛刑主义思想的若干对策。     

论罪刑法定和刑罪个别化

罪刑法定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是现代刑法两大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遵循的是严格规则主义，而刑罚个别化原则则要求司法的自由裁量权，两大原则本质上是相互对立的。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两大原则逐渐走向折衷调和的趋势，主要表现在罪刑法定原则吸收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合理因素，由绝对走向相对，而刑罚个别化原则是在罪刑法定框架内的自由裁量。     

我国古代刑法与罪刑法定主义

罪刑法定主义是现代西方国家刑法典普遍采用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我国古代也曾出现一些类似于罪刑法定主义的思想。本文作者拟从我国古代罪刑法定思想沿革入手,分析得出我国古代刑法没有实行过真正意义上的罪刑法定主义。     

论罪刑法定和刑罚个别化

罪刑法定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是现代刑法两大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遵循的是严格规则主义,而刑罚个别化原则则要求司法的自由裁量权,两大原则本质上是相互对立的。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两大原则逐渐走向折衷调和的趋势,主要表现在罪刑法定原则吸收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合理因素,由绝对走向相对,而刑罚个别化原则是在罪刑法定框架内的自由裁量。     

对形式主义罪刑法定原则渊源的再反思

产生于贝卡利亚,成型于费尔巴哈的罪刑法定原则,是近代欧洲国家加强王权和民族统一的政治需要的产物。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显示它本质上是为了限制法官权力的纯粹形式主义的法律技术规则。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与保障公民自由并无必然联系。罪刑法定原则后来由形式主义走向实质主义,说明只有刑法的实体内容合理才能真正保障公民自由。     

罪刑法定主义内涵探析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三大原则之一,对于我国刑事法治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时至近日,习惯性的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之意理解罪刑法定注意不免有所缺漏,难以领略该思想的实质内涵,也难以深刻体会刑法先哲们提出这一思想“保障人权”初衷。只有从罪刑法定主义的产生、发展及价值内涵,从刑法先哲的思想深处去体会品味罪刑法定主义的应有之意,才能探析罪刑法定主义的深刻内涵。     

司法解释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与妥协

虽然新刑法已将罪刑法定原则奉为帝王条款,让它在刑法的世界中指点江山,但本该安分守己的司法解释如雨后春笋般地在立法领域中给自己开垦了一块自留地,彰显着司法权对立法权肆无忌惮的侵蚀。这种冲突引发了学界对罪刑法定原则中法的范畴与司法解释定位问题的再思考。在罪刑法定的要求下明晰司法解释的合理定位,在罪刑法定的指导下规范司法解释的内容效力,在罪刑法定的释义下寻找司法解释的完善之路,使司法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相互妥协,增强刑法规范自身的体系性和妥释性。     

论中国古代刑法中的罪刑法定思想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否存在罪刑法定原则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在于保障人权,适用准则是禁止类推,它与“人治”根本相分离。现代罪刑法定原则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罪刑法定具有本质上的异质性,我国古代的罪刑法定只是一种思想,并没有上升为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而且,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奉行专制体制和人治统治,罪刑法定原则欠缺生长的现实土壤,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的罪刑法定思想不可能发展成为罪刑法定原则,也不可能成为保护犯罪人的大宪章。     

论罪刑法定原则

本文从罪刑法定的思想和法律渊源探讨了罪刑法定原则由绝对罪刑法定主义向相对罪刑法定主义转变的历史发展 ,指出 ,罪刑法定不仅是刑法价值取向问题 ,而且也存在一个立法技术设计问题。立法技术设计主要涉及立法和司法裁量的关系。我国刑法从立法上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这是刑事立法的重大发展 ,但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它的要求绝不仅仅是法典化 ,而且要在整个刑法运作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     

论英美法系上的罪刑法定原则

在我国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之后,对罪刑法定原则保障人权尤其是犯罪人的人权的观念得到了充分的弘扬。但是,罪刑法定原则本质上就是依法办事,而依法办事的难点在于如何操作。从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制度、陪审团制度和违宪审查制度,可以看出英美法系的罪刑法定原则本质上就是通过一系列制度来保证对刑法的理解只能以老百姓的理性和良心为标准。借鉴英美法系的这一精神及其具体制度有利于真正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     

法益侵害说和犯罪的认定

在社会危害性的认定上,应当坚持结果无价值论的观念;体现这种观念的是法益侵害说.在分析法益是否受到侵害的时候,只能从客观方面来考虑.在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下,坚持法益侵害说,必须主张客观判断优先的观点,同时,在犯罪概念上,提倡多元的犯罪概念.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司法——以“医生受贿案“为视角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充分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罪刑法定原则和司法实践是紧密相连的,文章分析了医生收受回扣行为的性质,认为在我国确立罪刑法定的原则,必须摆脱情理、民愤对司法的影响,正确对待法律的滞后性,树立人权神圣的理念.     

浅析寻衅滋事罪与聚众斗殴罪的区别

寻衅滋事罪与聚众斗殴罪都是1997年刑法取消1979年刑法流氓罪后规定的罪名。由于两罪具有同源于流氓罪的历史渊源，实践中两罪很容易混淆。应从侵犯的客体、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对两罪加以区分。     

论诚实信用原则与税法

诚实信用原则引入税法不仅十分必要 ,而且符合法理。诚实信用原则是对税收法定原则的有益而又必要的补充 ,但不能取代税收法定原则 ,二者间的冲突也需要予以协调。诚实信用原则不仅为纳税人设置了诚信义务 ,更重要的是为作为征税人的政府设置了诚信义务。     

论犯罪构成论体系与罪刑法定、刑事违法性及刑诉法的关系

以往的犯罪构成论体系研究,是一种脱离犯罪构成论体系与其他重要法学范畴的关系而进行的"孤立性"研究。与罪刑法定、刑事违法性及刑诉法的关系应该构成犯罪构成论体系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照应其与罪刑法定、刑事违法性和刑诉法的关系将使得犯罪构成论体系研究也是一种"关系式"研究,而这将丰满犯罪构成论体系,并有助于对中国大陆传统的犯罪构成论体系作出"中肯"评价和"冷静"对待。     

罪刑法定主义与不纯正不作为犯

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在理论上产生了与罪刑法定主义相抵触的问题,因而学者们从各种角度对此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日本学者日高义博的构成要件等价值判断标准为限制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提供了理论依据。我国有关立法应在刑法总则中增加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规定。同时,应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行为的总的社会危害性大小,有选择地将某些常见的社会危害较大的行为以纯正不作为犯的形式在刑法分则中明文规定。     

组织男性从事同性性交易行为之定性研究——对李宁案的分析

刑法解释是刑法适用的一个重要方面。李宁组织卖淫案审理过程中对于刑法规范用语"卖淫"一词界定解释的争议,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更引起刑法学者对于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刑法解释限度问题的深入思考。刑法解释的基本立场存在着主观解释论与客观解释论的分歧。刑法解释应当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既不能僭越刑事立法权,又不能拘泥于立法原意,而应在立法意蕴所允许的范围内,使刑法解释起到阐明立法精神、补救立法不足的功效。     

共同渎职犯罪主体身份与职务不同的定罪问题研究

共同渎职犯罪主体身份与职务不同 ,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能否成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的实行犯、教唆犯、组织犯、帮助犯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能否成为非国家工作人员的教唆犯 ,一直是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争论不休的问题。凡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便利的 ,应一律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共犯定罪 ;未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便利的 ,则按主犯犯罪性质的共犯定罪。     

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犯罪定性问题探析

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严重破坏了我国对证券、期货交易的管理制度,损害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司法实践中,应从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的行为表现、主观方面、罪与非罪的界限等几个方面对该罪加以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