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弱势群体的宪法权利及其保护

从宪法学视角看,"弱势群体"系"制度保护不足的宪法权利主体",其宪法权利体系由"自由权"、"社会权"等实体性宪法权利与"请求保护权"等程序性宪法权利组成。弱势群体享有宪法上一般权利主体和特殊权利主体之双重地位,由此而可能发生的"权利竞合"与"权利冲突"现象,须借鉴域外宪法学原理,而透过法律条款作妥适之处理。弱势群体之宪法权利可经由立法路径转化为法律法规上之具体权利,亦可通过"合宪性解释"方式经由"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两种路径而予以实现。     

法益性权利的概念分析

从能否获得保障的视角来看,法定权利被分化成两种形态:"法益性权利"和"现实权利"。法益性权利主要是指受法律制度本身的缺陷、法律保护程序的欠缺以及公共政策和社会整体观念对权利的排斥等因素影响,权利主体难以或者不能获得国家强制力保护的一种法定权利。在法益性权利概念语境下,权利义务关系出现了变异,本来处于法律强势地位的权利主体成为"法律弱势群体"。法益性权利的概念目标,在于从权利保障的视角来认识理解权利,关注权利和义务的协调配置问题,增强权利的可行性。     

法律权威实现的历史演化

法律权威实现是一个"过程化",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西方历史上,法律权威得到观念上认同,宗教上的说教,制度上的设计,因此法律在社会中始终处于"中立的权威地位".在中国,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使法律湮没于道德之中,而单一的中央集权制度下法律只能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并由此异化为"人治"意义上的权威.通过历史的比较考察,法律权威实现所要考虑的因素是:观念上的认同,制度上的设计,多因素的综合.     

主体公法权利与宪法法律特性的回归

公民宪法权利未能得到司法保障、宪法对其法律特性的偏离是中国宪法的实然景观。其法律制度根源在于主体公法权利的原则 (制度 )未能确立。中国宪法对其法律特性的回归意义重大。其回归之路在于市场化导向的制度创新。     

论杨朱与当代中国人权建设

道家学者杨朱主张“贵己”、“为我”,他充分肯定了人存在于自然中的价值,并从另一角度论证了尊重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所限,这个主张在当时的政治法律中并未得以体现和发展。但社会的进步证明了这个主张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通过与西方法治学说作比较分析,得出了杨朱的人学与西方法治学说中的权利观念是相通的,西方的法治进程并因这种观念的影响而被推动发展。而古代中国的法律制度正是缺失了这种权利观念,才出现了与西方法治发展的巨大差距。因此,杨朱的人学思想对中国今天的法治建设,尤其是其核心———人权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浅论“二奶”权利的法律保护——从密尔“伤害原则”出发

从"伤害原则"角度看,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他人对于这个人的行为不得干涉,只有当个人的行为危害到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该接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社会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对个人的行为有制裁权,也才能对个人施加强制力量,而且从人权的平等保护,权利的多元化,以及人的尊严不可侵犯的角度而言,"二奶"的权利不应被克减,不应被排斥在权利的边角,而是应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护。     

论“亲亲相隐”的法律性质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从法律权利的视角来观察这一制度,不同的学者对其法律性质给出了不同定位。经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亲亲相隐"制度在法律属性上具有复杂性,即不同的观察视角和语境,会将我们引向不同的结论终点,而这些看似不同的结论在实质上又并不矛盾。这恰恰就是"亲亲相隐"制度在法律性质上的最大特点。     

文化基础与民法取向解析

法和文化的关系向来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不太倾向于认为在一些具体的人背后还有一个抽象的"人",而是倾向于在人的各种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中来界定"人"。在中国传统社会,尽管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私有经济关系,存在着我们今天称之为"民事"的种种关系,但并未真正产生出可以称之为"私法"或今天意义上之"民法"的那部分法律。在西方社会,法律文化以权利为本位,注重对个体权利的保护,权利意识在法律文化中占起始和主导地位。东方的民法传统更多地可归为民事社会法,而非西方的市民法。作为私法的民法应当以私人权利为精神、为本位。     

法教育学与中国社会

法治从结构上可划分为制度的法治与文化的法治。制度的法治在于法律制度本身基本具备法治的制度性标准 ;文化的法治意指社会公众在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尊崇权利和信仰法律。中国法治的关键在于文化的法治 ,亦即培育中国的权利文化。法教育学的主题在于如何构造中国的权利文化 ,而变革的社会、权利文化的追求和通过教育实现法治的方法必然使法教育学产生于中国社会并服务于中国法治文明的实现。     

行政程序、行政正义与律师代理制度

程序权利是一种与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相并列的新型权利。在行政程序中,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具有诸多法定权利,这些权利可以也应该被赋予代理律师。律师在行政正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中国律师的法律职能和公共职能的拓展,行政程序中的律师代理制度也将变成中国最有发展潜力的一项法律制度。     

反思与重构:劳动者权利概念的类型化研究

劳动法是以劳动者权利为中轴建立的法权体系,劳动者权利概念是劳动法学的核心概念。现有研究资源囿于方法论的局限,进展不尽如人意。构建内部和谐与外部稳定的劳动者权利的概念体系应遵循法律类型化的思维步骤,勾勒出作为"规定功能法概念"的劳动者权利之于劳动法律制度体系化功能的意义脉络。它必须清楚地表达原则与规范之间的关联方式。将类型化的劳动者权利的主导形象通过权利的"元形式"结构表达其规范意义,使原则与制度之间错落有致地搭配,从而将劳动法秩序的基本思想贯穿到劳动者权利规范体系的最深处,形成外部稳定的权利体系。     

作为制度体系的法:成因、主题及启示

体系化既为法学方法论上的要求亦是法治原则的题中之义。但法律作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如何选择理论上的"体系化元素",直接决定了体系化的任务与走向。以美国近现代法律思想史为观察文本,自克里斯托弗·兰德尔基于普通法构建的原则体系伊始,随着规制国的出现,法律体系在公法的影响下呈现了由规范到制度过渡的局面,并引发了体系化研究范式的根本性转变。梳理制度体系学说的发展历程并从中提炼普遍性的理论框架,对我国当下法律体系研究和法治建设能够提供新的主题和理论提示。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不同的法律体系,诉讼模式,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亦不同,1997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我国赋予被害人以当事人的地位,并规定许多新的诉讼权利,但事实上,被害人的权利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很难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笔者借鉴英美法系及大陆法系国家关于被害人的制度规定,在我国现行法律的基础上,从被害人的参与性程序权利,被害人的补救及预防性程序权利、被害人的保障性权利角度,提出全面保护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制度设想。     

浅谈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保障

公民基本权利是表明权利人在国家生活基本领域中所处的法律地位的权利。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的确认,从立法上反映了公民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从而体现了国家的本质。要使公民基本权利得到有效保障,既要靠宪法和具体的法律、法规,又要靠增强公民的权利、义务观念,有效遏制违法行为来实现。     

中国罪犯权利的历史嬗变

罪犯权利按其形态可分为道德权利、法定权利和现实权利。法定权利是指国家法律制度所规定的权利 ;而现实权利是指罪犯实际所享有的权利。从历史的视角来考察中国罪犯的权利状况 ,本文把中国罪犯权利的发展进程分为罪犯无权利时期、罪犯权利萌芽时期和罪犯权利发展时期三个阶段。     

近代中国少数民族权利立法保障述评

近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数千年的民族不平等的法律制度解体崩溃、民族平等法律制度孕育的重要变革时期.这一时期的立法,对少数民族的权利及其保障不仅有原则的规定,而且具体内容都有专门规定.表现出时代性、规范性、系统性等特点.历史并辨证的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阐述,对于客观评价新中国少数民族权利保障的制度和现状,探讨当前和今后我国少数民族权利保障制度的新途径、新机制,不断完善中国少数民族权利保障,都是必要而有意义的.     

论我国法治化之制约因素及其关键

我国法治化的关键和难点在于提高公众的法治意识。法治意识的增强并非易事,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主要表现为社会公众的重伦理轻法治、重权力轻权利、重法律制度轻法治精神。法律至上观念、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乃法治意识的基本范畴。塑造法治意识的举措主要有：弱化并逐渐消除关系意识;培植公众法的权利保障观念;强化执法;强化监督,提高领导干部守法意识。     

公共地役权在不动产利益冲突调和中的适用

私人不动产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日益突出,土地"利用—负担"法律关系中一方主体的"不特定化"意味着利益形态从"个人属性"走向"公共属性",进而导致不动产"利用—负担"结构在法律关系缔结、价格确定等方面产生重大结构性变化。传统以特定私人主体关系为调整框架的地役权制度不敷适用,亟须一种新型权利关系予以有效回应。为适应这一变迁,两大法系通过立法、司法判例等形式逐渐突破传统地役权的私人框架,将公共利益作为地役权的一方,从而建立或者确认"公共地役权"制度,对特定不动产权利人与不特定的公共利益进行调整。适宜我国本土的有益的模式应该允许公权力适度介入,具体事项(如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等)通过公共地役权合同约定。公共地役权制度的本土化建构主要从设立方式、权利登记、补偿方式、转让等方面展开。     

税收支出中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

权利是法律的基础和核心。在现代国家里，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纳税人的权利不仅体现在纳税过程中，也应该体现在税收的支出中。从应然的权利义务统一和实然的社会发展来看，纳税人在税收支出中的权利应该得到保护。我国当前税收支出中，在立法上、实践中、观念上存在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失衡，应从立法完善、行政改善、司法保护、意识提高和中间建设五个方面全面加强我国税收支出中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     

治理规则的选择：在押罪犯权利保障的若干思考

在法治社会中,在押罪犯的权利保障是整个权利保护的重要部分。罪犯权利可以从基本权利、自我保护权利、自我发展权利和扶助性权利四个层次进行理解。罪犯身份的特殊性引发的国家治理者对被监管人员观念的制约,是治理规则与权利保障发生冲突的关键所在。解决罪犯权利在监管法上资源不足的有效办法是建立系统的法律规则,但是在系统的法律规则建立之前,监管人员作为国家治理者对于治理规则的理解和实施是填补这项空白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