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国家治理的公平化

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之一,国家治理公平化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公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实现路径和实现形式。国家治理公平化的实现需要建立在国家治理制度的公平化基础上,包括政治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公平化、经济制度和市场体系的公平化、社会治理和保障体系的公平化、政治文化和价值观系统的公平化。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的互动逻辑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在坚持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底色、人民主体的价值取向、多元主体协商合作的运行逻辑和包容差异的结构特性等方面高度耦合。两者呈现出双向塑造的内在逻辑:一方面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巨大优势和强大功能,它为国家治理提供制度供给、制度动能和制度效能,另一方面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成果为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落地和优化发展提供实践平台、评价依据、价值导向和促动机制。两者的高度耦合与互动融合关系决定了新型政党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存在内在必然性。     

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家治理效能

完善国家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一种国家目标追求,越发需要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规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能够彰显中国智慧的制度设计,以其政治效能、共识效能、整合效能及制度效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定向、善治、聚力和规范等独特而又强大的制度优势和制度功能。我们需要聚焦到国家治理的系统性、综合性、源头性和规范性,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动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同时也更加完善的制度体系,实现我国的政党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的更好转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学解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这一目标,关键的一步是从政治学的视角对"国家治理"的理念有一个正确认识和价值评判。当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界对"国家治理"的认识存在着种种误区。必须历史地、全面地、准确地理解"国家治理"的丰富内涵,深刻认识从"统治到管理再到治理"的演变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趋势。惟其如此,才能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党的领导制度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核心的国家治理新模式。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有利于优化国家治理结构、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协调国家治理关系,是适应历史发展、坚持理论创新及顺应改革实践的必然选择。从治理主体、治理关系、治理模式三个维度入手,突出党的核心地位,优化党政职能结构,健全运行体制机制,是加快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稳步前行的现实路径。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突发事件治理制度构建研究

传统治理视阈下突发事件治理呈现治理主体相对单一、治理理念有待调整、治理模式有待改进、治理手段较为单一等现状。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对突发事件治理提出了新要求:突发事件治理主体应从“单一治理”转向“多元治理”,突发事件治理理念应从“事中管理”转向“全程治理”,突发事件治理模式应兼采“刺激处理”与“预先治理”,突发事件治理应从“线下处理”转向“线上线下并举”。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各级政府、各突发事件应对部门、各主流媒体、各微媒体等应健全突发事件多元主体治理制度、建立突发事件全程疏导治理制度、完善突发事件预防预警治理制度、构建突发事件信息智能治理制度。     

制度建设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价值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立足新的时代背景,推行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并指出其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际上是指国家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制度的现代化,加强制度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要健全制度体制机制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注意统筹兼顾,全面推进制度的贯彻落实,要加强党的领导,扎紧制度的笼子严把权力关。     

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国家自主性建设研究——基于“结构—过程”的分析

中国国家自主性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国家治理中的权力配置、产权实施、资源分配、社会调控和意识形态引导五个方面进行落实,并且它们有机互动、互相协调。从"结构—过程"的视角看,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结构性"制度安排与"过程性"制度运行,塑造出国家自主性建设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确保国家自主性处在追求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状态",从而确保国家治理效能处于"强状态"。中国国家自主性的根本特征是从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与制度运行形成的"结构—过程"上,实现了党的领导的全面性、国家权力的人民性与国家能力的有效性的有机统一,有力推动了国家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     

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重在提高制度执行力北大核心CSSCI

古往今来,在治国理政中,立法虽难,执行更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首要的问题是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运用制度管理公共事务、管理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事业和生态建设的能力,其核心就是制度执行力。根据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和我国现阶段国家治理现状,目前提高制度执行力应在制度设计中坚持公正性,体现制度理性;以制度的恰适性,提升制度认同性;以制度创新和制度优化提升制度执行的有效性。     

怎么理解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新的政治理念,它表明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     

公正社会取向的国家治理:基于制度建设的维度

公平正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是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本质属性。当前,制约我国社会不公的制度性因素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传统的二元治理体制没有根本改变,法律制度的缺陷等。如何维护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制度建设是关键。基于此,文章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政府机构改革、社会权利建设、完善法律制度四个层次上展开研究。认为,唯如此,公正社会的建构才有可能。     

政党、政党制度与现代多民族国家治理

政党组织与政党制度的形成是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体现.在现代多民族国家中,政党的民族属性、政党制度的民族因素都-常明显.政党、政党制度与现代多民族国家治理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现代国家也要通过加强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建设、维持政党政治的稳定性与常态化等来发展和完善多民族国家治理过程.     

全面实施宪法保障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我党历史上开创性地专题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总依据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总纲领,宪法的全面实施,不仅在推进"中国之治"中更好发挥规范、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而且有力地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我国宪法为构建和保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供总依据。     

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六维认知

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学术研究经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题、十九大定调、十九届四中全会谋篇布局,三个历史节点高潮迭起,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则标志着中国国家治理研究进入了深化发展阶段。在时空压缩与双化叠加的大背景下,深入理解“中国之治”内生性演化的历史底色、创造性转化的时代新色、现代性生成的本体特色、原创性深化的价值本色、自主性优化的实践成色和发展性更化的战略亮色,有利于廓清和加深对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理论认知,进一步深化治理研究和提升国家治理认知力,既是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规定,也是加速推动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的现实要求。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法治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现代化已经成为霞要的国家共识。中共十八幅四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要建立一系列合理的、理性化的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指这一制度体系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和落实，并促成各种公共问题得到理性的、公平的解决。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构建

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制度性、基础性、保障性作用,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承载着国家治理的内涵理念,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载体。构建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包括保障多元治理主体的权利公平和机会公平,促进治理结构多元化;健全民主公开、程序公平等规则公平制度,实现国家治理方式的规范化;建构平等的利益竞争机制和公平的利益博弈机制,实现治理权威的合法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互助制度,实现国家治理结果的公正化。     

国家治理水平与汇率制度选择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宏观层面入手,以168个国家2002-2009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对国家治理水平与汇率制度选择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实证考察,对影响汇率制度选择意愿的国家治理因素进行了探索。所得到的基本结论如下：第一,良好的制度环境对于推动经济健康发展具有保障作用;第二,GDP规模与经济开放程度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并不明显;第三,话语自由、政治稳定与高效率的政府是微观经济单位（如企业）能够将偏好于浮动汇率制度的信息传递给国家,并推动国家选择浮动汇率制度的主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