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受贿罪量刑地区差异问题实证研究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我国部分地区对受贿罪的量刑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检验发现，这种差异的存在不能完全归结于受贿数额和量刑情节的不同，而是既与各地区对相同受贿数额的危害性评价不同有关，又与各地区对从轻、减轻处罚功能的选择不同有关，还与各地区对从轻、减轻处罚幅度的计算不同有关；且不能排除是由其他因素所导致。研究结论表明，《刑法修正案(九)》和“两高”最新司法解释确立的“数额＋情节”的弹性定罪量刑标准亦难以消减受贿罪量刑的地区差异。所以，需要因地而异地调整受贿罪的具体数额标准，明确从轻、减轻处罚功能的选择依据，统一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的具体比例，以尽可能地消减受贿罪量刑的地区差异。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问题研究

贪污受贿之定罪量刑标准关乎惩治贪污受贿犯罪的力度和效果,是我国刑事法治领域重大的理论和实务问题。当前我国贪污受贿的定罪量刑标准存在难以全面适时反映贪污受贿个罪的社会危害性、不能充分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影响个罪之间罪刑设置的体系协调等问题。本文认为,应确立"数额+情节"的二元定罪量刑标准,引入罪群立法模式并明确各自定罪量刑标准,受贿罪与贪污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应实行分立,由司法解释规定并科学、合理设定具体数额标准,妥善解决数额标准适用时的省际冲突等问题。     

对构建贪污贿赂犯罪量刑平衡机制的思考

一、贪污贿赂犯罪量刑失衡之现实表现 第一，存在罪刑不均衡及“同罪异罚、同罚异罪”的情况。我国刑法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根据我国刑法分则关于贪污贿赂罪的有关规定．贪污、受贿罪的犯罪数额和量刑一般成正比关系。     

贪污文物应以文物等级定罪量刑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贪污达到一定的数额标准才能定罪处罚。但对贪污文物的定罪处罚标准未作规定，给此类案件的处理造成困难。而文物是无价之宝，最高人瓦法院、囊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盗掘、非法经营和走私文物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明确规定盗窃、非法经营、走私文物是以等级量刑的，不以数额量刑；比如规定了“……盗窃二级文物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盗窃一级文物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两高”的这一解释是非常符合实际的，它弥补了刑法对盗窃文…     

受贿罪不应与贪污罪适用同一量刑标准

近年来,受贿犯罪呈高发趋势,但与反腐败形势不协调的是,我国现行刑法中对受贿罪没有一个单独的量刑标准,而是依附于贪污罪的量刑标准。刑法第三百八十六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     

浅谈受贿罪的量刑根据

受贿罪量刑的根据,是指受贿犯罪案件中业经查证属实、赖以确定刑罚的受贿数额,受贿情节以及与之相关的非情节因素等全部事实。由于受贿罪是一种严重破坏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犯罪,按照罪刑一致的原则,准确地运用刑罚惩罚收受贿赂罪犯,是同收受贿赂犯罪活动作斗争的重要环节。对于有力地打击受贿犯罪,保护国家机关的声誉,保障国家机关的正常秩序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的作用。而受贿数额和受贿情节,又是受贿犯罪事实的两个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因此,正确地分析研究受贿数额与受贿情节在受贿罪量刑中的地位和作用,处理好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准确地评断受贿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确定恰当的刑罚,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国法律对受贿罪的量刑,规定得比较明确、具体。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以下     

受贿罪量刑司法问题及其刑罚结构改革

近年来，受贿犯罪呈高发趋势，但与现实反腐败形势不协调的是，我国现行刑法中对受贿罪竟然没有一个单独的量刑标准。而是依附于贪污罪的量刑标准。然而贪污与受贿虽然同为腐败行为，但毕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犯罪．故而现行刑法将受贿罪的量刑比照贪污罪处理很不科学且受贿罪的刑罚种类设置也不尽合理。通过对美国、德国、瑞士等国法律有关受贿罪量刑立法的具体规定、立法精神、原则的比较研究以及相关案例的实证研究，提出对我国受贿罪量刑立法的若干建议。     

受贿罪处刑问题的法律思考

我国目前对受贿犯罪的处刑标准集中于全国人大常委会1988年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下称《补充规定》）这一单行刑事法规之中。该法规对受贿罪的处刑规定有以下几个特点：（1）能适用的刑罚种类较多，包括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以及罚金、没收财产等；（2）根据受贿的具体数额规定不同的量刑幅度；（3）对法人犯受贿罪一律采用两罚制，并且对法人的处罚限于罚金；（4）规定了索贿的从重处罚的情节；（5）对在执行具有公共权力性质的管理活动中利用职务而受贿的“公务受贿罪”与在经济往来或营利性服务领域中收取…     

受贿罪疑难问题探析

刑法确立的受贿罪由于规定本身的不科学性，导致在实践中存在着诸多疑难问题。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国际公约》，废除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要求，将动用行贿手段谋取不确定利益纳入不正当利益范畴进行评估，对受贿罪的主观形态应肯定存在间接故意，以数额确定受贿罪的定罪与量刑的模式存在较多缺陷，建议对受贿罪的刑罚处罚应建立以情节为中心的标准体系，增设资格刑和罚金刑。     

对量刑情节中“积极退赃”的理解

据刑法第386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第382条的规定处罚。而第382条第1款第3项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那么受贿人受贿后将财物退还行贿人，是否属于“积极退赃”？     

论多种量刑情节的适用

在刑事审判实践中，一案具有多种量刑情节的现象并不鲜见，而且具体形态十分复杂。概言之，一案中的多种量刑情节既可能都是从宽处罚情节，也可能都是从严处罚情节，还可能是数个逆向量刑情节并存；而这些同向或逆向量刑情节又有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情节．从重和加重处罚情节，法定和酌定情节，“应当”和“可以”情节，以及罪前、罪中和罪后情节的区别。面临这些种类不同，性质、作用有别而交错并存的量刑情节，如何做到裁判有序、量刑适当，这既是审判实践中的棘手问题，也是量刑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一、目前刑事审判实践中适用多种量刑…     

酌定量刑、量化量刑与量刑双轨制——美国量刑改革的发展演变与新型量刑模式的确立

19 世纪以来，美国量刑改革经历了酌定量刑、量化量刑以及混和量刑三种不同模式。酌 定量刑时代推崇康复思想与矫正刑，司法自由裁量权几乎不受节制。量化量刑时代重在消除量刑偏差与实现量刑均衡，通过设置形式化、量化的规则和标准指导量刑，极大地约束了司法自由裁量权。双轨制量刑模式特点是法律的形式规制与法官的直觉感悟并重，确定量刑与不确定量刑混融。与量刑双轨制相对应，美国在量刑委员会的功能与定位、量刑指南的简化以及量刑监督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和完善。     

退赃可作为贪利型职务犯罪的法定量刑情节

通过办案实践,笔者发现,尽管检察机关查办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案件的数量和涉案数额逐年递增,但收缴赃款的数额却并没有因此而增加。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立法未将赃款退还情况作为贪利型职务犯罪的法定量刑情节也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从现有法律规定看,除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项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在其他情况下,均未将赃款退还情况作为法定量刑情节。司法实践中,赃款退还情况往往只是一种酌定量刑情节,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受贿罪的数额标准若干问题探讨

在受贿罪的定罪与量刑中,构成受贿罪的数额标准应当确定多少才妥当,受贿罪的数额标准是否应与贪污罪等同,以及受贿罪的数额标准是否应有立法规定等问题,都是有必要加以明确,也是值得探讨的立法问题。一、受贿罪的数额标准确定问题1979年刑法未对受贿罪的数额标准作出规定,198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开始规定受贿罪的数额,其标准为2000元。对此,有学者认为,将受贿罪的数额起点定为2000元,规定太宽,并建议降低受贿罪科刑数额标准。[1]但是,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没有接受此种“降低论”,将受贿罪的数额标…     

刍议降低贪污罪量刑数额标准

处理贪污案件,数额是量刑的主要依据,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在一般情况下追究贪污罪的刑事责任的最低数额标准是5000元。笔者认为,这一规定在理论上有明显的不妥之处,与刑法基本原则不符,也不利于严厉惩处贪污犯罪,应当进行修改完善,相应降低贪污罪的量刑数额标准。一、从行为的危害性和刑法的有关基本原则分析,贪污罪的量刑数额标准应相应降低贪污罪在行为上主要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侵吞、窃取、骗取或者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作为侵财性犯罪的盗窃罪,在行为上主要表现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实施了秘…     

试论共同贪污受贿犯罪数额

在共同贪污受贿案件中 ,贪污罪、受贿罪的犯罪数额存在分配问题 ,只有准确地计算出共同贪污受贿罪中各共同犯罪人的犯罪数额 ,才能恰当地给各共同犯罪人适用刑罚。因此对共同贪污贿赂犯罪数额进行探讨有其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一、共同贪污贿赂犯罪数额的概念在贪污贿赂案件中 ,犯罪对象多数是公共财产或国有财产 (个别时有私人财产 ) ,或者表现为其他具有经济价值的物品 ,这些财产或者物品往往具有一定数额 ,这种数额集中体现了贪污贿赂罪的社会危害性 ,因此 ,数额对贪污贿赂罪的定罪量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共同贪污受贿犯罪数额是指贪污…     

关于反贪污立法的几点建议

一、建议降低贪污罪科刑的数额标准。目前,司法实践中执行的对贪污定量刑的数额标准,是按照两高院1985年7月《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以下简称《解答》)中规定:“个人贪污二千元以上的,应追究刑事责任,定罪判刑。贪污二千元以下,根据情节,可以判刑,也可以不判刑,不宜都不判刑”。执行这一数额标准,我们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问题质疑——兼与曲晶同志商榷

2003年第2期《人民司法》发表了曲晶同志所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实践与反思》(以下简称“曲文”)一文。该文结合司法实践中所审判的3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案例,分析了此罪在法定刑方面存在过轻的问题及其成因,并建议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即“适当比照贪污、受贿罪,依据非法所得的犯罪数额和情节轻重,划分若干档次,分档量刑。可将本罪刑罚分为两个档次,差额巨大为第一档次,应高于贪污、受贿等罪相应的量刑幅度7年以下有期徒刑;差额特别巨大为第二档次,应低于贪污、受贿等相关犯罪的最高法定刑,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无期徒…     

挪用时间长短应该成为挪用公款罪量刑的法定情节

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盗窃等侵犯财产罪一样是以犯罪数额做为量刑的主要标准的,这就使司法实践中产生这样的现象,即挪用数额相差不大的两件挪用公款案件,其中一件数额较少,但挪用时间很长,本金和利息相加远远超过挪用数额比较大而挪用时间很短的另一件案件,可是在量刑时却低于后者。如某贸易公司业务员黄×将本单位公款4万元,借给某个体户购买汽车搞运输,时间长达4年之久。应计利息达2.3万余元,仪判处有期徒刑4年,而某商场批发部经理姚××挪用公款5.2万元用于个人投资养殖珍珠蚌,挪用时间仅3个月却判处有期徒刑5年。笔者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我国的法律规定忽略了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盗窃等一般侵犯财产罪的区别,在犯罪数额之外,没有将挪用时间也做为量刑的法定情节加以规定。     

对贪污、受贿犯罪提高立案数额标准不可取

《刑法》第383条第4款规定: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第386条规定对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第383条的规定处罚。从上述二条款可以看出:撇开情节轻重,贪污、受贿罪的立案数额标准为5000元。然而在实践操作中,一些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