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必要性及构想

证据开示是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吸收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合理因素 ,采用了抗辩式庭审模式 ,却没有相应的制度来保障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 ,因而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势在必行。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要了解其必要性、主体、范围、程序、效力及责任等问题     

论公诉案卷移送制度的完善——以全案移送主义的回归为视角

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将案卷移送方式回归到最初的全案移送方式。全案移送符合我国当下的司法现状,也顺应职权主义国家追求实体正义的诉讼理念,但并非实行全案移送主义就能完全解决我国公诉案卷移送制度存在的所有问题。在全面分析全案移送主义的基础上,应通过设立庭前征询程序、增设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实行庭前实质审查、确立审判中心主义和规范公诉案卷移送程序等途径对公诉案卷移送制度加以改进和完善。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行政诉讼审前程序改革

和谐社会要求司法的和谐,行政诉讼审前程序建构是符合和谐社会具体要求的对司法改革的有益探索。目前,我国审前准备工作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预示着审前准备工作程序化的必要性。当事者参与是行政诉讼审前程序中的和谐司法之核心要素。在和谐社会视野下,我国行政诉讼审前程序在诉答程序、审前证据交换程序和审前会议制度三方面应进一步完善。     

刑事审前法官制度的立法构想

我国应设立刑事审前法官,介入刑事审前程序。刑事审前法官应单独建制,并严格控制其资质条件。刑事审前法官主要行使以下权力:审查强制侦查、未决羁押是否合法适当,审前公诉案件是否符合开庭条件,组织控辩双方进行证据交换,整理和固定争点,排除非法证据,救济辩方取证,并进行其他程序性行为。刑事审前法官制度应有相应的权力运作模式。     

民商事案件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对于民商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着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学说。但在当前注重人权保障、强调程序正义的大背景下,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又显得合情合理。实践中,应细化非法证据的范围,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纳入民事诉讼法典,可在审前阶段审查证据的合法性,完善当事人收集证据的保障机制,以提升司法权威性,保障民商事诉讼当事人的基本权益。     

我国民事证据时限制度适用的不足和完善

<正>一、民事证据时限制度的引入《民事诉讼法》第125条、第153条和第179条等的规定说明我国法律采取的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当事人不仅可以在第一审中的法庭辩论终结前的任何阶段向法院提出新的证据,"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第125条);即使诉讼进入了第二审程序,当事人还可以向法院提供新的证据(第153条);甚至在判决生效     

论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问题

行政执法程序与侦查程序属于法定的不同办案程序，但都以连接两个程序之间的媒介为证据。如何使行政证据和刑事证据和谐衔接，是推进案件顺利办理的关键环节。根据办案过程中证据衔接方面存在的问题，应明确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责，明确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获取证据材料的诉讼地位，完善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立法规定，细化犯罪案件移送制度的立法。     

审前案件分流机制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引入

随着刑事案件的不断增多，我国刑事追诉环节之公诉与审判工作困境频生。消解此种困境应当以公诉分流观念为引导，以程序正义为价值理念，通过缜密的程序设计，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引入审前案件分流机制以提高诉讼效益。     

“以审判为中心”视角下的司法信息公开制度反思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要突出庭审的实质化。在这场改革浪潮中,我们有必要对现有的司法信息公开制度进行重新思考。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对我国司法信息公开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在此背景下对我国司法信息公开制度进行新的定位,对司法信息应区分为审前阶段和审判阶段,在审前阶段侧重于司法信息的有限公开,在审判阶段则侧重于司法信息的深度公开。     

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刑事证据保全制度没有作出规定.刑事证据保全是一种由当事人提出申请,由法官对此申请进行裁断的具有司法性质的行为,它对于保障被追诉人的辩护权、查明案件事实、推进我国的刑事审判方式等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应当从程序正义、诉讼结构、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等角度出发,来构建我国的刑事证据保全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中建立非法证据排出规则的障碍

我国传统的诉讼观念强调查明诉讼案件事实真相以实现实体正义,这种诉讼观念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建立和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阻碍作用。同时,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存在阻碍排除规则实施的因素,包括法院缺乏独立性、中立性和权威性、追求真实发现的再审制度等。因此,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诉讼观念上和法律制度上的障碍,由此决定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     

浅议民事举证责任分配问题

民事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所要解决的实质问题是诉讼争议事实真伪不明时,不利的诉讼后果由何人承担.它追求的内在价值,是实现实体法宗旨和价值标准,保证程序公正及诉讼经济和提高诉讼效益.我国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理论与立法尚存在不足之处,应当完善我国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特殊规则和法院调查搜集证据制度.     

论新刑诉法的非法证据庭审程序

非法证据庭审程序和排除规则的确立是新刑诉法的一大亮点。在我国刑事庭审程序中,公诉机关与排除申请人举证责任分配、证明标准如何确定是实务中遇到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在非法言词证据排除领域,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中,"合理"如何确定、多元利益如何衡量与分配是该制度亟待进一步深化解决的问题,否则,证据排除庭审程序只能形同虚设。或许,今后在立法中确认一种独立的听证程序能更好的达到排除非法证据的目的。即在法院审判中设立一个独立的证据听证程序,配套以合理的举证责任分配、明确的证明标准可以减轻庭审的负担,节约诉讼资源,更好的保障人权。     

关于完善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几点思考

为解决我国法院涉及范围面广、数量日益增大的民商事案件,迅速、便利、公正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节约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提高法院的诉讼效率,新民事诉讼法专门新增了小额诉讼程序,为快捷化、简便化地解决小额民商事纠纷提供了诉讼程序的保障。但民事小额诉讼程序立法较为概括,在各地法院实际司法适用中存在许多困难,降低了小额诉讼程序实际的司法适用。为更好地完善民事小额诉讼制度,需要对小额民事诉讼制度在实际司法适用中存在的缺乏统一管理、程序混用、适用范围不明确等问题进行探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论审前羁押制度的完善

审前羁押是法院在对案件开庭审理之前,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采用羁押的方式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借鉴域外羁押制度,针对我国审前羁押中存在的羁押条件粗放、羁押程序简单、羁押场所不独立、被羁押者的权利救济渠道不够等问题,我们须从羁押的法律地位着手,细化羁押条件,改革现行的羁押决定和执行体制,加强独立司法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对审前羁押权的审查和监督,以有效制约审前羁押权。     

民事诉讼调解主体的权限分配研究——以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模式为视角

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是两大法系最基本的诉讼制度模式.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承载着法官的审判权与当事人的处分权,体现了法官与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权限分配的不同模式.在诉讼调解的不同阶段,两种诉讼模式交错适用,参与主体的权限分配模式是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协同作用下的体现,绝对的当事人主义模式或职权主义模式是不存在的.     

浅谈我国民事书证收集制度的理论基础

选择何种诉讼法理将直接影响到书证收集的具体内容、手段和方法。诉讼价值、诉讼模式、证据的真实观等诉讼理论的不同选择,都将使民事书证收集制度呈现出不同的样式,使当事人和法院在民事书证收集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对于民事书证收集制度的理论基础进行探讨,将有益于对民事书证收集制度的全面理解。     

民事小额诉讼程序论纲

民事小额诉讼程序于2012年民事诉讼法中首次规定,自2015年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出台后进入全面实施阶段。然而,由于小额诉讼的法律规范较为原则,导致实质上各地适用率普遍较低,不能在实践中发挥应有作用。对此,须基于小额诉讼的基本法理、结合小额诉讼程序在我国的运行现状、借鉴域外小额诉讼制度的立法经验,从小额诉讼程序的启动模式、救济制度、调解制度、适用次数等方面进行改进,以期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我国审前羁押制度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对策

我国审前羁押在性质上是刑事拘留、逮捕的当然状态和必然结果,目前在实践上还存在着一些制度缺陷,主要表现为审前羁押在制度设计上具有非司法性,运作过程具有不公开性,刑事侦查机关和羁押机关隶属同一机关,导致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为保障羁押对象的人身权利不受非法侵害,完善我国审前羁押制度,我国应建立审前羁押的司法审查制度,改革羁押机关的领导体制,完善羁押机关工作人员渎职行为的责任追究制度,强化网络监督.     

程序性裁判法庭调查的两种模式——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切入

我国目前程序性裁判的法庭调查存在"先程序后实体"和"先实体后程序"两种模式:前者以程序正义理论、诉讼便利理论和证据调查逻辑为根基,但必须面对诉讼拖延和审判对象反复变更的问题;后者的出现主要为了解决诉讼拖延问题,但它不仅在提高诉讼效率上倍受质疑,而且有可能造成法官预断,并影响权利救济的及时实现。在适用范围上,我国坚持以"先程序后实体"模式为主,以"先实体后程序"模式为辅;在模式适用的选择上,裁判权处于绝对控制的状态。从理论上看,两种不同模式出现根源在于程序设计者对程序性裁判和实体性裁判的关系的理解有不同的侧重:"先程序后实体"模式侧重程序性裁判的独立性;"先实体后程序"模式更关注程序性裁判的依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