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规范塑造评析

塑造新的国际规范正成为中国与国际组织互动的重要内涵。中国塑造新国际规范的努力同时在全球和地区性国际组织两个层面展开,前者包括全球安全型、政治型、经济型和环境型国际组织,后者包括中国主动融入和积极创建的地区组织。研究表明,中国重非正式机制,西方重正式制度;中国重进程,西方重规章;中国重软约束,西方重硬约束;中国重开放性与包容性;西方重封闭性与排他性;中国重多元价值基础上的任务导向型合作;西方重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责任分担。在国际游戏规则的重塑和议题重置过程中,中国应提升嵌入式议题设置能力,增加在全球和地区组织中的话语权,建立统一战线,推动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向各方共同参与的全球共治的方向演变。     

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促进了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革。从组织结构而言,当前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由核心机构"二十国集团"和金融稳定理事会,另有布雷顿森林机构、主要国家和地区、相关政府间组织、相关非政府间组织、边缘国家和地区、其他非政府行为体共七类不同行为主体,构成了复杂的全球金融治理网状结构。从规则体制而言,当前体系是由银行、证券、保险、会计等不同领域组成的体制复合体。当前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是一个介于正式国际机制和完全非正式制度安排之间的半正式体系。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目前还存在一系列困境如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现象,基于"二十国集团"的半正式关系依然无法将碎片化的金融治理体系黏合起来,建立在"小规模多边主义"基础上的网状结构和体制复合体缺乏国际合法性,以及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有效性不足,等等。因此,对当前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与中国的角色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自形成以来一直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进行着变革。进入2018年以来,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增加,大国之间竞争博弈日趋激烈,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重构关键期。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不但面临价值共识的危机和单边主义的严重冲击,而且全球贸易规则制定权的争夺也十分激烈。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变革,不仅是中国营造有利国际环境的需要,也是自身应承担的一项重要国际责任。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中国的角色是新价值理念的引领者、国际制度的共建者、全球方案的贡献者和集体行动的参与者。     

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制度建设与中国角色

全球环境治理从启动伊始就与制度建设相伴相生.全球环境治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相关机制建设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国际机制赋能全球环境治理,重塑国家治理行为,为全球环境治理持续深入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在逆全球化现象出现、治理领域日趋扩大、大国博弈不断升级等情况下,全球环境治理暴露出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而碎片化的国际机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制度建设中,经历了由被动参与到主动贡献、再到积极引领的演进历程.气候变化日益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而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愈加无可替代.     

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制度竞争——基于欧盟、美国、中国的比较

国际制度竞争根源于国内制度实践,中美欧是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主要谈判方,三者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制度倡议都源于其内部减排制度的实践。欧盟内部形成了总量控制与排放贸易的减排制度,美国国内形成了基于自由市场哲学的地方排放交易制度,中国国内形成了"国家—发展型"减排制度。三种制度的形成都受到各自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这种制度差异传导至气候外交领域,使欧盟侧重于建立全球总量控制和约束性减排机制;美国倾向于建立完全基于市场竞争的减排制度;中国则主张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建立多元共生的减排体系,且不挤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这些政策差异成为三方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制度竞争的基础,而制度竞争也反映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从理论上看,三方围绕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制度竞争体现了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的密切关系。由此说明,在研究中将比较政治与全球治理相结合具有合理性。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环境,全球治理体系面临诸多变局:国际社会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大国退出导致治理赤字扩大、全球治理规则亟须现代化、常态化改革必要性骤然上升等。全球治理改革也面临诸多挑战:缺乏部分核心大国的支持、个别国家国内政治"负面溢出效应"制造大量不确定性、规则建设和制度建设具有时滞性、逆全球化思维频现削弱全球治理合作意志等。在此背景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必要性不断凸显,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现代化谈判进程、全方位重视专业人才培养、加强话语体系建设,为优化和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注入强劲动力。     

全球治理变革与中国的角色

当前,世界格局正处于深刻变革期,权力转移显著增强、国际制度深陷赤字、跨国风险持续蔓延等,致使全球治理体系有失均衡、治理机制缺乏弹性、治理效果有待彰显。全球治理体系亟需变革,主要是变革处于国际体系中心的国际制度和机构,包括推进联合国渐进改革、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加强二十国集团机制化建设等。中国不仅是全球治理的全面参与者,也越来越成为现存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变革者。中国不但需要继续加入现存全球性的国际制度,深度参与全球治理,而且也要加大全球公共物品投入,积极变革全球治理体系。     

国际制度的困境与重构

国际制度是国际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新现实主义领军人物、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斯蒂芬·克莱斯纳给它下了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定义：“在某一特定的国际关系领域中，各个行为主体的期望得以汇集在一起的一系列明确的或暗含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国际制度的建立，对于协调与规范国家间关系，促进国际合作，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且，由于全球化的发展，     

全球治理新试验？议题互嵌、机制关联和公民社会兴起——以贸易议题和气候变化为例

全球化的深入正在改变国际社会结构,同时也影响着全球治理体制的合法性、回应性和有效性。当前,问题领域之间分野日益模糊,不同问题结构之间的交叠区域日益扩大,议题联系方式千丝万缕;其次,作为全球问题应对手段的国际机制和治理框架调整滞后;第三,在国际结构“解构”下,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全球公民社会）登上国际舞台,并在全球治理过程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本文以贸易议题和气候议题的“互嵌”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展现两个议题面临的议题交叠、机制关联及行为体互动的图景,以期描画未来可能出现的全球治理新方向。本文最后将针对这种趋势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可能方式提出建言。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改革倡议:基于WTO多哈回合谈判和G20进程的分析

随着中国国家权力和影响力的上升,中国对国际制度的主动塑造已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本文以WTO多哈回合谈判和G20进程为案例,考察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改革倡议及其特点。中国利用全球治理改革的"重要时机",积极致力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倡议。在倡议行动中,中国主张全球治理机制应在不改变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作出适当调整,不谋求对联合倡议的主导,秉持促进发展的理念。     

国际制度竞争、利益分配与国际秩序转型

国际秩序转型的动力、过程和方向是政策界与理论界关注的核心议题。历史上的国际秩序转型通常以暴力方式实现,旧的秩序被完全推翻,获胜大国及其集团围绕自身利益建立一套新的秩序安排。在当今时代,暴力方式难以为继,新兴大国只能通过一些相对和平的手段改变既有利益分配格局,以此推动秩序的渐进调整。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制度竞争成为国际秩序转型的核心动力,崛起国寻求提升在制度体系内的物质利益和规则主导权,守成国则试图利用制度体系内的优势地位维护既得利益。崛起国的制度竞争策略包括改革既有制度、创建新的包容守成国的制度和排斥守成国的制度,守成国针对崛起国的行动而制定相应的反制策略。双方的制度竞争通过改变既有利益分配的不同维度来决定国际秩序的转型模式。当前,中国通过改革既有制度和创建新的包容守成国的制度实现了物质利益和规则主导权的提升,中美两国在国际制度领域的持续互动将决定未来国际秩序转型的进程。     

金砖国家与全球能源治理:角色、责任与路径

金砖国家都是全球能源市场上举足轻重的角色,面临共同的压力与挑战,具有大致相同的能源利益与诉求。金砖国家应该建立开放性的多边能源合作机制,并在国际能源治理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金砖国家加强能源领域的多边合作,可以优势互补,整体推动国际新能源、新秩序的构建。金砖国家的能源合作应该坚持包容性原则,建立金砖国家的能源协调机制,深化能源合作的关键性领域,通过扩大金砖国家的国际参与,提高金砖国家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能力。     

网络空间冲突的治理困境与路径选择

网络空间安全治理问题正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其中,网络空间冲突治理问题更是备受关注。与现实的物理空间冲突相比,网络空间冲突具有行为体多元化、进攻手段快速更新、冲突后果不可预知等新特点。这导致网络空间冲突治理面临认知分歧严重、规范难以有效管辖、威慑无效和"结构性难题"等现实挑战。因而,网络空间冲突治理需要转变治理理念,通过国家间务实合作,整合各方优势资源,构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并培育合作、共享的治理文化。作为全球网络大国,中国一直以来都积极倡导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治理体系。同时中国将在创新治理理念,弥合数字鸿沟,开展双边、多边国际合作等方面,为构建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和全球网络治理机制作出积极贡献。     

粮食安全的全球治理与中国参与北大核心CSSCI

在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蝗虫灾害等极端事件的多重影响下,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再度凸显。当前,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涉及一系列相互冲突、竞争、合作或协同的影响要素,对治理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从现状来看,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需求端与供给端存在应然与实然的错位,呈现出多种冲突:粮食安全从贸易嬗变并扩散到生态、技术、知识等安全维度的综合关联治理需求与粮食问题领域治理平台各自为政的矛盾;全球化推动下粮食安全治理多边主义需求与区域主义分散治理的矛盾;公平公正与包容的全球粮食安全规则的制度需求与粮食安全治理规则非中性矛盾;粮食安全治理机制运行与发展的有效领导力需求与现实供给"伪领导力"间矛盾。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供需失衡的同时也伴随机遇,中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具有现实需求与可行性基础。在发展巩固自身粮食安全的同时,中国应以共赢理念进行斡旋和积极引领,打破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僵局。     

全球治理与中国的地位和作用

2009年是"全球治理"获得重要发展和变化的一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政治利益结构和力量结构出现深刻变化,全球治理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其主要变化集中在四个领域:一是金融领域,针对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案不断推出,各大国之间展开新一轮主导权之争。二是     

论两个体系世界的发生和发展与全球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兴起,人类社会出现了并行发展的两个历史趋向:一个是民族、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趋向,一个是经济全球化驱动下的全球化历史趋向。前者表现为主权国家体系(国际体系)的出现和发展,本质上是一个自保体系,后者表现为全球体系的生长和发展,本质上是一个相互依赖体系。这两个体系在生长、发展过程中又存在互动联系,既可以是另一方的动力,又可以构成另一方的阻力。随着全球体系生长,相互依赖的扩展,任何一方出现的问题都有可能演变为全球性问题。两次世界大战爆发表明传统的国际体系力量结构均衡无法应对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的霸权治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了战前所面临的问题,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导致了全球体系的出现,但也引发或掩盖了诸多的全球问题。面对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并存的世界,霸权治理已无法应对全球问题的挑战,全球共同治理世界已势在必然。     

金砖国家合作的起源:一种理论解释

金砖国家是中国提倡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话语权和规范制定权力的重要平台。金砖国家合作起源的外生功能因素包括系统外部环境、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和国际制度环境,外生规范因素有重复合作的报偿文化、完善公正国际规范的意愿;内生功能因素为行为体数目、互补性和国内政治,内生规范因素则是同质性的认知和内生共识。金砖国家对保持报偿结构的判断和对未来影响的认知是将上述影响变量联系起来的两组机制。金砖国家的合作起源于其政治经济崛起的背景和国际制度的非中性,金砖国家间政治和经济相互依存逐渐增长,国际地位和利益追求的共识超越了国家间同质性差异,进而产生联盟组织的信任,推动金砖国家组织的制度化和机制化发展。     

中国与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合作探析

作为国家公共部门投资主体的主权财富基金是国际金融体系中新的市场参与者,它的兴起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相对重要性的上升。中国与中东引领了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快速发展,双方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从制度创新与变迁的视角分析,主权财富基金合作会对资本流动、监管协调、货币体系等广泛的国际制度领域产生影响,并可能推动国际金融制度演进和全球金融治理革新。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与中东主权财富基金通过联合投资、共建主权财富基金国际论坛等行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格局,并推动了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的变革。中国应把握机遇,在防范地缘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利益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双方主权财富基金合作,加强国际资本市场布局,并有效参与全球金融治理。     

全球南方崛起与当代国际秩序变革

全球南方崛起是当代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事实,它已经导致而且必将持续造就国际秩序的巨大变革。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殖民化进程以来,全球南方崛起先后经历三个时期,即非殖民化(1945—1989年)、全球化(1990—2008年)和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2009年以来),全球南方自身也相继经历“体系内的反抗者”“审时度势的融入者”和“积极的能动者”的身份变化。在以上三个时期,全球南方崛起所引起的国际秩序变革,在不同层次、地区和领域均各有不同表现,但都集中在三个方面,即权力结构、交往方式、国际规则和制度。在纵横两个维度上揭示全球南方崛起与当代国际秩序变革的互动关系及其机理,有助于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世界政治的大变革和大方向。     

中国对外关系中的生态文明制度对接

随着全球范围内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环境污染以及生物多样性日益丧失,地球面临空前的生态危机。环境治理领域的国际政治博弈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面临集体行动困境、参与主体治理地位不对称等一系列治理挑战,难以形成统一的制度目标,亟待形成公正有效的多边合作治理机制。基于此,中国提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改革,这也构成了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其中制度对接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发展的关键要素。从制度对接的角度出发,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生态文明制度对接：一是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制度对接;二是与双边、区域合作机制的制度对接;三是与中国自主提出的国际倡议的制度对接。中国的绿色领导力则是推动对外关系中的生态文明制度对接的重要基础与核心动力,并提升了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国际贡献。最后,在新形势下,中国应把握战略机遇,深化生态文明制度对接,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