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整合视角下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的变迁与启示

从政治整合视角梳理我国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的变迁过程,阐述其与主流政治文化关系的两次重要变迁:由王朝国家时期的多元化一到民国时期的民族分离倾向,再到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时期空前统一的转变。总体而言,少数民族政治文化与主流政治文化是一种和合相生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非自然生成物,而是在国家不断进行政治整合的基础上形成的。现阶段,受社会转型、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政治文化与主流政治文化间出现了一定的张力。这需要党和国家借鉴历史上政治整合的经验,加强现阶段体系文化、过程文化和政策文化建设,从而实现少数民族政治文化与主流政治文化的协同。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变迁

中国政治文化是一种“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即政治文化本身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道德生活和伦理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文化弥散在更宏大的社会文化之中。社会通过一定的文化机制和一定的文化形态下形成的主体文化沉淀作用于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伦理生活的展开便是政治生活的实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变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中西方政治现代化模式比较

政治现代化模式是各民族、国家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通过体制转型来进一步适应特定历史和文化环境中的一部分(该国、该地区)现代人的生活的一种政治体制形式变迁的道路或途径。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现代化模式方面从价值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民主政治模式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同,我们应该批判地吸收西方国家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合理内核”,在立足本国国情的情况下去寻找真正属于我们的通往政治现代化的道路。     

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政治创新

20世纪中国社会经历了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确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三次历史性巨大变迁，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进行政治创新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的政治创新主要表现为对中国社会建立民主政体的探索，形成了“宪政”图式；毛泽东的政治创新主要表现为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形成了“人民民主”图式；而邓小平的政治创新，主要表现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模式的探索，形成了“改革与发展”图式。他们的政治创新是21世纪中国理论创新的宝贵精神资源。     

走向社会政治与中国共产党现代化

在中国社会“双重转型”的背景下,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可以被描述为走向社会政治、实现政治关系社会化的过程。这个发展过程引起的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必然对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结构、功能、机制、活动方式和政党文化提出新的挑战,要求党不断适应这种变化着的环境,实现自身的现代化。适应社会双重转型和走向社会政治的要求,实现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可以从实现党的功能转换、推进党的民主和创新政党文化等几个方面来推进。     

中西政治现代化模式比较

政治现代化模式是各民族、国家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通过体制转型来更适应特定历史和文化环境中的一部分(该国、该地区)现代人的生活的一种政治体制形式变迁的道路或途径。与政治现代化内含的价值相比,政治现代化模式本身只是实现其价值的工具和手段,但模式的选择却影响着每一个民族、国家找到通往政治现代化的道路。本文从价值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民主政治模式三方面探讨了中西政治现代化模式的不同之处,以期吸收西方国家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某些“合理内核”,在立足本国国情的情况下去寻找真正属于我们的通往政治现代化的道路。     

中国社会跃迁中的政治文明战略选择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现代社会的运行轨迹:使中国走上了一条后发现代化国家追赶式的跃进道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迁也随之呈现出跳跃性的特质。时代迫切要求我们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跃迁。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的特殊政治生态环境,并整合各种政治文化资源,进行理性的战略选择。     

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动力

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动力机制与西方国家不同。政治现代化的动力,在中国源于外部西方的冲击,而在西方则源于内部的压力;政治现代化的动力主体,在中国主要是政党和国家,而在西方则主要是公民社会;中国传统社会缺乏政治现代化的动力资源,而西方则较充足。从激进主义革命模式转变到渐进主义改革模式,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动力完成了从单一动力到复合动力的变迁。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化与制度变迁的双向互动

作为全球交往秩序的中国想象和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植于中国特殊地理区位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并在全球化与地方性制度变迁的互动中逐步形成。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呈现出彼此交融、和合共存的多种样态:一方面,全球化对地方性制度变迁具有规制作用;另一方面,地方性制度变迁又对全球化形成倒逼机制。由此,全球化引导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展现全球化成果,两者共同作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传统文化要素辨析

当前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催生了一系列政治学研究的热点，比如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学理论溯源问题以及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及成功经验对西方主流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形成了挑战，而以亚洲价值观为代表的政治文化研究则在辨识和推导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关的传统文化要素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缺陷。要解决上述理论和方法问题，就必须将历史—文化分析框架与政治学实证研究相结合，即引入比较历史政治的分析方法。基于此方法的探索性分析表明，四个中国传统文化要素——民本、中庸、德治和和谐，对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提供了动力逻辑并通过了效度检验。     

党的三代领导核心与我国现代化模式的演进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党的三代领导核心联系当时的实际，确立了不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形成了不同的现代化模式：第一代领导核心形成了国家工业化模式；第二代领导核心形成了全面发展模式；第三代领导核心继承、丰富和发展了全面发展模式，、现代化模式的不断演进，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刑事古典学派的意志自由学说与刑罚本质理论

刑事古典学派有两种类型,即旧派相对主义和旧派绝对主义.前者可以贝卡利亚为代表,其功利主义的意志自由理论是建立在经验论基础之上的,在刑罚本质问题上达到了功利主义与报应刑主义的统一;后者可以黑格尔为代表,其意志自由理论则以唯理论为基础,将具有自我意识的成人的意志自由作为犯罪与责任能力的基础,没有割裂刑罚报应中的道德评价与法律评价.     

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合法性问题探析

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合法性是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事关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党的事业的发展。由于市场经济中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致使当前我国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合法性存在不足。要从完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标准、加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法律法规建设,以及落实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人民群众的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等几个方面来提高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合法性。     

社会主义人的现代化思想探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人的发展、人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提出并形成了社会主义人的现代化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学说为社会主义人的现代化思想提供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列宁则关注和重视人自身的发展和完善问题，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把人的作用和发展置于相对独立的位置上，更重视其在革命和建设中的意义。     

世界统一性的实践诠释

人类的产生使处于原始自在统一状态的物质世界出现了真正意义的分化,使这种分化得以实现的真正动力是实践;也正是在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分化的物质世界不断呈现出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物质世界的分化与统一是在实践中实现的,同时也是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     

行政信息公开法制化的价值

行政信息公开法制化是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适当限制，是构建诚信及服务型政府的需要，同时，行政信息公开法制化是构筑确保民主、保障人权、协调多元利益、反腐倡廉的和谐社会法律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方法论研究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蕴涵的思想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社会主义本质论形成的思想前提 ;从抽象到具体是认识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基本途径 ;坚持彻底的唯物史观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坚实基础 ;运用灵活的辩证思维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科学方法 ;从最高层次上揭示社会主义本质是把社会主义认识提高到新水平的关键     

构建生态型政府的理论探讨

构建生态型政府是缓解生态环境危机的现实抉择，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映射与彰显，是自主创新、谋求发展的理性选择。生态型政府是政府行政管理行为创新的高级形态，旨在实现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生态化，对内部事务管理的生态化，以及公务行为的生态化。构建生态型政府的路径包括：树立和谐共生、生态优先的政府执政理念；构建社会服务职能与生态服务职能并举的政府职能体系；构建生态功能与行政功能协同治理的政府体制；构建基于利益相关的多元生态治理模式；健全政府生态制度，椅筑生态法律政策体系；倡导绿色GDP的政绩考核体系等。     

邓小平《自传》发现始末

邓小平于1926年亲笔写的《自传》,翔实地记述了他到莫斯科之前的生活经历、思想发展和在党团组织内工作情况等早期活动。这件历史档案的部分内容先后被历史研究部门和传媒界广为引述,为人们真切、系统地了解邓小平早年的革命历程提供了真实的原始依据。那么,这份仍保存于俄罗斯的珍贵历史档案如何被发现的呢?这件珍贵档案的主要内容又是什么?     

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问题探析

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我国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较西方国家的企业有很大的特殊性，即委托代理链条过长、所有缺位、企业干部行政化、激励机制失效和约束机制弱化等。因此，完善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必须创新委托代理机制，精简委托代理链条；取消行政干部任命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改革企业分配制度，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改革和创新，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代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