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众筹融资的现状、问题及进一步发展的建议

众筹融资作为一种新型融资模式,有效地缓解了资本市场资金短缺和民间资本闲置的双重问题,对建设大众创业平台、引导民间资本转化为投资具有重要意义。众筹融资在我国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2011年我国首家众筹网站"点名时间"成立,目前有十几家众筹平台,有奖励众筹和股权众筹两种发展形式,筹资规模不断扩大,运行流程日益规范,经验不断积累。我国众筹融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众筹融资规模较小,项目完成率较低;有关众筹方面的立法滞后,没有从法律层面确定其合法性;在互联网上进行众筹融资,容易使融资人的新创意被他人盗用;众筹发展整体处于初期阶段,模式单一,平台同质化程度高,不能展开差异化竞争;征信体系与诚信环境缺失等。进一步发展我国众筹融资,需要建立健全相关立法,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对众筹平台的统一管理并充分发挥其监管作用,加强项目发起人信用机制的构建,逐步建立众筹行业协会。     

国家工程中心引入“众筹”模式激励方式研究

通过分析国家组建国家工程中心所寄予的期望值及国家工程中心对行业的带动力,针对国家工程中心及企业在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环节中扮演不同角色,提出引入"众筹"模式,通过"众筹"这一崭新的激励方式,探索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新路径。进一步阐述了科技部组建国家工程中心的目标及国家工程中心这一创新主体的创新带动作用。     

契机抑或挑战:公益众筹介入下社会组织发展问题析论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众筹作为一种新兴融资模式引入中国,而公益众筹作为"新常态"下社会组织的重要工具被寄予厚望。它能促进社会组织理念的改变和创新、提高公众参与广度和深度、推动社会组织市场化运作和行业规范透明度。但也要看到,公益众筹在为社会组织提供可能的发展契机之时,也为其带来了无法回避的理念挑战和制度风险。社会组织只有在倒逼力量的推动下,加强自身综合能力建设,具备驾驭这种工具的能力,公众对公益众筹的美好期许才能变为真实的图景。     

利公还是利他:中西方公益众筹“公益”表征差异及其社会根源

利他性质的慈善众筹在我国目前公益众筹项目中占据绝大部分比例,利公性质的公共物品众筹却发展迟缓,这种"非均衡"发展状态不仅严重限制了公益众筹的效用范围,还会诱发慈善骗捐、众筹信誉受损等棘手问题。中西方公益众筹在受益群体、利公范域、公众参与形式多个"公益"表征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西方公益众筹更加寻求"利公"和"利他"价值的均衡实现。差异产生的社会根源既包括大众认知、福利文化、社会关系等社会层面事实,也有公共服务发展水平、众筹政策环境等行政层面因素。为推动我国公益众筹均衡发展,更好发挥其在公共利益促进方面的积极效用,需要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构建"监管—治理"协同化众筹政策体系,鼓励非营利组织参与公益众筹实践,积极引导居民参与线上—线下联动式公益众筹。     

如何监管众筹

众筹模式作为一种新兴起的金融业态已经进入监管视野。众筹的监管部门已经明确归属证监会创新业务监管部。不过,这才刚刚开始,目前尚无明确的监管规则。众筹之所以在去年下半年突然火起来,是因为2012年4月美国出台了JOBS法案（即《2012年促进创业企业融资法》）,允许中小企业在众筹融资平台上进行股权融资,不再局限于实物回报,同时也做出了一些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规定。     

股权众筹投资者人数上限的法律规制

我国股权众筹面临双重困境,发展缓滞低迷。股权众筹对于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稀释投资人风险等具有积极作用,但其"私募"定性不符合股权众筹的"公募"基因,现有法律对投资者人数上限设定是掣肘其快速成长的主要根源。破解投资者人数设限困境是我国股权众筹健康发展的现实需求。从当前看,需作一过渡性安排,具体包括:构建小额募股豁免制度,设定分类层级式投资限额,对投资者人数限额进行过渡性设置;从长远看,应从法律上优化股权融资相关条款,以逐步淡化直至取消对股权众筹投资者人数上限标准,从而真正激发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活力。     

互联网金融视域下众筹模式的风险与监管

近几年,市场参与广泛的互联网金融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其突破传统投融资方式的低成本投入、高效便捷和重视顾客体验的特征使其迅速占领金融市场。众筹模式作为互联网金融的新兴事物,是互联网金融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但同时也面临着除传统投融资风险外的技术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等一系列复杂性风险。目前,互联网金融视域下众筹模式的实践发展已远远先于理论研究,因此,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国情境的互联网金融众筹模式的监管路径和政策是一项重要而又迫切的研究课题。     

“微信圈”与众筹实现程度研究

对"轻松筹"平台的五个案例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不同的众筹项目在筹款完成度和速度等方面具有较强差异性。网络社会圈子派生于现实社会圈子,个体"线上"社会圈子的规模、资源禀赋以及构成方式受到"线下"社会圈子的影响,进而影响着互联网公益众筹的实现程度。     

推动学雷锋常态化长效化

<正>近年来,扬州市借鉴"众筹"的理念和思路,创新载体和平台,多层次选树最美"雷锋",矩阵式宣传最美"雷锋",多元化学习最美"雷锋",积极传播好声音,弘扬正能量,构筑起道德风尚建设高地,有力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长效化。多层次选树最美"雷锋"借鉴"大数据"的理念,采取"众筹互动"的方式,建立上下衔接、互联互通的典型"数据库"。多方联动寻。深入开展寻     

社会形态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定位

对于当代中国正在加速发生着的社会转型,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最佳分析工具,它能从整体上深刻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在规律,即在经济社会形态领域,主要是由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型,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和发展模式的转换与重构;在技术社会形态领域,则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这是一种"双重转型的特殊组合"。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是当代中国转型的"普照之光"。     

股权众筹助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新常态下促进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已经减弱,中央政府希望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方式找到国内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股权众筹是解决大众创业资本、资源问题的创新方式,但是定位不准确、投资不积极、委托代理等问题制约了股权众筹的发展,本文分析了这些问题的成因,并提出了解决对策,希望能够通过股权众筹的发展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落实。     

社会保障供款征缴体制国际比较与中国的抉择

对世界各国社会保障供款征缴的"分征""代征""混征"这三个模式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利用第一手资料对每个模式做了案例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社保部门、税务部门和私人部门三个不同征缴主体在三个不同征缴模式中的职能作用与协调配合问题做了考察;对中东欧转型国家征缴模式的改革取向及其原因做了分析.针对中国目前存在的社保部门和税务部门"双重征缴"体制的现状,认为,中国面临着二元化经济结构和统账结合制度特征的现实国情,由此决定了社保制度扩大覆盖面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是任何发达国家和中东欧转型国家都不具有的,这就要求社保制度要不断进行自我完善,适应社会经济既定条件,以完成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社保制度的目标,否则,就难以实现这个目标,或即使实现了也是一个碎片化的社保制度,而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指出:中国选择征缴模式的替代方案应以分征模式为最优,代征模式不利于实现2020年的目标,目前存在的"双重征缴"体制不利于实现这个目标,并提出了征缴体制转型的"两步走"的改革设想.     

走向“社会导向型城市”——论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节点

当代中国城市建设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并形成了"经济主导型城市"的城市发展模式。2008年,中国城市从"经济主导型城市"向"社会导向型城市"开始转型,2011年是中国"社会导向型城市"发展的高潮,这主要体现在"城市扩张进入减速通道"等四个方面。面对中国城市转型,应从确认当前中国城市发展的"节点"、强化城市社会管理等方面给予关注和推进。     

美女"旅霸"做公益走遍120个国家

"90后"成都女硕士邓深,不光是会14种外语的美女"学霸",更是一位了不起的"旅霸":来自普通家庭的她,靠打工和"才艺众筹"穷游了120个国家!其间她还加入国际公益组织,用行动展示了中国人友善、正面的形象。她的霸气宣言是:"如果地球上再也找不到想要去的地方,我会搬到火星去。"邓深为什么要放弃安稳的生活,选择做"超级游侠"?她收获了怎样的阅历和人生?     

中国发展转型问题研究(上)

中国正面临着"第三波历史性大转型"。此次转型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在内的"全方位发展模式"的转型。它始于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在未来"中期"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基本方略应实行八字方略,即"人本"、"绿色"、"创新"、"协调"。"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新的理念与思路应包含:(1)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宗旨的核心层面的转型;(2)以绿色发展、创新发展为主题的战略层面的转型;(3)以内外协同、产业协同、区域协同和城乡协同为内容的结构层面的转型;(4)以"五环改革"为重点的全方位体制转型,从而为上述发展模式转型提供体制支撑。     

嬗变与重构: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共服务模式转型分析

公共服务是国家与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共服务模式经历了从"集权熔合—公平至上"型模式向"解制分立—效率优先"型模式,并最终向"多元竞合—均等共享"型模式嬗变的历程。模式转型意味着其内在价值理念、制度设计以及技术选择的革新。回溯中国公共服务模式转型历程,有助于在中国语境下解析公共服务模式的转型,探寻其进一步创新的现实路径,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关系边界的重塑、政府角色的合理定位以及政府与公民关系的重构。     

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型陷阱与多元重构

经济社会转型使思想政治教育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五位一体"模式演变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主阵地"模式。这一模式无法解决因经济社会转型而引发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矛盾与问题,由此落入转型陷阱。要跳出思想政治教育转型陷阱,必须深刻理解"主渠道主阵地"定位意蕴,构建主辅相承、传统与现代相融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大系统。     

从分享“人口红利”到释放“人才红利”

正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是中国经济转型使然。中国正处于从高消耗、高成本发展模式向低消耗、低成本、高附加值的产业模式转型过程中,对人力资源的要求必然更高。过去中国制造业的飞速发展得益于"人口红利",下一步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更得依靠"人才红利"。由人口数量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是暂时的,且主要被资本所有者获取;而由人口素质所带来的人才红利,是一种人力资本红利,可为经济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必然要求我国加快实施创     

英语专业向现代职业教育转型模式探析——以黑龙江省新建本科院校为例

黑龙江省新建本科院校"同质化"的英语专业培养模式使数量庞大的毕业生就业困难。2014年3月,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1999年大学扩招后"专升本"的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将逐步转型,做现代职业教育。^①对黑龙江省新建本科院校英语专业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就新建本科院校英语专业向现代职业教育转型应采取的模式探析如下:以就业为导向;系统化培养;产教结合;构建开放的人才培养体系;发挥市场办学力量。     

我国社会转型中的风险及其治理

"植入式""压缩式""全面式"的现代化转型过程造成中国社会兼具复杂性和两重性,出现了风险共生现象,严重阻碍了社会的成功转型。通过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研究,探讨社会转型与风险共生的内在关联,"压缩式"的现代化转型过程是风险共生的根源所在,其背后是缺乏有效的风险预防和治理体系。所以,建构关于风险的全方位的现代化复合治理模式,对抵御和化解转型风险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