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地财政事权改革正式启动

正2016年8月2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了2016年至2020年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改革路线图,今年将率先在国防、国家安全、外交、公共安全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启动改革。这份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的首个央地事权划分意见,将成为今后政府花钱办事问题的指导性文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看点解读(九)

<正>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系;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权划分相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中央与地方事权关系探析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中央与地方事权关系存在事权范围不清晰、事权与财权不匹配、事权划分缺乏法律依据、中央事权与支出责任不足等问题。明确基本公共服务属性,科学界定央地事权范围;理顺各层次政府间关系,实现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促进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责任划分法治化;规范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增强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是构建科学合理的中央与地方事权关系,充分调动并激发双方积极性的基本路径选择。     

单向主导财政事权划分的悖论与化解:一个激励相容分析框架

单向主导财政事权划分的模式保证了上级意志的体现,但是忽略了作为委托方的民众变量,出现了财政事权划分的维护中央权威与激发地方积极性、财力集中与责任下移、单向主导决策与地方信息优势、等级分明与权力差等、民生导向与晋升激励等五大悖论,改变了地方政府的激励模式,不能有效满足当地居民的公共需求.因此,需要在事权划分中加入民众这一变量,通过公共服务事责、规范转移支付、明确共同事权主体责任、加强纵向协商、地方考核民主化等措施建构起以中央、地方、当地居民为主体的三方激励相容制度,化解单向主导财政事权划分的悖论.     

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法治化探析

后疫情时代对我国公共卫生医疗体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为我国应急管理的核心部分,在各级政府高效的应急措施之下,我国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以事权与支出责任的角度探讨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财政调控的原理,是政府落实权责的关键。针对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不匹配,事权划分缺乏法律规范,地方政府无力保障财政支出等现实性问题,提出权责配置的法律建议,旨在优化我国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保障公共卫生服务供给。     

我国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研究

本文在纵向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财政体制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动情况。作者认为,要重塑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必须实行中央适度集权和地方适度分权相结合的混合体制。为此,要在科学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还要发挥法律和政策在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过程中的作用。     

完善地方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思考

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各国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协调各级地方政府利益分配关系的重要手段。目前地方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支付制度不完善、支付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完善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要明晰各级地方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二是要在收支计算方面用“因素法”替代“基数法”；三是优化各级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结构；四是强化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法制化建设。     

建立健全财权、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机制

各级政府间财权、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的突出问题,即各级政府事权、财权、财力分配中"内外不清";政府间事权划分缺乏制度规范,事权范围划分随意性大;事权与财权、财力之间没有建立起刚性互动机制;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不清;转移支付体系总体设计不尽规范,监管力度不足,出现异化倾向;权力配置上存在头重脚轻,财权、财力划分上存在头轻脚重等现象。建立健全财权、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机制应处理好五个关系:正确处理事权与财权的关系,坚持以事权定财权;正确处理事权与财力的关系,坚持以事定支的原则;正确处理财权与财力的关系,坚持财权划分为基础、财力转移为辅助的原则;正确处理不同层级政府之间财权关系,坚持适度分权的原则;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财权、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机制。具体的举措是:合理界定不同层级政府事权关系,为建立财权、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机制奠定基础;合理配置中央与地方的税种,适当扩大地方税权,增强地方财力;根据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适度采取差异性的财税政策;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规范转移支付行为;加快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缩减政府财政级次;完善《预算法》,保证财权、财力与事权匹配的可预期性。     

公平为导向的税制改革探究

税收作为社会稳定器,一直是现代国家调节社会发展的利器。我国因其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之处,一贯较为注重税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忽略其社会功能,导致经济的高速发展与滞后的社会发展不相匹配,社会的不公平现象时有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公共性支出比例不当,责任缺失;政府存在税收最大化价值取向;征税立法权归属不清,政府滥用征税权;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划分模糊;等。在不改动我国分税制的大格局下,从政府责任的角度,应在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政府责任意识,进一步加大民生性支出,树立科学的政府绩效意识,明确征税立法权归属,改革地方税制,平衡地方中央事权财权等方面,完善我国的税制,实现社会公平。     

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必须尊重、促进中央与地方政治关系合理化。通过改革完善财政管理制度、分税制和转移支付制度，解决不同层级政府之间财权与事权划分不科学、不匹配的问题；通过改革完善预决算制度和财政监督制度，进一步提高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效能。     

防治大气污染的财税法对策

财税法视野下大气污染治理破解的关键在于理顺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基于事权和财权在政府间分担的理论和实践,可行的推进思路为先分配大气污染治理事权,再匹配大气污染治理财权。大气污染治理作为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应当由政府提供。基于该公共产品的特点,由地方政府承担主要的供给责任具有更高效率。同时,由于该产品存在强烈的跨地区外溢性,中央政府也必须参与该公共物品的提供。与此相适应,应通过完善税权分配以及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供与央地政府间事权匹配的财权作为物质保障。     

央地财政关系新论:基于权力清单的考察

权力清单的发布既是政府自我约束权力的体现,更是政府职能的整体梳理。而财税权力清单作为央地财政关系中的一种配权工具,通过对其进行纵横向度的比照,也有助于厘清各级财税部门的事权,实现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规则之治。但是这种权力清单式的划分的效力和效果如何,是否足以完成纵向府际之间的事权划分任务,显然存在疑义。基于规范央地财政关系的考虑,极有必要从地方财政自主权、事权划分视角反思当下的财税权力清单制度,进而对其进行体系优化。也唯有优化财税权力清单内容,建立健全责任清单制度,规范清单的动态调整机制,才能促进财税权力清单的规范行使,助推权力清单的深入实践,实现央地财政关系的深度规范。     

财税分级制原则的体系建构

财税分级制是将各级政府间税权、事权与支出责任进行合理划分,从而实现分权与集权有机结合的财税体制,它可以更好地发挥各级政府的积极性。财税分级制目标的实现需要三个相互独立和完备的原则: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原则、支出责任与事权相统一原则和财权与财力相适应原则。由此可以进一步推出财权与事权相适应原则和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原则。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影响

我国于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这对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加强税收征管,保证财政收入和增强宏观调控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分税制下,地方财政压力日益增大,使得地方政府更加关注经济发展,治理环境的动力不足,造成环境质量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日益恶化。以我国财政分权实践为背景,探讨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影响,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协调中央地方财权和事权的关系;进行官员晋升考核制度改革;转变政府发展理念;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抓好财税改革关键环节 推进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充分肯定了财政在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明确提出了财税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从收入、支出、预算以及各级     

国家能力与政府间财政关系

基于国家能力视角,研究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演进的逻辑及改革有其学术价值。国家能力两大支柱是市场增进能力和控制动员能力,政府间财政关系通过事权、财权和转移支付制度设计,对这两大能力均有重要影响。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演进始终围绕提升国家能力而展开,它在不同时期,在各级政府层面,均有不同的展现:统收统支制度通过强化中央政府的财政集权,来提高国家的控制动员能力,从而强力推动国家工业化;分灶吃饭制度通过放权,使得地方政府运用辖区控制动员能力来创造市场;分税制有效提高中央政府的控制动员能力,同时中央与地方分别在建设统一市场、促进局部市场发展上合理分工。为匹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现行政府间财政关系仍需进一步改革,中央税要导向生产性税基,地方税要导向消费性税基和财产性税基,事权分配要体现事权分置与中央制衡原则,转移支付要扩大分类拨款的比重。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原由、取向与路径选择

财税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牛鼻子,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我国当前财税体制存在严重的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不公、收入划分失衡、财政转移支付不合理等问题,亟需建立现代财税体制。应以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健全税收制度、调节事权与支出责任制度为战略突破口,全面启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事由、取向与破解路径

财税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制度、金融、地缘等各个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牛鼻子,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由于我国当前财税体制存在严重的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不公,收入划分失衡,财政转移支付不合理等问题,因而亟待建立现代财税体制。以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健全税收制度,调节事权与支出责任制度为战略突破口,全面启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省域治理现代化：功能定位、情境描绘和体系建构

作为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中间环节,省域治理兼具国家治理规范和基层治理创新双重特征,成为分担中央治理风险和激发地方治理效能的责任担当。已有研究对省域治理现代化缺乏充分的学术建构,亟须对其基本属性和构成要素进行学理阐释。省域治理现代化将省域各级政府作为治理单元,立足省级政府的科层优势和资源禀赋,形成以区划调整为核心的治理空间、以财政关系为关键的治理能力、以技术赋能为抓手的治理工具等三个维度的构成要素,为其实施提供路径参考。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需建立统筹资源整合与个人发展的空间治理格局,完善事权、财权与支出责任一致的依法治理体系,引领条块协调治理与科层规制的技术治理创新。     

政治互动视角下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研究——以食品安全监管事权改革为例

中央与地方事权、财力匹配首先是建立在对事权界定的基础之上的。关于事权划分的传统观点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政府间事权划分的逻辑。在政治互动视角下,我国的政府间事权划分表现为,在单一制政府形式下,中央政府权衡"治理成本"与"治理风险"因素并在"高度关联治理结构"与"行政发包制"两种治理模式中做出选择,随之进行事权划分的动态调整。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事权在中央地方间进行的多次调整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央地方事权划分的政治互动逻辑,并提出对政府间事权划分改革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