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天志”、“明鬼”思想积极意义分析

"天志"、"明鬼"思想是墨子"兼爱"、"非攻"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墨子论证"兼爱"、"非攻"学说的重要的外在力量,是推行其学说的工具;鬼神观是道德力量中一个重要的外在约束力量;"天志"、"明鬼"思想也反映出了墨子的一种功利主义态度,认为敬鬼神既是对先人的尊重,又可以联络乡亲的情感;"天志"、"明鬼"思想反映了下层被压迫的人民的正义的要求,是"民志"的曲折表现,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力量。     

朱熹的宗教思想初探

朱熹在理气论的基础上构建其宗教思想体系。他以"理"、"天理"来重新解释孔孟所信仰的"天"与"天命",并将体行天道、成为"圣人",视为人生的终极追求。他又用"气"之聚散变化来说明人的生死和鬼神问题,使儒学(包括其鬼神说)成功实现了一次由粗糙向精致的转变。朱子的宗教思想是儒家反对佛、道的有力武器,对维护儒学的至尊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人类理性的觉醒、人文精神的开显——孔子的天命鬼神观综论

研究孔子的天命鬼神观应立足孔子时代的文化背景，同情的理解之。孔予的天命鬼神观是对蘩昧的宗教观念的突破和思想观念的解放，它代表了人类主体意识的自觉、理性精神的觉醒。并且力图通过“修德”在现实层面融合天人，实现天人合一的最高人生境界。对后世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与强大的影响。     

从孔子称“天”呼“命”之三叹看孔子“命”意识

<正>孔子一生关于"天"、"命"曾有三次著名的慨叹:"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是一叹,叹于孔子堕三都受挫之际;"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二叹,叹于孔子过匡被围之际;"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这又一叹,叹于孔子过宋险遭司马桓魋杀害之际。这三叹所发露的"命"意识,学者素来着思甚深,这里拟关联着"生"、"命"、"性"、"道"诸范畴,将其与古中国人的"命"意识做一番比较,并从     

“以人为本”原则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人文关怀与思想政治教育都是关注与解决人的问题,两者统一于"人"之中。人文关怀作为一种价值取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由于过分突出教师的主导作用,忽视学生的主体性和重理性轻情感等原因,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相对缺失。为此,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实施人文关怀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确立学生主体地位,建立大学生参与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以人文关怀丰富"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欧洲哲学从“知识论”到“存在论”的“转向”

在古希腊以来的欧洲哲学传统中,"存在论"和"知识论"是统一的,但"存在论-本体论"始终是欧洲哲学的难题;这种局面因康德的"本体不可知"有所扭转,发生了"存在论"向"知识论"的转向,但因限制"知识"在"感觉经验"范围内而未能彻底完成。黑格尔接续康德的工作,以"思辨概念"建构"绝对哲学",以"知识论"涵盖"存在论",彻底完成了"知识论转向",但造成了传统"存在论"被"知识论"吞噬的结果。克尔凯郭尔立足欧洲哲学传统,通过"瞬间"概念,把黑格尔概念式的"存在"再次拉回到"时间"中,使"存在"成为"本体论-存在论"意义上的"存在",开启了当代欧洲哲学"回到""本体"、"回到""存在自身"的道路。这个从"知识论"向"存在论"的"转变"不是简单地从"理性世界"回归到"感觉世界",而是从深层次上向巴门尼德问题的回归。     

论古代西方哲学中的“理性”认识

哲学是"理性"的事业,从古至今的哲学家们都在对"理性"做着不断的探索,正是由于哲学家们对"理性"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认识,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哲学流派和哲学观点.     

中国传统法文化品质说

经验理性、中道和谐以及真善美的人文主义追求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三大品质，这是与世界其他法文化的区别。了解中国法文化的品质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理解。     

中国传统法文化品质说

经验理性、中道和谐以及真善美的人文主义追求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三大品质．这是它与世界其他法文化的区别。了解中国法文化的品质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理解。     

从“道”、“天”、“地”、“将”、“法”视角解读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精神

筑"道",就是要加强党的理想信念和思想基础;倚"天",就是要把握好党执政的大环境大趋势;夯"地",就是要打牢党执政的基层组织;择"将",就是要选好用好党的领导干部;严"法",即通过加强体制机制建设,从党内民主、党的作风和反腐倡廉三个方面加强党的建设。     

试论“民胞物与”之人文语境下的生态关怀

中华文化在感性体证与理性认知之初,就以一种主客合一的整体性思维逻辑,实现了人与自然在源起上的"合一",铸就了中国凸显生命关怀的文化伦理和人文语境。"民胞物与"作为张载对儒家"仁"论的高度概括,将人对自身、对同胞的态度推演到对待外物和自然生命上,开显出"万物平等"的生态前提、"仁爱人道"的生态伦理和"穷神知化"的生态路向。     

庄子的"命"与德谟克利特的"必然"范畴之比较

庄子和德谟克利特是中西方哲学史上两位有影响的哲学家.庄子的"命"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和德谟克利特的"必然"范畴一致.而命与必然的相异之处,又恰好凸显了中国哲学以"情感"为本质特征与西方哲学以"理性"为精神追求的视野分界,体现了世界文化的共通性与相异互补性的双重内涵.     

黄仲则诗歌“盛世哀音”的道德提高作用

黄仲则堪称"悲剧诗人",他在"盛世"敢于歌哭"哀音",以诗歌承载起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和社会忧患意识,唤起了人们对苦难众生的同情和对社会的批判.其杰出的创作实践,无论是创作背景和思想,还是内容和情感,都体现了道德提高的实际作用.     

“全世界”与“全球”差异探究

"全球"和"全世界"都表示世界范围,但在语义上二者还是有细微的差别。"全球"侧重地理性,强调整体;"全世界"侧重人文性,偏重个体。     

毛泽东“实事求是”说的内涵及其来源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从理论形态上阐述了"实事求是",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概念以新的内涵。毛泽东"实事求是"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产物,它既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衍生,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延伸,更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实践论、中国传统思想和近代中国国情、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创造性结晶。毛泽东找到和理解了马克思实践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概念的共性、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规律,从而形成了毛泽东"实事求是"说的内涵。     

以“三才之道”开创新纪元——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体会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解决中国现实和未来发展问题的重要法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也是其治国理政重要的方法论源头。以敬民、顺势、筑梦高举民族复兴的"立天之道",以传承、开拓、升华倡导生态文明的"立地之道",以修身、壮骨、齐心锻造德法同行的"立人之道",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既显示出了与《周易》"三才之道"的"异曲同工之妙",更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完美"超越式传承",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再续薪火。     

从科学与人文冲突视角看中国法律教育问题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冲突是近现代以来西方文化发展的基本主题.中国自新文化运动中"科学"被作为启蒙旗帜和口号引进并广泛宣传,此后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备受尊崇,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价值观.而与"科学"相对应的"人文"精神则相对缺失.法学虽然被认为是人文社会学科,但在法学教育中,主要体现科学主义的"唯理性教学模式"影响深远,并严重制约和影响中国法学教育的目标模式和教学质量.面对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的旨在加强人文教育的教育改革大潮,适应21世纪激烈的国际竞争对高素质法律人才的要求,探究我国法学教育问题的症结和补救之道,应是今日中国法学教育工作者的应尽之责.     

“法”“德”相济国方兴

江泽民同志提出要在"依法治国"的同时,实行"以德治国",这是在总结历史和国内外治国经验基础上得出的科学论断.在中国这样一个注重伦理传统的社会里,法律和道德都是治理国家不可或缺的手段.在实行依法治国时代,不仅不能因为强调法律的地位而忽视道德的地位,而且还要善于通过法与道德的互补功能来完成法律向人们的自觉行动的转化.     

论“死法”

立法者基于政治精英的功利观念,凭借对话语权和立法权的垄断,意图将精英群体的理性和逻辑转化为社会规范.但是,由于国家理性本身的非完美性,以及国家因身兼立法、管理两职的角色冲突,加之人类本性的非理性、非逻辑因素,立法者的理想化设计往往遭到现实无情的否定,诸多逻辑化的法律成为空具形式的"死法".死法"最严重的恶果并非在于不被遵守,而在于不被信仰.法律丧失了应有的指引、评价功能,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人们不再以法律为标准进行逻辑思考来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而是诉诸与国家博弈的实践经验."死法"个别化的复活又助长了权力寻租的产生.     

“形象管理”视野中的共青团组织

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形象管理"时代,共青团组织与其它社会组织相比较,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形象资源.这主要根源于它的特殊的组织性质、地位和长期的发展历史,同时也有赖于团组织自身的理性运作.共青团组织应充分运用其优势形象资源,建立长期战略目标,抓好"品牌项目",创造"品牌效应",推进我国青年工作长足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