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亚福利模式”研究的一种路向——东北亚与东南亚福利体制之比较

东北亚和东南亚在经济发展、历史沿革、文化基础、社会特点等方面有所不同,将之作为两个福利丛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东亚社会福利的认识。研究发现,两个体系在社会支出水平、社会保障制度、国家福利责任、社会政策导向方面均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探索东亚福利模式可将两个体系福利体制之比较作为一种研究路向。     

家庭、国家与儿童福利供给

儿童抚育事务在传统上主要由家庭承担。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国家才开始系统关注并发展儿童社会福利,为抚育儿童的父母提供制度化的国家支持,并对父母亲权的实践进行国家监督。尽管不同的儿童社会福利理论对于如何界定家庭与国家在儿童抚育与儿童福利供给过程中的关系模式存有分歧,但是,关注得不到家庭适当抚育的儿童的福利,并为其提供必要的福利服务,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共识。鉴于我国传统的以家庭为主的儿童抚育模式出现失灵,积极发展选择性的儿童福利服务具有其充分的合理性。     

福利与政治——简评卢曼的福利政治观

与传统的结合于基本人权、弱者救助的社会福利倡导观念不同,卢曼更看到了在当代社会中这种简单的福利观念对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对社会矛盾的刺激。卢曼认为,社会福利问题的观察和解决需要借助于系统理论。政治、法律、教育、经济都是一个个封闭而自治的系统,相互之间的简单干预都会影响到彼此的正常功能。它们彼此之间的积极性的影响只能通过系统间的结构性耦合来实现。这些观点对我国当前的福利研究和制度设计会带来一定的启发。     

流动人口文化福利支持机制构建研究——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特别提到“引导企业、社区积极开展面向农民工的公益性文化活动,尽快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已经达到2.2亿多,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庞大的流动人口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然而政府、社会和企事业单位对流动人口并没有提供和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待遇,尤其忽视了流动人口的文化福利,大部分流动人口由于文化公共服务供给的不足和文化供给类型的偏颇,普遍出现了文化上的饥渴.在调查流动人口文化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现状的基础上分析流动人口遭受文化排斥的原因,提出构建流动人口文化福利的支持机制.     

劳动力商品化在社会福利体制研究中的位次

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化理论是其劳动力商品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创立和完善对马克思思想体系的丰富产生了重大作用,也为社会福利体制的研究带来了深远影响。在回溯马克思劳动力商品化理论产生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本文系统地梳理了劳动力商品化在福利体制研究中的演化路径:"前商品化"→"商品化"→"去商品化"→"再商品化"→"逆商品化",并提出劳动力商品化在其中应居于"根源性"的地位和"嵌入式"的次序。对劳动力商品化在社会福利体制研究中的重新定位,将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体系。     

吉登斯积极福利思想评述

在对国家干预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吉登斯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积极社会福利思想。他认为福利国家面临的风险是人为风险,福利国家的危机并非简单的财政危机,而是风险管理危机。因此,他在对风险、幸福、平等的概念进行重新解释后,指出要培养"自发地带有目的的自我"和建立"社会投资国家",进一步确立了"无责任即无权利"和"无权威即无民主"两大原则,提出实行工作导向型的福利政策、福利主体的多元化、废除固定退休年龄、减少社会排斥来解决社会不平、提高贫困地区的抗贫困能力等政策主张。总的来说,积极福利思想与传统福利思想具有较大差异,积极福利思想具有较大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福利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调查显示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福利主体缺位,文化福利资源获取困难,文化供给形式单一,普遍处于"文化福利"缺失状态。为了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需要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基础上,通过政府、用人单位、社区、文化市场等福利主体共同努力,创新文化福利资源供给方式,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福利"体系。     

中国近代福利文化研究述评

近年来,福利文化研究作为交叉学科形成的新领域逐渐成为热点,中国近代福利文化的研究在思想、制度与实践、慈善事业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近代福利文化研究也还存在一些薄弱点:福利文化的概念需进一步明晰,需要立足文化视角建立理论框架,近代福利文化研究的资料和内容应进一步拓展。     

新马克思主义福利国家理论探析——兼谈对我国福利制度建设的启示

社会福利领域的新马克思主义是分析福利国家危机的重要路径.欧费发展了马克思的观点,提出资本主义的自我瘫痪趋势.他指出为了克服这种趋势,资本主义开始实行福利国家保障战略和行政性再生产战略,最终形成了福利国家.然而旨在维持商品交换关系的福利国家的各种政策、措施却是去商品化的策略,它排斥商品交换关系,侵蚀商品形式,福利国家的产生导致了资本主义更深层次的矛盾.欧费认为只有通过新社会运动达到生态社会主义才能解决这一难题.欧费的理论对中国福利转型有一定借鉴意义.     

校园经济与校园经济学研究

作者对校园经济三阶段的阐述，深入分析了校园经济主体学生在校园经济及毕业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其关系，提出了为实现校园学生经济利益最大化、校园福利最大化、进而实现国家利益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校园经济学研究。     

论我国社会福利的发展取向——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

随着工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提高,全球化、现代化的结果开始呈现。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意味着变动不定,因而许多因素呈现出极大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刺激了风险的产生。我国目前正经历着激烈的经济转型和深刻的社会变迁,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与碰撞更是激烈。社会福利作为现代化的一种产物和社会保障的一种必然选择,其未来发展的取向直接关系到我国福利社会水平的高低,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探讨我国社会福利的发展取向,进而构筑有效的社会福利体系。     

城市近郊被征地农民的福利变化及个体差异——以江夏区五里界镇为实证

以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镇为实例,通过实地调研获取第一手数据资料,应用福利经济学理论和对应分析模型研究被征地农民的福利变化和个体差异。研究表明:经济福利变化方面,失地农民农业收入普遍减少,非农业收入大幅增加,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且农民生活成本上升,家庭支出增加。虽然农民愿意对剩余的土地投入更多的资金,但是投入资金仍处于较低的水平。非经济福利方面,社会福利和生活福利均有不同程度改善,环境福利中景观破坏程度感受和土壤板结得到改善,但田块面积变化和破碎程度却有所恶化。个体差异研究方面,非农业收入已经成为失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农民较低的教育水平限制了经济福利的增长,且老人经济福利的状况令人担忧。     

西方国家高赤字发展模式是社会福利惹的祸吗?——基于财政和税收的视角

与人们常说的西方民主选举体制下的"福利许诺"推高政府赤字不同,经验分析揭示,西方民主体制对福利体系的贡献能力正在下滑,社会福利并非高赤字形成的关键。经济全球化与"金融解放"*弱化了西方国家的财税和再分配能力,这与自由化政策影响下持续扩大的社会分化以及民众日益上升的福利保障需求形成了一对深刻矛盾。高赤字与债务危机的形成,本质上是放纵的市场经济、全面金融解放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放松管制和自由化政策的结果。     

构建科学合理的社会政策——“第三条道路”社会福利观的启示

"第三条道路"社会福利观是处理"老左派"与"新右派"福利争论的理念创新,它力图摆脱"左与右"两派对某些基本福利概念之间非此即彼的攻讦。改革开放30多年,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社会转型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尽管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生事业,但以解决民生问题为己任的社会政策仍有很多不足。我国的社会政策履行时代使命需不断改革创新,走出一条科学合理的中国特色社会政策之路。     

海外侨胞“隐形在场”对侨乡村庄共同富裕的影响——以R村社区福利非商品化为例

如何从社会福利角度推动村庄共同富裕已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高度关注的焦点。本文从海外侨胞“隐形在场”的角度切入,基于社区福利非商品化、伦理本位等理论,通过侨乡R村的田野调查,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构建海外侨胞“隐形在场”、社区福利非商品化与村庄共同富裕的解释框架。研究发现,海外侨胞“隐形在场”对侨乡村庄共同富裕的影响方式与过程体现在：通过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关系资本的嵌入,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增进村庄社会资本积累,进而提升农村社区福利非商品化程度,促进村庄共同富裕。产生影响的动力源自海外侨胞深受伦理本位、差序格局等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影响结果是促进了低收入阶层社区福利非商品化,促进村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村庄主体性是海外侨胞“隐形在场”影响侨乡村庄共同富裕的重要调节因素。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从侨胞群体这一新角度,拓展了已有案例研究的新视野,为海外侨胞“隐形在场”与侨乡村庄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     

福利视角下农民政治参与现状的实证研究——基于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六县487户农户的问卷分析

农民政治参与是农民福利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既为农民福利本身所固有,体现农民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时也具有工具性价值,影响其他维度的农民福利水平改进。通过对东、中、西三省六县487户农户样本问卷的简单统计和多元选择模型分析显示,现阶段农民的政治参与低,对政治福利的追求目标是为了改善经济利益,而非公民权实现;农民政治参与的层次低、范围狭窄,主要在村级层面、村委会选举和村公共事务;农民政治参与方式被动,以个体化为主。农村政治参与的群体以男性中老年群体为主,青年、女性的政治参与度低。收入水平提高对政治参与产生积极影响,职业对农民政治参与有明显影响,而婚姻状态、文化水平对农民参与选举影响不大。     

发展型福利模式下的中国养老制度安排

养老问题是人口老龄化研究的核心命题。随着人口老龄化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中国的养老制度安排不应是应急策略,还必须考虑到老龄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发展型福利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养老制度,试图为实现养老政策的发展型转变构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发展型福利模式强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内在整合,重视社会福利的生产主义特色,并致力于推进福利主体的能力发展。基于此,本文认为构建中国的发展型养老政策应首先重塑养老制度安排的价值立场,协调短期目标与中长期战略的关系,并由此在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基础上推进老年福利的适度普惠性、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促进老年人口参与发展过程、增进对未来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关注家庭能力发展在养老可持续性中的作用。这些分析对于政府审视现有养老制度安排,并合理选择养老政策改革的切入点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     

划分福利国家制度模式的新方法

划分福利国家模式是福利国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为了更准确的考察福利国家模式的分类,我提出三个尺度:一是从纵向上看福利国家所提供福利保障水平的高低,二是从横向上看福利国家所提供福利保障覆盖面的大小,三是从福利分配机制看是国家还是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据此,可以把世界主要福利国家划分为五个大类:A类:高福利+低市场+普救型;B类:高福利+高市场+普救型;C类:低福利+低市场+普救型;D类:低福利+高市场+补救型;E类:低福利+高市场+补救型。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福利制度的演变与发展——基于社会权利视角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福利制度体系经历了深刻的变迁。尝试从社会权利视角出发,通过构建福利资格准入、福利制度安排和福利结果的解释框架,对四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福利制度演变进行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新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经历了"国家主义"统揽、"发展主义"主导、新世纪初期政策扩张和新时代政策深化的变迁过程,并面临严峻的现实挑战。为了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福利制度体系,应该克服福利发展上的认知悖论,重视福利制度安排的积极作用,着力解决福利责任主体不清的问题,形成多元的社会福利供给模式,并通过改变社会福利制度碎片化格局,构建统一公民身份的"社会中国"。     

非政府组织与社会福利:香港、澳门之比较

非政府组织社会福利作为政府社会福利的重要补充,在当今社会发挥着巨大影响力。内地社会福利发展必须转变政府的角色,加大对非政府社会福利事业资金的投入,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社会福利的管理,强化政府在福利服务宏观管理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