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领域中的行政裁量及其司法审查

现代行政法中 ,虽然公众参与行政程序的主体范围已经扩大了 ,但行政机关享有很大的行政参与裁量权 ,加强公众参与领域中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具有重要的意义。司法对行政参与裁量的审查 ,可分为对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中和实施行政决策时的行政参与裁量的审查 ,以及对具体行政行为中行政参与裁量的审查。审查的内容包括公众参与事项和参与的主体范围、参与方式等。     

行政复议中的自由裁量权规制思考

现代行政主要表现为自由裁量行政,但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遵守一定的原则和规范。本文通过分析自由裁量权在行政复议过程中的行使情况,从保护行政复议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出发,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对自由裁量权在行政复议过程中的行使进行规制。     

论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

在混乱的裁量观和不当的司法审查强度理念下,司法对行政裁量的隐匿审查广泛存在。要解决隐匿审查的问题,则应当在裁量观、司法审查标准、审查方式、判决方式等各方面作出努力。当然,该问题的最终解决赖于《行政诉讼法》的修订,而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并没对此作出整体性的规定。     

论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

在混乱的裁量观和不当的司法审查强度理念下,司法对行政裁量的隐匿审查广泛存在。要解决隐匿审查的问题,则应当在裁量观、司法审查标准、审查方式、判决方式等各方面作出努力。当然,该问题的最终解决赖于《行政诉讼法》的修订,而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并没对此作出整体性的规定。     

行政裁量基准的司法审查

行政裁量基准能否司法审查,取决于裁量基准的法律性质及其效力。"宪法至上"理论和"司法最终"原则决定了裁量基准不能游离于司法审查之外。就我国现行法制体系而言,司法审查应扩大其受案范围,采取依申请和依职权相结合、附带审查与直接审查并存的审查方式,秉持"合法性审查"的标准与"合理性尊重"的态度。     

行政裁量指示的司法控制——法国经验评析

行政法治的实现不仅需要司法机关的事后裁断与救济,更需要行政机关的事前防范与引导。正如行政裁量从未是自由裁量一样,裁量基准也不应当逾越法度,逃避司法审查。     

重大行政许可中公众参与启动和裁量基准引入研究 对《行政许可法》有关听证规定的批判性思考。

《行政许可法》中有关听证程序的规定被喻为中国政府的一场自我革命。该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对听证程序之启动做出了规定,该听证制度透视出政府在将公众参与引入重大行政许可上的努力。但是行政许可听证制度在启动上仍然存在行政裁量侵害公众参与的潜在危险。有必要在结合本土实践的基础上对上述条款进行反思与重构,找到公众参与重大行政许可听证程序的合理时机与行政裁量基准引入的规范路径。     

论滥用职权的司法审查

对滥用职权的司法审查,使裁量真正成为行政法上的重要课题.消除已有的错误和偏见,让我国滥用职权的司法审查条款进入广阔的司法实践领域,是抑制不断扩张的行政权的需要.当然,这种司法权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介入始终是有限的,必须遵守一定的度.     

试论行政裁量权自我拘束的途径

在行政裁量权的控制模式上,继立法控制模式、司法控制模式之后,行政控制模式日益成为研究的热点,在全国各地也陆续进行裁量权的行政自我控制的探索。行政裁量权的自我拘束途径主要包括制定行政裁量基准,规范行政执法程序,强化行政内部监督,提升行政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和强化伦理拘束等。     

公民知情权的实现——以公众参与为视角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实施为建构阳光政府带来了希望.为避免这种希望不被现实中"封闭"的具体行政和"短腿"的司法实践笼罩于阴霾之中,为从根本上使公民知情权的实现得以有效保障,应对域内外知情权和信息公开制度的演进变迁历程进行比较分析,就消除法院顾虑以有效制衡行政权力的有效路径进行实证探寻,对公共治理模式中的公众参与加以积极推进.只有如此,才能最终使公民的知情权不至于沦为可望不可及的"海市蜃楼".     

论我国酌定不起诉制度的完善

酌定不起诉制度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酌定不起诉制度集中体现了公诉裁量权原则、诉讼经济原则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与此同时,该制度还与我国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适应。然而,由于酌定不起诉的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以及司法实践中受传统起诉法定主义思想的影响,酌定不起诉制度的适用率一直偏低。因此,本文通过对酌定不起诉制度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两方面存在的缺陷进行探析,进而提出相对应的完善措施,希冀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自由裁量权论纲

学界对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一直存有争论。鉴于法律本身的先天性缺陷,自由裁量权所具有的协调、弥补理想与现实之间差距的功能便必不可少,但由此而带来的滥用情形也对民众的权利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我们应当从立法、司法、行政和社会外部四个方面来加强对自由裁量权的规制,这种努力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已经呈现出新的趋势。     

论行政自由裁量

行政自由裁量是行政权力的扩张标志,根据不同标准有不同的种类。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虽然它必然会导致行政权力的滥用,但不给予行政机关以必要的自由裁量权,行政管理又将无法有效地进行。为防止自由裁量产生负作用,应当从法律原则、立法技术、自律、行使程序、司法审查和相对人参与等方面进行必要的控制。     

论行政裁量的基准化

行政裁量是通过法律的形式赋予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日常行政管理活动中,根据实际情形作出选择判断的权力.伴随着经济发展和行政国家的需要,以及由于立法、司法和公务人员自身的局限性,裁量基准对行政裁量的不足而进行的有效规制,为实现行政裁量本来的目的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当下,我国行政裁量的规制出现了基准化的趋势.任何事物都存有两面性,裁量基准自身同样存有不足,在实践中需要其他机制的协调和配合来进一步完善,以更好达到设置裁量基准的目的.     

论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

不起诉裁量权是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一种。随着刑法理念的变化,各国大都对犯罪行为不一定采取诉诸法院适用刑罚的态度,反映在刑事起诉制度中,便是赋予检察机关在是否对犯罪进行追诉时以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即不起诉裁量权。我国法律赋予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的空间不大,适用条件严格、范围有限,应当从改革检察官考核机制,适当扩大酌定不起诉的适用范围,设立多种不起诉程序等多种途径加以完善。     

论监狱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

监狱执法自由裁量权是监狱执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行使是依法治监的难点问题。明确监狱执法自由裁量权的概念、分类及其存在的合理性和被滥用的可能性,以及不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表现形式对于监狱执法十分重要。控制监狱执法自由裁量权是依法治监、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监狱的必然要求。     

论刑事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

刑事自由裁量权,作为刑事司法审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社会对公平正义的需要与要求.刑事自由裁量权的价值及其负面效应在于:规则与事实之间的张力决定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刑事自由裁量权有助于正确衡平法律价值冲突;刑事自由裁量权是实现刑罚的差异化需要;刑事自由裁量权有助于促进法律良性健康发展.而法官的个人因素、法律规定的明确程序、法院内外部的体制因素、社会舆论与民愤等则是影响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重要因素.正确行使刑事自由裁量权的途径有三:一是健全刑事自由裁量权的保障运行机制,二是健全刑事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制约机制,三是健全刑事自由裁量权的监督检查机制.     

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规制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首先有一个合理性适用的问题,其规制应当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上明确规定其适用的标准、方式、步骤与范围;在行政体制上要加强对工商执法部门的监督与管理,完善体制,提高工商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在司法上设立最后的防线予以救济与保障,切实有效地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     

论行政裁量权的程序控制

行政裁量权的程序控制，是指通过制定严格而科学的行政程序，规范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的步骤、方式、时间和时限，将行政权的行使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制约之下，从而有效地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尽量减少行政裁量权的滥用现象。在程序上控制行政裁量权，至少应构建或完善以下程序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回避制度、案例指导及联网制度、告知并说明理由制度、行政教导制度、行政机关内部监督制度。     

略论酌定情节法定化——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做好抗震救灾期间审判工作切实维护灾区社会稳定的通知》为切入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做好抗震救灾期间审判工作切实维护灾区社会稳定的通知》实质是对酌定情节的具体运用。为使我国的最高司法机关从几乎事事解释、案案指示的费心劳力工作中解脱出来,且最大限度地制掣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之行使,最大限度实现刑事个案正义,我国的刑事立法应参酌域外刑事立法,将较为成熟的酌定情节予以法定化、明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