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月球竞赛与太空治理的前景

进入21世纪,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竞相涉足月球,从事月球探索与资源开发利用活动,形成新一轮月球竞赛。此轮月球竞赛呈现出若干新的特征: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参与月球竞赛,取代了冷战时代只有美苏两国参与探索和利用月球的局面,月球科学探测与寻求太空新市场取代了冷战时代的霸权争夺。新一轮月球竞赛是地球上的多极化格局在月球探索领域的投射,更有着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动机。航天大国把月球竞赛看成是地缘政治斗争的工具,希望借此带动本国科技、经济发展,为国家安全和国家繁荣服务。但是,在国际太空法律机制和规则不完善的背景下,新一轮月球竞赛造成了包括月球在内的太空领域的治理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等问题,给太空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同时,这也为中国在"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指引下,把月球等太空领域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试验场提供了机遇。     

全球公域:不均衡全球化世界中的治理与权力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具有非传统特性的全球问题不断涌现,在现有治理秩序下无法得到有效解决,需要协调全球各行为体一致努力进行治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全球共治理念的贯彻,有助于实现全球共享安全。其中,网络、极地、外太空、公海等各个全球公域的重点问题领域,亟须全球做出协调努力进行治理。全球公域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战略增长点,为各国所重视。但是,治理中仍然存在着两类权力不均衡的情况,即参与治理的富国与穷国之间权力的不均衡,参与治理的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权力的不均衡,它们都影响了治理的效果。全球公域治理的制度安排受限于概念模糊、划界不清、权责不明的现状,大国权力政治的色彩很容易趁机充斥到全球治理的诸多安排当中,危机治理行为的合法性。     

“治理”的多语境梳理与“国家治理”内涵的再解读

"治理"一词在中英文语境中有着不同的意指,中文语境中"治理"倾向于行为活动本身,而英文语境中的"治理"则更多地在于宣扬参与、平等、协作等一整套行动逻辑与价值。近年来,"治理"一词使用的多种语境含义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在指明行为活动的同时突出了行为价值的重要性。"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属概念,后者承继了前者的全面概念内涵:综合性、参与性、多元性、开放性、公平与公正性、平等性,即"国家治理"的一般内涵。但是,中央提出"国家治理"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意蕴,这赋予了"国家治理"特殊的涵义:使命的特殊性、产生的外生性、主体的特定性,即"国家治理"的特殊内涵。     

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和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城市与城市网络的角色

主权国家一直是联合国各种谈判的主体,也是全球气候多边治理机制的履约主体,然而,各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往往差别较大,其政策立场也会因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因素而出现波动,给达成全球气候变化协议带来风险和挑战。随着全球气候谈判进程的不断演进,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位逐渐上升。以巴黎气候峰会为转折点,城市在全球气候多层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成为落实《巴黎协定》和国家自主减排承诺的重要力量。尽管美国、欧盟和中国的城市参与气候治理的形式和内容均有较大差别,但都以各自的方式和特色为本国和全球气候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政策倡议和城市网络行动方面更是率先垂范、堪称先锋。得益于城市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实践和倡导,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正处于巨大而深刻的转型进程之中,国家主体的角色从领导者转向协调者,全球城市气候网络超越了传统的垂直型全球多层治理的障碍,促进了国际气候谈判从零和博弈向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也正从重要参与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中国低碳城市试点模式更为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做出了新的探索。     

国家治理视域下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三重逻辑意蕴

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国家治理的基本格局。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行,开辟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治理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出现了经济利益上的分化和固化、民族理论上的观点纷争和模糊、治理体制机制上的失调和碎片化等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及时作出回应和澄清,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任务。作为民族自治地方,如何积极主动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加快推进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构建,这是一个需要从"何以必要、何以紧迫、何以可能"的逻辑进路进行全面思考的重大问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学校道德教育的回应

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在中国已经登场,学校道德教育可以通过传递社会核心价值、促进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使人“成人”和养成人的德性、引领公共生活和导向公共价值等方式,间接地为加快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人力支持和实践基础.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圈层结构,学校道德教育可在价值取向、运行机制和实施效果上作出应有的回应.     

模糊治理与策略性回应:社区治理主动性的一种解释

如何理解我国基层治理的行为,既有文献呈现出多种解释逻辑,给学术界留下了进一步拓展的辨析空间。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模糊治理—策略性回应"的解释框架,并以典型的社区营造为案例,剖析其在复杂制度环境中的策略行为的"主动性"激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模糊治理—策略性回应"思路对我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意义。     

经济全球化、人的安全与治理

人的安全是人的发展之重要条件,它包括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等七个方面的内容。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加剧了人的不安全性,具体表现在全球性生产、人口迁徙、生产的新模式、传统领土安全与人的安全之间的资源竞争、相互依赖与领土主权原则之间的冲突,对人的安全带来了负面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难以单独有效地应对人的安全的难题,在人的安全治理上不仅需要国家的治理结构,还需要一个以人的发展为原则的全球治理结构。面对人的安全,全球治理结构应该具有以下特征:以合作姿态来帮助相关国家解决人的安全问题,而不是作为超国家主体干预发展中国家;它是一种经济、社会的全面治理结构,而不是一种单纯的安全结构;治理的原则应该是以人为本。但是,目前由于全球治理中的"民主赤字"使得在全球范围内的治理效果不彰。要改善人的安全的治理结构必须首先在世界范围内减少"民主赤字"。     

主场外交、战略能力与全球治理

主场外交是在一国境内举行的多边外交活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其目的在于促进本国的国家利益,增强本国的国际影响力。当前全球治理面临民主赤字、效力不足、领导乏力等问题,要求中国等新兴国家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随着中国实力增强,国际社会也期望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需要创造更多的平台与机会来促进国际共识和共同行动。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大力举办和开展主场外交,提升国际话语权、加强对国际制度的参与和塑造、优化国际形象和增加国际贡献,增强了自身的战略能力,促进大国实力更有效地转化为国际影响力,推动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有助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从博鳌亚洲论坛到G20杭州峰会,从塑造国际共识到促进共同行动,中国的主场外交取得了显著成效,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也存在国内协调、政策落实、长效机制、成本优化等问题,需要在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聚合作用、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制度效能、增加透明度等方面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从管理冲突到管理和平--联合国维和行动与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治理

国家内部武装冲突占据了当今世界武装冲突的大半,冲突后如何对这些国家进行安全治理,不仅关系到冲突国本身的安全,也关系到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联合国维和行动作为全球安全治理的一项重要活动,在冲突后国家进行着维护和平与建设和平的任务。维和行动从最早的管理国家间冲突,到管理国家内部冲突和人的安全,直到今天发展成为管理冲突后国家的全面建设与和平。然而理论上的发展在战略和实施层面出现断层,维和人员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建设和平任务,效果却不佳。从联合国在非洲（尤其是在南苏丹）的维和行动可以看出,在维护和平方面的成就远远大于建设和平方面的成就。维和行动中存在着三个深刻的悖论（维和行动的局限、联合国的性质与其能力的局限以及其他行为体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系）,影响着维和行动的有效实施。要想更有效地参与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治理,联合国应成为和平进程的帮助者而不是干预者,注重东道国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还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包括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联合国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等。     

“进社区”:混合治理空间中的条块关系与行动逻辑——基于浙江H市的基层社会治理改革

"进社区"是中国各级政府回应社会问题社区化与政府职能社区化发展趋势的普遍选择,也形塑出现代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单元及自治共同体的多重样态。新型社区制背后蕴含多重治理逻辑并存的复杂性。多重逻辑既来源于地方行政治理结构中"条"、"块"等制度生产主体,也来自在转型时期新型政社关系视域下社区的应对策略和自主性发展。其执行的结果是在基层末梢催生出一个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多重功能机械杂糅的"混合治理空间"。本文以浙江省H市近年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实践为蓝本,微观分析"条"、"块"进社区的治理逻辑、约束条件、行为路径及不同预期、激励和约束下社区的应对策略,并进一步关注在多重逻辑的牵制下社区自主性的表现形态。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当前基层社会治理视域中的中国政社关系和社区混合治理的实现路径进行回应。     

试析互联网治理的概念、机制与困境

目前最具影响力的互联网治理机制是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和它的挑战者——联合国系统下的三个机构：国际电信联盟、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和互联网治理论坛。这两套互相竞争的机制各有不足之处，前者合法性不足，后者有效性不够。但这只是互联网治理困境的表象，其深层原因不仅在于网络安全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还和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全球治理的困境密切相关，集中反映在三大矛盾上，即霸权国和国际社会的矛盾、中关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矛盾。任何国际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兴大国的参与，互联网治理机制也是如此。基于此，中国如果能在其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将对互联网治理起到积极的作用。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维探析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在内涵上,从治理和国家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进行分析。在缘由上,是基于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现代化、应对当前各种问题和挑战的综合考虑。在路径上,就是要全面深化改革,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坚定制度自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全球治理的“新型”最为重要——新的全球治理如何可能

旧的全球治理，即国际治理，在回应日益增多增大的全球问题、全球挑战上有着许多失败的记录。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但是，新的全球治理到底“新”在何处？新的全球治理应该是关于全球问题和全球挑战的新的理论与实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新的全球治理，国际社会如何找到全球治理的“新型”，即走向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方式、手段和模式上的创新。当前，下述三个同时展开的进程可能导致全球治理的转型：第一，改革现存的国际制度，增加新兴大国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二，发展诸如二十国集团这样的相对理想却初生的全球框架。第三，在联合国主导下，建立一系列针对日益增加的全球问题的新的国际制度。中国等新兴大国构成全球治理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在一些具体的全球治理领域，诸如冲突后管理、金融治理、地区治理，这些国家可以通过提供务实而有效的全球问题解决方案来增强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法治建设: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法治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新目标,法治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内在的契合性,法治建设能够有效地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诉求。法治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共同的价值理念,能够促成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需的社会秩序,丰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机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完善国家治理领域内的法律法规,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鼓励多元主体的参与。     

治理型国家:中西比较视野下的概念范型与理论适用

近年来,国家建设已经取代政治发展成为政治现代化研究的主要解释路径。然而,当前基于西欧早期国家形成经验的"财政-军事国家"解释模式存在诸多不足,必须发展出新的、更具解释力的概念范型来认识世界范围内各国的国家建设进程。"治理型国家"正是这样的概念范型。在"治理型国家"的概念框架下,通过中西比较可以发现,由于西欧国家不独占治理权,通过选举式民主来驯化国家权力不必然带来良好的治理。中国存在悠久的国家治理传统,而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如何解决国家集权与分化治理的矛盾。当代中国的实践表明,"治理型国家"建设的重点,就在于国家如何有序且有效地推动社会成长,最终形成国家与社会共生共治。     

新时代国家治理的价值体系

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要素是价值体系。价值体系赋予国家治理以灵魂和关怀,价值体系就是国家治理的心灵版图。近代以来的政治竞争实质上也是价值体系之争,占据价值体系制高点是世界范围内不同制度模式竞争的秘诀之一。故确立国家治理的价值体系,就成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国家治理的价值体系是在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全球化的融合中构建起来的。它面向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两根价值支柱。在国际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资本和强权征服的逻辑;在国内层面,"以人民为中心"奠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终极指向。     

统一战线参与和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和法宝作用,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有更大作为。统一战线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法宝、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独特作用。统一战线在国家治理中具有主体、理念、方法、功能等四大优势。统一战线参与国家治理需要引导统战成员树立共治理念、培育参与主体、综合运用统战工作方法、完善参与国家治理的互动机制。     

强化权力监督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权力监督就是对于公共权力运作的监督,这存在以权力、权利、社会、道德和责任监督权力的方略。从词源辨析角度综合看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立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在公共权力运行、管理和影响的国家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追求实现国家善治的动态行为过程与奋斗目标。强化权力监督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推进落实"三不"反腐机制,要加强对执掌公共权力的各级各类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的监督,加强行政监督,加强对司法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监督,加强对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及其公职人员的监督,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的演绎逻辑与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治理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围绕土地改革发动农民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围绕生产合作实行集中管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围绕基层创新完善村民自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围绕民主协商推进共建共治共享四个阶段。其治理的演绎逻辑体现为始终坚持把农民组织起来,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围绕农民诉求推进乡村治理,围绕农民权利实现治理与自治互动,围绕基层创新完善顶层设计。新时代的乡村治理,要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把稳“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优先方向;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凝聚农民力量,激发乡村治理内生动力;健全乡村民主治理机制,回应农民诉求,构建共建共治共享乡村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