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从一重”与“从一重重”间的想象竞合犯

想象竞合作为支撑现代罪数理论大厦的坚固根基,回溯其设立的初衷,对现有学说逐一剖析,并在取舍间进行理性抉择,"形式数罪,实质一罪"因合乎常理常情仍占据无可比拟的地位。"从一重处断"是我国刑法规制想象竞合犯的基本立场,但是随着罪刑均衡原则的提倡,其已陷入困境,摆脱这一困境,在对想象竞合犯量刑时应采用"从一重重处断"原则。这是该原则合理价值的彰显,亦是我国想象竞合犯规制原则的革新之路。     

徘徊在“从一重”与“从一重重”间的想象竞合犯北大核心

想象竞合作为支撑现代罪数理论大厦的坚固根基,回溯其设立的初衷,对现有学说逐一剖析,并在取舍间进行理性抉择,"形式数罪,实质一罪"因合乎常理常情仍占据无可比拟的地位。"从一重处断"是我国刑法规制想象竞合犯的基本立场,但是随着罪刑均衡原则的提倡,其已陷入困境,摆脱这一困境,在对想象竞合犯量刑时应采用"从一重重处断"原则。这是该原则合理价值的彰显,亦是我国想象竞合犯规制原则的革新之路。     

禁止重复评价原则视域中的想象竞合犯

想像竞合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准确界定是对其进行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其概念的界定应以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为基础.想象竞合犯仅存在一个危害行为,由于此危害行为本身的全部或部分要素被重复评价,从而出现一行为触犯数罪名情况.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是想象竞合犯存在的实质根据.从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角度审视,想象竞合犯的本质是实质的一罪.由于从一重重处罚和并罚原则违反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要求,想象竞合犯应当按照从一重处罚原则进行处罚.单一处罚的基石是想象竞合犯的单一危害行为和定罪中对单一行为的禁止重复评价.从重罪处罚的根据是一行为所侵害的数法益和量刑中坚持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对想象竞合犯的法律本质与处断原则的反思

通说认为想象竞合犯的法律本质是一罪,其处断原则是从一重处断,但这一理论面临实践的困境。根据犯罪构成标准,想象竞合犯的法律本质应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如此才能摆脱通说的困境,而且并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通说的修正理论“从一重重处断”学说,在逻辑上自相矛盾,因而亦不可取。     

对想象竞合犯的法律本质与处断原则的反思

通说认为想象竞合犯的法律本质是一罪，其处断原则是从一重处断，但这一理论面临实践的困境。根据犯罪构成标准，想象竞合犯的法律本质应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如此才能摆脱通说的困境，而且并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通说的修正理论“从一重重处断”学说，在逻辑上自相矛盾，因而亦不可取。     

转化型抢劫罪认定问题之探讨

司法实践中在转化型抢劫罪的认定中,转化犯与标准犯相比较,在构成要件上并不完全吻合,包含有一定的立法推定的意蕴。前提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不是转化抢劫犯的必要构成条件。若产生两种转化犯的竞合问题,应根据转化犯法定性原则,只能依一个转化条件进行转化,可参照想象竟合犯“从一重处断”的处罚原则定罪量刑。     

牵连犯新析

牵连犯概念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从一重处断原则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更是存在着诸多矛盾之处,导致牵连犯理论陷入进退维谷的困顿境地,甚至给罪数理论制造了一定的混乱.所以牵连犯理论应予以废弃,原先适用牵连犯处理的犯罪情形分别按想象竞合犯和数罪并罚处理.     

论牵连犯在我国刑法理论上的合理归宿

鉴于牵连犯这一罪数形态在理论上的复杂性、模糊性和混乱状态,加上从一重处断原则的诸多矛盾和缺陷,刑法学界对牵连犯的处罚原则——从一重处断原则提出诸多质疑,并进而导致了关于牵连犯概念的存废之争。本文在简要介绍了牵连犯的概念、构成条件及世界各国或地区对牵连犯在立法、司法和理论现状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传统意义上牵连犯处断原则的利弊。并进而论述了未来我国牵连犯的合理归宿。     

保险诈骗罪第4款解释路径的法律分析

片面共犯由于违背共同故意要件因而不属于共同犯罪,其不能对保险诈骗罪第4款的法律性质作出合理的解释。保险诈骗罪第4款既不属于法律拟制和注意规定,也不属于想象竞合和法规竞合,其是法律文本主义的当然解释,亦是大竞合理论下,适用从一重处断原则的当然结果。     

牵连犯数罪并罚问题研究

牵连犯是我国刑法理论中的一种罪数形态,对牵连犯的处罚原则,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部门比较关注的问题.笔者通过对牵连犯及其数罪并罚原则在国(境)外刑法中的地位,以及对牵连犯从一重处罚或数罪并罚相结合的原则在我国刑法理论界的争论和当前立法与司法中的矛盾的分析,认为在我国应当确立统一的数罪并罚的牵连犯处罚原则.同时,笔者认为,为了对行为人准确定罪处罚,需要划清牵连犯与连续犯、想象竞合犯和吸收犯之间的界限.     

中国古代量刑原则

古代量刑原则,是古代国家审判机关在量刑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它规范着整个量刑活动。中国古代量刑有三大基本原则:以犯罪事实为根据、以刑事法律为基本准绳的原则,疑罪从轻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     

我国同种数罪处罚方法通说的内在矛盾及其解决

我国同种数罪处罚方法存在的问题,源于我国刑法制度层面的冲突,主要表现为我国数罪并罚制度与刑法规定的法定刑之间的冲突,数额犯、数量犯的大量存在使这种冲突表现得直观和明显。在现有的刑法规定之下,任何解决方案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笔者认为,应该把同种数罪处罚问题的解决,放在我国刑罚制度改革的整体中予以考虑,以期在我国的刑罚制度改革中加以彻底解决。     

宪政维度中的刑讯逼供与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根本原则之一,而刑讯逼供在我国是一个在司法中久禁不止,且甚为普遍的现象.刑讯逼供罪具有独特的多重当事人结构,与宪政视野的罪刑法定原则相契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设置源于宪政意义上的限制权力、保障人权的考虑.     

罪责刑相适应理论的批判性解读

我国刑法学主流观点将刑法第5条的规定视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但这种理论存在重大的理论缺陷与误区。首先,在提出的背景上,其曲解了刑罚个别化与罪刑均衡的内在关系;其次,罪—责—刑的结构存在着严重的逻辑缺陷;再次,其对罪刑相关因素的内涵界定存在着自相矛盾;最后,其加剧了刑法功能的冲突升级,并最终肢解了刑法功能。从维护我国刑法学体系协调的立场出发,应当终结罪责刑相适应理论,重新回到罪刑均衡的时代。     

论量刑公正的一般标准

在近代刑法学术史上,西方国家曾经围绕报应刑论与目的刑论的对立,就刑罚价值取向和量刑公正标准量刑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报应刑论认为"刑罚轻重应当与罪行轻重相适应",目的刑论认为"刑罚轻重应当与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最后在两者之间形成折中主义刑罚论,认为"表明行为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事实情况都是影响刑罚轻重的因素",此说为多数学者所赞同并为多数国家刑事立法所采纳。根据现行刑法第五条规定,我国量刑公正标准属于折中主义刑罚论,表现为"罪责刑相均衡",其精髓在于:刑罚的宽严程度应当与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以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相互适应",因此,正确处理法定刑、量刑情节与宣告刑三者之间的数量关系,是实现量刑公正的唯一途径。     

我国经济犯罪刑罚方法的完善

在现代社会,经济犯罪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迅猛发展的态势,其类型越来越复杂,手段越来越专业,规模越来越庞大,危害也越来越严重。现行刑法在经济犯罪刑罚刑种的设置上存在很大不足,不适应对经济犯罪的预防和打击。我国应在刑事实体法上加强对经济犯罪的处罚和惩戒,完善经济犯罪的刑罚方法。     

罪刑法定主义与不纯正不作为犯

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在理论上产生了与罪刑法定主义相抵触的问题,因而学者们从各种角度对此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日本学者日高义博的构成要件等价值判断标准为限制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提供了理论依据。我国有关立法应在刑法总则中增加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规定。同时,应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行为的总的社会危害性大小,有选择地将某些常见的社会危害较大的行为以纯正不作为犯的形式在刑法分则中明文规定。     

法理视角: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正当性根据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惩治腐败的一项过渡性罪名,是刑事立法的一种必要之举,也是无奈之举.该罪自设立以来,就受到学界多方诘问,尤其是其法定刑,被普遍认为过低.通过对该罪的逻辑结构、价值蕴涵以及行为性质等方面进行剖析,厘清该罪法定刑的正当性根据,我国不应提高该罪的法定刑.     

现代法治语境中的刑事政策

法治国家的原则与法治国家建设的任务须为具体行动,在刑事法领域要贯彻法治原则就要化为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是刑事法领域的法治原则.罪刑法定及刑事政策的相关方面,如罪刑法定机能及其演变、刑事政策的内涵、罪刑法定和刑事政策的紧张性及其调和,当前刑事政策中的热点问题以及刑罚反制犯罪关系等问题值得思考.     

暴力犯罪死刑适用的量刑情节研究——基于死刑判例的实证考察

暴力犯罪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是死刑研究的典型样本。在＂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司法实践如何运用量刑情节来限制暴力犯罪死刑适用就成为重要课题。通过对暴力犯罪死刑判例的分析,总结出司法实践常见的几种量刑情节。根据这些量刑情节对暴力犯罪死刑适用的影响程度,将量刑情节分为三个量刑等级的情节,即将量刑情节等级化。根据三个量刑等级的情节,运用不同的处理方式来解决量刑情节竞合与冲突的问题,能够有效的从量刑情节方面来限制暴力犯罪的死刑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