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黔东南苗族聚落仪式与公共空间研究

位于黔东南山地地区的苗族聚落因其特殊的地貌形态和文化渊源,形成了各类与平原聚落不同的、极具特色的公共空间。论文通过文献研究与实地走访调查,总结黔东南苗族聚落中的公共空间类型与特色,并探究其由内在的文化联系而形成的序列结构。黔东南苗族聚落的公共空间可分为生产空间、交通空间和仪式空间三类,其中仪式空间最具特色。黔东南苗族聚落的公共空间布局灵活自由,形态因地制宜;各类公共空间为鼓藏节、招龙节等重要仪式活动提供场所,作为历史的象征连通古今;模拟历史演变的仪式活动串联起各类公共空间,形成连通村落内外、村落之间的公共空间序列,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构建起到积极作用。     

试析黔东南苗族服饰的文化特征

对于苗族服饰的研究,论著颇丰,但研究者多以服装或饰品分列立足点论之,鲜有总论苗族服饰的文化特征。本文以苗族聚居地——黔东南的苗族服饰作为分析的立足点,对苗族服饰的文化特征进行了阐释,力图勾画出黔东南苗族服饰的文化特征,以丰富苗族服饰的文化研究。     

浅析黔东南苗族体育文化的发展变化

苗族体育是苗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中的瑰宝。苗族传统体育萌生衍传于苗族同胞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并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满足苗族人民的社会需求,不断地显示出它特有的社会文化价值,成为苗族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化娱乐方式。认真调查研究苗族体育文化的变化发展过程,对于促进民族体育事业的发展,弘扬民族文化,提高民族素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清至民国时期黔东南苗族民众的证据意识及其启示

清至民国时期,黔东南苗族民众具有较强的证据意识。其较强的证据意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发挥中人的证明作用;二是重视契约的制作与保存;三是将官府"减负"告示等刻碑留存。苗族传统纠纷解决文化、国家诉讼法律文化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对黔东南苗族民众较强证据意识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黔东南苗族传统的证据意识在当前的民事诉讼改革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了解黔东南苗族民众较强证据意识的形成机理,对当前人们民事诉讼证据意识的养成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据《平黔纪略》所载浅论黔东南苗族起义

结合《平黔纪略》所载史料,分析了黔东南苗族起义的原因、战绩和失败的原因。指出黔东南苗族起义在贵州成同年间各族人民大起义中人数最多、地域最广、实力最强,在贵州近代史、军事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苗族生态审美观中的宗教意识——以黔东南苗族为例

苗族原生态民族文化蕴含着原始的生态审美观。从生态美学的视角解读贵州黔东南苗族传统审美文化,可以发现许多原始宗教意识的痕迹,它们通过日常的服饰、歌舞、丧葬和节日庆典等形式表现出来。除了强调万物有灵外,原始宗教意识促成了主体之间同生共处和主体间性关系思想的形成,构成了苗族和谐生态审美观的价值核心。原始宗教对主体间性的支持,使得苗民与自然万物平等地交往、对话、沟通和融合,从而形成包括天与人、神与人和人与人的"和"文化。     

清代黔东南苗族社会变迁与民间纠纷解决——以文斗寨解纷文书为研究对象

清代苗族解纷文书如诉状、判词、告示、乡规、契约等对于研究清代黔东南苗族地区在剧烈社会变迁背景下纠纷解决方式的演变,展现苗民真实的法律生活和司法图景具有重要价值。清代黔东南林业贸易的繁荣和流官体制的建立,促使苗民社会纠纷解决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传统的理师诵唱演变为请中理讲——禀(送)官究治,衍生出民间调解、官府审判、官民互动相结合的苗民独特的解纷模式。     

黔东南苗族、侗族"干栏"式民居建筑差异溯源

黔东南苗族"吊脚楼"起源于我国古代"穴居"文化系统,侗族木楼起源于我国古代"巢居"文化系统,为我国古代北、南两大文化类型的不同代表.文献学资料、苗、侗民族底层语言以及苗族、侗族原始民居方式遗存等均从不同角度留下了历史的痕迹.     

少数民族歌舞旅游产品管理模型初探--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为例

民族歌舞旅游产品是少数民族旅游开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歌舞旅游产品开发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族旅游产品的质量.本文以黔东南苗族侗族歌舞旅游产品开发和管理为例,从满足游客对少教民族歌舞旅游产品的需求,以及旅游对少数民族歌舞产品的影响控制两个方面着手,以"真实性"为切入点,总结民族歌舞旅游产品开发的特点,并建立少数民族歌舞旅游产品管理模型,希望这个管理模型对少数民族歌舞旅游产品可持续发展起到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