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弱势群体的宪法权利及其保护

从宪法学视角看,"弱势群体"系"制度保护不足的宪法权利主体",其宪法权利体系由"自由权"、"社会权"等实体性宪法权利与"请求保护权"等程序性宪法权利组成。弱势群体享有宪法上一般权利主体和特殊权利主体之双重地位,由此而可能发生的"权利竞合"与"权利冲突"现象,须借鉴域外宪法学原理,而透过法律条款作妥适之处理。弱势群体之宪法权利可经由立法路径转化为法律法规上之具体权利,亦可通过"合宪性解释"方式经由"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两种路径而予以实现。     

劳动法上的劳动义务拒绝给付权

健康和安全的工作环境是劳动者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而功能在于保护劳动者生命健康权的劳动义务拒绝权,也是劳动者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权利之一,是影响劳动者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人权.但法律上的认可和理论上的研究并没有保障劳动义务拒绝给付权的行使.人权存在的三种形态理论为该权利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独特分析视角,从这一角度研究发现:劳动义务拒绝给付权从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再向实有权利转化时会发生必然的“折损”,如何最大限度减少这种必然“折损”是我们在理论研究和法律制定及实施过程中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权利救济权能的充分化与国家赔偿立法

作为权利的三大基本权能之一,救济权能是保障和手段性权能,具体又包括获得侵权者救济权能和获得公力救助权能.权利和权利享有的进步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本权利针对国家公权主体的救济权能获得充分法律确认的历史.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法治国家逐步建立并完善了国家赔偿法律制度,使公民权利越来越充分地具有了针对国家公权主体的获得赔偿的救济权能.西方法治国家经过曲折过程,在战后较好地做到了此点.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对基本权利针对国家公权主体的获赔救济权能的确认存在明显不足.从基本权利针对公权主体的救济权能充分化的角度,分析国家赔偿法律制度的不足,应是一个富有理论建设性的视角.     

中国罪犯权利的历史嬗变

罪犯权利按其形态可分为道德权利、法定权利和现实权利。法定权利是指国家法律制度所规定的权利 ;而现实权利是指罪犯实际所享有的权利。从历史的视角来考察中国罪犯的权利状况 ,本文把中国罪犯权利的发展进程分为罪犯无权利时期、罪犯权利萌芽时期和罪犯权利发展时期三个阶段。     

学术自由权利的法理分析

学术自由思想源远流长,自由哲学思想和中世纪大学的出现,促进了学术自由伦理的空前繁荣.学术自由作为一项法律上的权利,与其他基本权利既独立又交叉.从学术自由权利的主体、客体及其内容等法律要素进行分析,学术自由权利的主体不应限于大学及其教师,还应包括有能力从事学术研究的组织和个人.与学术研究相关的都可以成为权利客体.学术自由权利的内容宜采取“宽泛主义”,权利的内容可以教授(研究人员)、高校(研究机构)、学生三种主体分别予以列举.学术自由权利在教授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会受到克减.教授自由、学术自由权利不仅要通过硬法的保障,更重要的是要透过学术共同体的“软法”规则加以保护.     

习惯权利司法救济的法理解析

习惯权利在本质上属于应有权利,但在以权利为本位的现代法中,人们享有的权利并不限于法律明文宣示的权利,司法救济的对象也并不限于法定权利。习惯权利的司法救济有其时代价值,在人们提起涉习惯权利诉讼日益频繁的现实下,司法对习惯权利应持＂必要的尊重＂态度,坚持＂非违法性＂权利推定原则,保障有严格条件的习惯权利。     

扭送立法新论

扭送是指公民将具有法定情形的人强行送交公、检、法机关处理的行为,它是法律赋予公民同犯罪做斗争的一种权利,是见义勇为的一种类型。但由于我国现行立法对扭送制度的规定太过原则和抽象,没有明确扭送主体的法律地位,有关扭送主体及对象的权利保障机制也不够完善。在社会实践中,扭送也存在被滥用或运用不够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对扭送制度进行专门立法,制定统一的全国性的规范扭送制度的《扭送条例》,使扭送有法可依,充分保障扭送主体及扭送对象的合法权益,实现控制、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目的,伸张正义,压制邪念。     

我国现行宪法第41条的权利属性

"权力性"是我国现行宪法第41条权利的本质属性。这可从米尔恩的"权力权"的概念获得解释,也可经宪政视角的分析得到证明。在"权力性"这一本质属性下,作为"提意见"的批评(建议)权应当具有"积极性"和"公开性"的特性,但由于其权利主体的自身特点,批评权同时具有"自抑性";从权利设置的目的看,控告权和申诉权既是政治性的权利,同时也具有救济权的属性;检举权是宪法规定的每个公民都享有的权利,因而具有普遍性,这一特性不会因为权利主体获得公务员身份而受到限制;当"取得赔偿权"以"请求"作为权利实现手段时,它是一种程序性的权利,反之,则是一种实体性的民事权利。     

论行政处罚法定原则

行政处罚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管理的一项重要职权和方式,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行政主体有效地实施行政管理。而行政处罚是典型的侵益性行政行为,具有限制或剥夺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及利益的内在特征。正是行政处罚的双重性决定了在行政处罚领域中坚持依法行政就必须严格遵循处罚法定原则。     

侵权行为法对权利与利益保护的比较法分析

侵权行为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民事主体民事权益,制裁民事违法行为,推动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法律武器。“传统上侵权行为法的保护客体仅为绝对权。现今已扩张至将相对权以及权利外利益包括在内。虽在保护客体上主要国家取得了一致,但在对权利与利益的保护程度上,世界范围内却有两种相对的立法例：差别保护立法例与平等保护立法例,从侵权行为法中的价值衡量出发。对比两种立法例可知平等保护立法例较之差别保护立法例更为可取。     

论环境权之非法律权利属性

环境权首先提出于西方发达国家,是人类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造成的环境危机的产物。在辨析各种环境权性质学说的基础上,通过对权利本质及其要素的分析,不难得出环境权不是一种法律权利而是一种法益。从现行法律体系来看,在环境民事责任中,环境权没有利益落脚点,其利益落脚点在于财产权和人格权。承认环境权的法律权利地位将导致整个法律体系的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变迁由于成本大于收益而无法实现。     

略论侵权法保护的民事法益

民事法益与利益、权利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侵权责任法》第2条虽然明定权利与法益均为侵权法的保护对象,但对二者受侵权法保护的条件未作区分。民事法益具有私益性、非权利性、对世性、可归属性和可救济性的特征。民事法益的具体形态可以分别在财产法益和人身法益的框架下讨论,其中财产法益主要包括占有法益、虚拟物法益、物上期待权法益、特许经营法益、正当竞争法益、债权法益等,＂纯粹经济损失＂难以得到《侵权责任法》的救济;人身法益主要包括一般人格法益、死者人格法益,婚姻关系法益不宜受侵权责任法保护。     

论基层法官的法律续造

基层法院司法环境相较于城市环境更为特殊，基层法官凭以涵摄个案的规范部分并非法定规则本身，而是由基层法官依据法定规则，考量个案的情况而形成的规范。基层法官必须接受法律所确定的目的、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法律的体系及其思考模式的拘束，逾越抑或扩张法律规定条款概念的界限、范围，应明示准备应用超越法律的，寻求个案规范的方法，并标示具体个案价值判断的心证进路。通常情况下，法律续造在法律前见积累、法律条款识别、法益预拟衡量、裁判续造规则过程中实现。     

法律权利的演化和生长空间——控制论视角下权利冲突的结构功能

在控制论视角之下,权利冲突实质是对归属不明确的行为可能性空间支配权的争夺.经过以法院为中心的控制系统的调节,权利冲突可以在法制大系统中为权利的演化和生长提供空间.立法不协调或不明确所导致的权利冲突可以促进权利界分的演化;而权利空间再发现导致的权利冲突则使权利空间的实质增加或新权利的产生成为可能.     

论网上银行交易中消费者权益的特别法律保护——以欧盟与美国的相关法律实践为视角

在网上银行交易环境下，消费者客户的合法权益更容易遭到忽视和损害，为此，需要通过法律手段对其给予各种特别保护。这包括借助立法或行业自律机制对极易受到侵害的消费者个人数据与隐私权提供积极保护，通过进一步明确相关法律规则对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等提供具体保护，以及对格式合同中不合理地增加客户一方负担或损害客户一方利益的各项条款通过强制性法律规范予以矫正。     

论民法法益

追逐利益是人类的本能,利益的冲突使法律的介入成为必要。法益源于法律对利益的平衡。法益在民法中地位极为特殊,其奠定整个私权体系的基础但却得不到重视,只受到消极的保护。为确保法益享有人的合法利益,可通过构建侵权行为法一般条款等途径对其利益进行救济。     

非法行医罪的刑事政策分析

非法行医罪属于典型的法定犯罪,应在罪刑法定的前提下,合理划分刑法和行政法不同的规制范围,并坚持处罚上的轻刑化原则;在对非法行医犯罪化的过程中,应以法益侵害为基准,从非法行医行为是否严重侵害了国家医疗卫生管理秩序和公众生命健康权益这一实质标准去把握;对非法行医行为的刑法规制应坚持谦抑原则,尽管目前本罪非犯罪化的条件尚不具备,但非刑罚化措施应广泛适用.     

占有性质的法律阐释

占有源于人类追逐利益的本能。法益是法律对利益平衡的产物 ,亦是诞生私权的母体 ,在条件具备时可转化为私权。占有的法律性质不是事实 ,而是法益。我国民法中的占有应定性为法益 ,其并不具备转化为权利的条件     

公共利益的双重构造——基于公法与私法区分理论的分析

公共利益的法律意义,是关系到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划分的宪政问题。以公法与私法之区分理论为分析框架,是实现公共利益含义具体化的重要进路。在公法、私法两个法域中,公共利益分别体现为：价值定位上的内在根据与外部界线,规范模式上的命令性规范与禁止性规范,法律后果上的法律制裁与行为无效。     

论群众利益诉求的法制化

群众利益诉求要求法制化,但在法制化过程申却面临着实现公平的促进机制不足、诉求机制不足和保障机制不足等问题。为此,群众利益诉求法制化应立足于三个关系：权利与义务关系、秩序与效率关系、传统方式与现代方式的关系,从利益公平、利益协调、利益表达、利益援助方面实现群众利益诉求的法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