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转型期政治的功能

一、我国转型期政治功能的特殊状况以政治和市场双重启动的我国现代化进程,触动了传统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方式,引发了深刻的社会转型。伴随着结构调整和体制转轨,各种社会矛盾以共时态的方式集中地显现出来,这些矛盾与问题的解决程度直接关系着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转型能否顺利实现。政治表现为居于社会枢纽地位的特殊社会历史关系,凭借其在上层建筑固有的特质来对社会进程发生巨大影响。我国现代化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使政治的地位更显突出,现代化事业与社会转型须臾不能离开政治,政治在社会系统中处于推动社会转型和解决各种问题的最具力量和权威的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某些社会领域中的失效只有政治才能给予弥补,而经济在很大程度上须仰赖政治改革与创新。作为公共权力的组织,政治(特别是国家)处于保护有利于人民总体利益的所有制形式的地位,从总体上平衡过分悬殊的财富占有,处于既是竞争的倡导者又是弱势集团的保护者的特殊地     

当代世界宗教存在与发展的缘由

宗教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和特殊的意识形态,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已经度过了漫长的岁月。二十世纪的今天,它并没有因为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消逝,相反却以越来越多的信徒和各种新的形式更加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统计资料表明,当今世界的50多亿人口中,约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有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有的民族和国家几乎全民信教。可以说,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没有任何宗教信徒的民族或国家。在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宗教为什么还能继续存在并得到发展呢?其原因是复杂的,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基于政治协调的社会转型陷阱及其治理

转型中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制度与治理危机,面临落入转型陷阱的严峻挑战。然而,中国社会转型陷阱的治理表现出极大的惰性,主要源自三个方面:制度的累积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转型路径闭锁;行动者的认知局限造成社会转型中的"过渡性制度"定型化;现有的宏观政治社会环境引致社会转型的制度供给短缺。社会转型陷阱治理中政治协调的逻辑主要是:以化解逐渐增多的利益冲突为动力;以控制无效的"局部性改革"现象为要务;以体现公平正义价值的制度安排来推进和完善。与此相适应,应积极稳妥地通过信息协调、利益协调和政治文化协调促成社会转型陷阱的有效治理。     

确立民生优先发展方针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从“中等收入陷阱”谈起

许多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3000—5000美元时,许多复杂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技术挑战会接踵而至,快速发展过程中积聚的矛盾会集中爆发。如果处理得不好,经济社会可能长期深陷困境。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当前,我国已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与此同时,一些社会矛盾也凸显出来。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应该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政治意识与法律意识的冲突与融合——学习董必武法治思想的一点体会

政治意识是一定的政治主体所具有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仰,它既包括民族和个人的政治心理(政治文化),又包括社会阶级集团的意识形态。而法律意识是指一定社会条件下,人们对现行的法律和法律现象的认识、评价、情感体验等各种意识形象的总称,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法律现实的特殊组成部分。政治意识和法律意识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们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分别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老一辈革命家董必武在他关于立法、司法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大量论述中,对政治意识和法律意识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他的这些论述与思想,对于我们学习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保障西北地区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水资源是与人类生存、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自然资源，水资源短缺已不仅仅是一个资源问题，已逐步成为影响西北地区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关系该地区经济、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区域发展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问题。     

浅论风险社会中信任秩序的模式重构

转型期的中国已经进入一个风险社会，信任资本缺失导致的社会冲突和信任感的普遍匮乏，已经严重地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进步。因此，必须改变以血缘家族关系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特殊主义人际信任模式，代之以制度信任为核心的普遍主义信任模式，才能使风险社会中的社会转型与政治秩序保持稳定。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及其矛盾研究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受教育者民族主体身份和国家公民身份共生共长的过程,具有民族性、多元性、开放性、统一性的特点和政治认同、文化整合、社会归化的功能。该过程的基本矛盾是教育者所接受并掌握的一定政党或国家的公民性民族观与受教育者实际的民族观水平之间的矛盾,具体矛盾主要有民族主体身份、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民族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内外环境引起的矛盾。     

社会矛盾视域中的社会转型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在内的社会的整体的根本性变革。这一变革既具有社会转型的一般性特征,又有其特殊性质和特殊表现形态。社会转型与社会矛盾辩证统一、多元互动,社会矛盾对社会转型的发展与稳定造成了威胁,但同时赋予了社会转型持续进行和动态稳定的内在推动力。     

西方民主政治为什么缺乏普适性

中国现代政治,到底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是应该按照西方的逻辑走,还是按照中国的逻辑走?作者给出的答案是:应该从中国出发把握中国政治。作者指出,西方在民主上的历史首创性,很快扭曲了民主制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将西方创造的民主制度变为人类现代政治生活的普遍模式,将带有先验性的西方政治精神和原则标准化地注入具体的国家与社会,西方的民主模式成为各国现代政治建设与运行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基本尺度。然而,现代政治文明却因此而危机不断。     

何谓社会问题

近几年来,社会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那么到底什么是社会问题呢?是不是社会中存在的所有问题都是社会问题呢?显然不是。社会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很多,有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等。只有当一个个独立的问题引起社会情绪急剧波动,并开始出现社会不稳定状况时,这些问题才成为社会问题。从表象上来看,当某一部分人身陷上述某一问题当中,已经开始影响同一群体的利益,引起同一群体人的重视、共鸣甚至共同的行动,进而开始影响其他群体的利益,引起其他群体予以极大的关注时,社会情绪波动就产生了。社会问题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可转化性。它既可以由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宗教等问题转     

社会转型陷阱规避的政治责任

"社会转型陷阱"描述了中国改革面临的系统性难题,规避"社会转型陷阱",政府的政治责任担当是关键。"社会转型陷阱"规避中的政治责任建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政府自身来看,应该通过党建的民主与开放、政府体制的开放和地方治理的开放来开放政治过程。从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调节来看,应该通过遏制权贵资本、规范国有资本、优化民营资本来规范资本运作,通过建设社会制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赋权社会组织来建设和谐社会。     

民族区域自治与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的比较研究

民族区域自治与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是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两朵奇葩。本文就是对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与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协调中国民族关系的制度,而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是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制度,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都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必须坚持,不能动摇。     

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及对策探析

民族关系是重要而特殊的社会关系之一,是多民族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在我国,影响民族关系健康发展的不利因素依然存在,分析这些不利因素并提出化解民族关系矛盾的对策,有利于引导和调控民族关系,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为什么说中国哲学是深层生态学

“生态”与“生态学”的概念是20世纪西方人提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问题是一个现代的问题。但是，从人类文化史的角度看，生态问题又不是一个现代的问题，而是从人类出现以来特别是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早就存在的问题。道理很简单，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不能离开自然界的“环境”与“条件”的，人类随时随地都在与自然界“打交道”。究竟如何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就有生态问题，或者说得更明白一点，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本身就是生态问题。在人类历史上，不同民族、地区和国家，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解决生态问题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论江泽民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的思想

江泽民针时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特殊国情，依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创造性地探索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的问题，提出要把建设和谐民族关系放在战略高度去认识，提醒全党要高度重视影响和谐民族关系的各种不利因素，采取有效措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奠定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制度基础、组织基础和社会政治心理基础。     

社会治理创新:动因、要素与路径

良好的社会治理是实现政治稳定和整个社会长远发展的基础。我国社会转型引发的利益多元化和社会矛盾日趋复杂,使原有社会管理实践中的各种问题日益凸显。行政控制思维模式主导下的治理主体单一,治理目标异化和治理能力弱化,以及社会价值体系混乱所致的公共精神缺失等,共同引发社会治理失效。在当下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下,基于协商民主理论与社会治理在价值上的契合,当以协商民主为基础,通过培育社会组织和公民精神,强化法治保障等途径推进社会协同治理,重构社会政治生态。     

不断优化政治生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保证

"政治生态"是把生态学原理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用协调发展的理念思考人类社会政治体系与经济文化体系契合性提出的概念。就我国国情来看,目前最重要的,就是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重点,把发展人民民主与促进社会政治稳定统一起来,不断优化民族复兴的政治生态。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能为民族复兴创造更加有利的经济文化条件,才能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投身民族复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形成有利于民族复兴的团结和谐的政治局面,才能使我们党更好地肩负起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     

社会发展与民族发展机能问题研究

民族发展要受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过程。然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的普遍的进程,并不否定异于常规的特殊现象的出现和存在。社会历史的复杂性决定了民族及其发展机能的多样性。因此,深入探究社会发展与民族发展机能的关系,对于加快各少数民族的发展与繁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非意识形态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的非意识形态功能是相对它的意识形态功能而言的，它主要针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的非阶级性、社会性的一面。非意识形态功能具体袁现在民族思想政治文化的传承功能、人类思想政治文明的传播功能、社会心理的疏导功能三方面，但在其具体表现中存在相应的问题，主要有民族思想政治文化传承能力不足、人类思想政治文明传播能力有限、社会心理疏导能力缺乏等问题。解决以上问题需要加强民族精神教育、重视人类思想政治文化教育、注重社会心理健康教育。这有利于推动思想政治教育非意识形态功能的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