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唐明律合编》

<正> 清末著名法律学家薛允升(1820—1901)是中国法学史上从事比较法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他曾先作过汉律和唐律的比较研究。他认为,汉律为源,唐律为本;要对中国法律正根溯源,必须研讨汉律和唐律。其后,薛允升致力于唐律和明律的比较研究,并撰写了《唐明律合编》40卷。《唐明律合编》是中国法学史上第一部比较法研究的专著,历来受到法律史     

《晋书·刑法志》与汉《九章律》

本文主要针对《晋书·刑法志》中关于汉律九章的记载而进行探讨。随着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等新的文献资料的发现,汉律九章有了新义。汉初萧何在《法经》基础上制定了《九章律》,而汉代法典体系的发展、成型是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近年来《二年律令》及其他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证明汉律远非九章,但汉代法典基本体系仍是在《九章律》的基础上形成的。     

沈家本与《汉律摭遗》

<正> 《汉律摭遗》是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对传世汉律资料搜编考证而留下的一部重要的法史巨著。成书于壬子年(1912年)立秋,第二年这位对中国法律近代化作过重大贡献的学者就辞世而去。《汉律摭遗》二十二卷,收入《沈寄籍先生遗书》甲编,其分量约为甲编三分之一。摭,拾取之意;遗,遗留、遗漏之意。《汉律摭     

晋刑法志所见“科”考析

晋刑法志记载魏律的编撰方针是＂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在其所引刘劭《魏律序》中更是多处说到科。法史学界许多先辈认为科始于汉。如程树德作《九朝律考·汉律考》中列有＂科＂的条目,沈家本在《汉律摭遗》中亦论及汉科。上世纪初,梁启超否定汉科存在,之后日本学者滋贺秀三著文主张汉代无科,得到我国张建国等人士的响应,动摇了汉代法律形式是＂律令科比＂的定论。     

汉律在中国封建法制史上的地位

(一) 取代嬴秦,进一步确立封建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刘汉王朝,历时四百年之久。探讨汉律在中国封建法制史上的地位,不仅对于了解汉律,而且对于认识中国封建法制发展演变过程及其规律,都是有益的。我国现存的最古最完备的法典是《唐律疏议》。自唐以后,宋、元、明、清的法典,一准于唐。然而,《唐律》乃远宗《九章律》。     

试论张家山汉简《钱律》

汉简《钱律》反映了汉代在盗铸钱上的“告诉”与连坐制度。通过与唐律相比较 ,发现唐律中关于私铸钱犯罪的有关规定显然是由汉律继承发展而来。     

解读威尔逊《行政学研究》——行政学研究的必要性和目的

在西方公共行政思想史上,美国学者威尔逊可以说是此领域中的经典人物。他于1887年发表的《行政学研究》一文可谓是美国公共行政的起点。在本文第一部分,对于威尔逊行政学研究的必要性和目的进行论证,整个论证过程显示了威尔逊先生严谨而又不失幽默的思维。     

薛允升政治法律思想评析

薛允升字云阶,陕西长安人,清代著名法律家,陕派律学之鼻祖。他生于嘉庆２５年（１８２０）,卒于光绪２７年（１９０１）。咸丰６年（１８５６）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光绪６年（１８８０）,召以为刑部侍郎,９年代理刑部尚书,以后两度授刑部尚书。在刑部工作几达４０年。他精通律例与服制,撰有《唐明律合编》、《读例存疑》、《服制备考》、《汉律辑存》等著作。对于礼与法的关系、律例与律令、立法与执法等问题,均有论述。对于《汉律》、《唐律》、《明律》、《清律》有研究有褒贬。其中最为推崇《唐律》,而批评《明律》、《清律》…     

腾讯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互联网法律研究支持计划

腾讯网络法律研究中心系设立于腾讯公司的专业法律研究机构,致力于依托腾讯公司多年来积累的案例、数据和资料,深入研究互联网产业发展中遇到的前沿法律问题,为产业发展提供符合实务需要、科学严谨、可操作性强的报告和咨询意见。     

欢迎订阅《公共行政评论》

《公共行政评论》(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JPA)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刊号ISSN1674-2486/CN44-1648/D),由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中心主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广东省行政管理学会协办并公开发行的公共行政类专业学术期刊。其办刊宗旨为:倡导规范严谨的研究方法,提升公共行政研究质量;回应公共行政实践,建构公共行政本土     

中国奴隶制的终结及其意义

人口买卖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1906年清两广总督兼南洋大臣周馥上书禁革人口买卖,对人口买卖进行了道义上的彻底否定。此后,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两次分别上《人口议》和《奴婢议》,对种种维护奴隶制的理论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批驳。经过有识之士持续不断的努力,1910年的《钦定大清刑律》终于彻底废除了奴隶制,但是该法规定的生效日期则是民国时期的1912年。中国奴隶制的废除无疑是世界人权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最终实现以及人们对它的集体遗忘为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法理问题。     

沈家本与中国法学的传承及新生——纪念沈家本先生逝世九十周年

沈家本先生主持的清末法制变革不仅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开端,而且也推动了中国法学由传统的律学走向近代法学。本文在探讨沈家本的法学观的基础上,分析沈先生对中国传统法学的传承和对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法学的催生所作的贡献,并引发我们今天应如何对待传统法文化的思考。     

徇私枉法罪客观方面疑难问题探讨

徇私枉法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实施了徇私枉法、徇情枉法的行为。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本罪客观方面存在一些疑难问题,争议较大,如枉法的具体含义、枉法行为的对象、故重故轻追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否为本罪所必备等。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本罪的正确认定,需要作深入探讨。     

《大清律辑注》按语的类型化解析

《大清律辑注》作为清初注释律学的奠基之作,具有作为律学文本研究对象的典型性。对《大清律辑注》中沈之奇所作的267条按语进行系统的分类整理,并按照概念解释、律例阐释和观点评述三种类型进行较为全面的解析。按语作为律学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紧密围绕律条注释展开,同时又表达了著者对若干问题的观点立场和理论探索,能够为传统律学文本研究提供一个良好的视角。     

还原沈家本:略论沈家本与晚清司法场域之变迁(1901-1911年)

沈家本是清末修律改革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但以往的研究受研究方法的局限 ,将沈家本描述成一个孤独的司法英雄和法学天才 ,显然 ,这与清末法制变革的历史真实相去甚远 ,也不符合沈家本的真实面目。运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 ,通过分析清末国家元场域与司法场域及法学场域等场域间的关系 ,从中揭示沈家本在清末修律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及晚清司法场域变迁的逻辑 ,还沈家本以本来面目。     

从刑法的特征看刑法解释的立场

刑法解释的立场,就是关于刑法解释的目标的理论,即解释者在解释刑法时应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姿态,是应当"固守原意"来解释刑法,还是努力解释刑法使之不断适应现实社会.不同的部门法的立法价值、理念及法律规定的方式等不同.会对法律解释的立场有不同的要求.刑法是公法的代表,调整的是国家与犯罪人之间罪刑关系,直接涉及公民的重大权益如生命、自由等,刑法的规定较为明确.留给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极其有限.因此其解释更为严格.民法作为私法的代表.体现的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立法的规定也较为概括、抽象,与刑法存在很大的不同.刑法解释的立场应不同于民法解释,刑法解释中形式合理性更具意义,应采主观说为主、客观说为辅.     

刑法学：向死而生

中国刑法学已经走过了60年的坎坷历程，随着法治的兴废而沉浮。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刑法学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目前，中国刑法学面临着知识转型的问题。本文采用描述性的手法、反思性的评论、前瞻性的视野，对中国60午的刑法史进行了回顾，是作者对中国刑法学术史考察的开篇之作。     

非典危机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法律制度

“急事”呼唤“急法”,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紧急出台是因非典危机而起。本文通过研究这部非常时期的非常立法的背景、目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论述了我国建立应急法律制度的现实价值与深远意义。特别强调,非典既是一种呼吸综合症,它所引发的更是一种社会综合症,法律正是通过对社会病的疗治而对付自然病;有了急事,就要有急的意识、急的行为、急的规范,就要依法应急。     

刑法解释立场的历史考察——主观解释论之提倡

刑法解释经历了从主观解释论到客观解释论的演进过程,现阶段,从世界范围来看,客观解释论正成为一种有力的学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主观解释论与客观解释论所处的地位并不相同,在经历了罪刑擅断、人治统治的历史之后,人们对立法者充满了无限的期待,体现在刑法解释上就是要求坚持主观解释论。而当法治的进程进一步推进,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法律的安定性,还要求法律实质上的公平、公正。联系社会发展以揭示法律内涵,遵守成文法不囿于文字本身的刑法解释客观论,遂成为刑法解释论上的特色。从历史的角度看,法治理念、法官素质、刑法实施的时间与刑法解释立场的选择具有密切的关系。我国是经历了几千年的人治统治的国家,法治建设才刚刚起步,法官素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刑法实施仅十余年,这要求我国在刑法解释上应采主观解释论。     

精神病被害人证人资格及其陈述的证明力探析

对精神病被害人的证人资格及其陈述的证明力,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不明确,导致实践中认识不一致。从国外立法和司法实践看,精神病被害人具有证人资格,其陈述在一定条件下具有证明力;深入探析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可以发现,精神病被害人亦可以具有证人资格,其陈述在他具有一定记忆能力、表达能力并符合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条件下也具有证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