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及美国大选影响的分析

要想评估美国大选将对未来中美关系产生何种影响,从逻辑上说,首先需要分析谁最有可能当选为下一届美国总统,以及他的外交和对华政策主张是什么。但是,中美之间面临的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使得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模式在近期内不会发生大的改变。一是,两国之间根本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国家利益和战略意图的差异,使得在中美之间建立战略互信异常困难。二是,全球性金融危机把中国推到了世界经济的前台,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本身都没有预料到中国会如此快地取得这一地位,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方式产生了影响,而且随着中美相对实力对比的变化,美国对一个逐渐强大起来的中国可能造成的对美国威胁的担忧急剧加深。因此,不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会把美国与亚太地区的关系看作是其外交政策的重点。     

涉台外交领域的若干前沿问题与思考

两岸及美国的学者2010年以来涉台外交的研究成果显示,随着美国相对衰落、中国日益崛起,以及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美国"以台制华"的能力下降,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大局的冲击和干扰也在减少。然而,从美国"重返亚太"、美台军事关系发展、美国国内围绕"弃台论"的政策辩论,以及台湾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来看,本文认为,美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以台制华"的固有战略,不希望两岸在东海、南海等问题上走得太近,美国仍然会在台湾"国际空间""国际经济空间"等问题上"搅局"。     

从奥巴马政府的考量看习近平主席访美

<正>应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2015年9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双方面向未来规划两国关系的一次重要访问,将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历史性的影响。在中国国力不断上升、中美力量对比深刻变化、中美关系深度转型的大背景下,此次美国邀请习近平主席访美有着多重的考量。首先,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积极进取,奋发有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提高,中国和中美关系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权重不断上升,正如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在邀请习主席访     

美国视中国为“主要威胁”的思想溯源和理论依据

为了维护霸权地位并延缓自身衰落，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和“安全威胁”，推行所谓“全政府”和“综合威慑”的对华战略。准确认识美国的对华错误认知，需要把握其哲学思想、历史观、世界观以及战略理论等思想根源。美国根深蒂固的“天命论”和“盎格鲁-撒克逊优越论”及对丛林法则的信奉，导致其形成了唯美国独尊的历史观，建立了固执己见的当代史观和自恋式的未来史观。美国从零和博弈和二元对立思维出发，形成了偏执地树立假想敌的政治安全观和“重利薄义”的对外关系理念。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本质上服务于美国的霸权，并在当前的背景下加速了其自身的衰落，将中美关系推向竞争甚至对抗。中美关系影响世界的未来走向，和平共处应是中美两国基本的相处之道。中国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全方位、综合性地应对和塑造中美关系，在物质和精神、实践和理论、战略和政策等多层面与美国进行建设性互动。     

缓和摩擦、管控竞争:争取中美关系的大体稳定

特朗普政府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挑起的贸易摩擦表明美国对华政策正在经历中美建交四十年来最深刻的调整,但如果说中美关系已经发生质变则为时尚早。中美关系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各种交流仍在继续进行。中美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脱钩是不现实的。冷战的两大特点是意识形态对立和集团对抗,中美关系没有表现出这两个鲜明特点,冷战不是中美关系的选项。在中美之间博弈和竞争常态化的情况下,缓和摩擦,管控竞争,争取中美关系的大体稳定仍然是有可能的。     

相互尊重是中美关系行稳致远的关键

<正>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基本保持了合作共赢的态势。2017年,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九大,努力以新型国家间关系重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不走寻常路"的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也力图围绕"美国优先"重塑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中美关系由此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2017年3月18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华,认为当前的中美关系处在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两国需要就未来50年的双边关系进行一场"全新对话","定义中美关系的只能是友好",并做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     

影响中美关系的四大因素

影响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有四个方面因素:中美不同的意识形态是美国遏制中国的内在因素;战略安全利益如何确认是影响中美关系的变量;台湾问题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经贸合作关系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器.     

冷战后中美关系定位演变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

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定位一波三折,甚至大起大落。双方既达成过"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也险些从"战略伙伴"蜕变为"战略竞争者"。中美关系定位之所以不够稳定,与双方在认知和战略上的差异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到两国关系中其他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尝试虽然没有成功,但对如今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仍具有启示作用。首先,不能对复杂的中美关系作简单的"标签化"定位。其次,要重视两国在相互认知上的差异,做到知己知彼。再次,要运用底线思维,力争中美关系的主导权,做到有备无患。总之,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会一帆风顺,我们要从冷战后中美关系定位演变中汲取经验教训,避免重蹈上世纪末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覆辙,力争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新常态。     

新时代的中美关系:表层与深层分析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中美建交40年的历史经验表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关系也进入了新时代。然而,中美关系不会滑入冷战对抗的陷阱,新时代的中美关系在表层上呈现为战略性竞争,但在深层结构上呈现为一种制度化协调。决定中美关系未来的关键是能否通过制度化的协调与合作来稳定中美关系,推动建立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共同构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中美复合体。     

结构起点、政策选择与中美关系的另一种可能

中美关系的走向决定未来国际秩序。从结构现实主义出发,有观点认为中美势必走向冲突与战争。通过定位中美所处的结构起点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在经济、安全、意识形态和应对全球性问题上,中美关系具有不同于“新冷战”的特征。总体上,经济结构是发展导向的,安全环境是和平导向的,意识形态是包容导向的,解决全球性挑战是合作导向的。从特定的结构起点出发,中美关系走向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优先选项,而走向冲突和战争代价巨大、成本极高。尽管如此,特定的结构起点及结构过程能否持续发挥作用,也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政策选择。总体上,中美两国政府有意管控分歧,增强合作,这有助于避免中美关系滑入“新冷战”。无论未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如何变化,中国要更为积极地塑造中美关系,推进有利于发展、和平和多元的结构进程,提升结构的和平性、互利性和稳定性,借助结构的力量来限制美国对华“新冷战”。     

编辑手记

正2014年7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时强调:"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种使命和责任",并重申,"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展现出其对中美关系稳定性的主张和信心。本期访谈栏目对话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李侃如教授,内容涉及中美价值观分歧与两国关系稳定性等问题。本期"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栏目对美国、西班牙和法国的政治、社会制度进行了深入分析。《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一文指出,当前美国政治文化的三个主要特征都出现了问题。美国政     

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中美关系的变迁与未来”的对话

2019年1月1日,是中美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纪念日。40年来,中美关系历经风雨,砥砺前行,取得了历史性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也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中美关系已经发展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关系不仅受世界格局的影响,同时也形塑着世界格局。当前,两国均处于新的结构性调整期,中美关系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着新机遇与新挑战。那么,中美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两国关系如何影响着世界格局?怎样看待当前美国这场规模空前的对华战略反思与调整?在中美贸易摩擦急剧升级的背景下,如何看待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中美之争的实质该如何界定?经历了40年曲折发展的中美关系将走向何处?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本刊特邀中美关系领域知名专家、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前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三卷本《中美关系史》作者陶文钊,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解读。     

美国外交战略调整与中美关系

美国正处于其独立以来国运兴衰的十字路口,它既可能就此进入霸权衰落的长期通道,也可能扭转态势实现霸权重振。为实现再度称霸,维持已延续二百余年的国运上升态势,奥巴马政府已对其外交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尽管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战略尚不明朗且表现出诸多与奥巴马政府的区别性特征,但其宗旨仍是"让美国再度伟大"。鉴于美国缺乏管理霸权衰落的历史经验,其外交战略调整涉及多个方面,既有管理物质性霸权衰落的现实主义战略,也有护持制度霸权与规范霸权的理想主义战略,更有预防中国崛起的冒险主义战略。如果说奥巴马政府外交战略的调整兼具三个方面,特朗普政府则侧重第一和第三方面。尽管如此,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共同假设是美国物质霸权的相对衰落以及对大战略的战略节约、战略集中要求。为应对美国这一可能持续较长时期的外交战略调整,特别是妥善处理由此带来的战略不确定性,中国应推动中美关系保障机制建设,包括短期的危机预警与管理机制,中期的合作关系早期收获计划,长期的中美人文交流、战略互信机制建设,等等。     

从美国对华战略辩论看中美关系的变化

<正>从2015年年初开始,美国战略学界出现了一场关于是否改变美国现行对华战略的讨论。引发这场讨论的一个主要观点是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逐渐失效,因此美国应该改变现有接触战略,加强与亚太地区盟国和伙伴国家的关系,努力平衡中国不断增长的地区影响力。[1]反对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美关系事关国际秩序的稳定和亚太地区的安全,中国尚无能力挑战美国的地区主导权,如果因为一些利益冲突的     

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评析

国家安全始终是美国关注的核心问题,通过安全化手段将普通议题转化为安全议题是美国动员国内外资源、对华打压的重要方式。美国政府通过安全化手段将中美贸易关系、科技合作与人文交流等议题与国家安全问题挂钩,导致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在理念层面不断深入、在议题层面横向扩散、在对外关系层面持续外溢。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的加剧,使美国在对华身份认知、政策动机与手段选择上均陷入“投入愈多、损失愈多”的悖论中。安全化操弄导致的政策悖论使美国政府难以改变对华强硬政策,严重阻碍中美关系改善。过度安全化进一步加剧了中美之间的零和博弈,泛安全化则导致各种新安全风险在国际社会蔓延,恶化了全球安全环境。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逐渐走向极端,动摇了冷战后全球战略稳定的根基,存在颠覆当前国际秩序与破坏稳定的风险。中美双方应充分认识到安全化失控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美国政府需走出社会动员式的安全化政策模式,让中美关系重新回到可控的轨道上来。     

战略竞争背景下如何稳定中美关系——地方人文交流视角

随着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调整以及贸易战的开启,中美关系或正进入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战略不确定期。随着美中之间战略竞争态势的日益显现,就地方人文交流而言,推进其继续发挥双边关系探路者、铺路者和护路者角色,对于稳定中美关系就变得更加重要。尽管中美关系的整体操作环境呈恶化趋势,但地方人文交流仍不失为战略竞争背景下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手段,一是由于双边关系使国家层面的人文交流变得困难,二是中美人文交流尚未真正深入民间而具有重大潜力,三是中美政治制度差异也意味着较大的政策空间。中美地方人文交流仍存在明显不足,特别是与地方经济合作的配合度不够,对美国社会结构转型的敏感度不高。今后,需要充分开发中美经济合作特别是贸易、投资和就业对美国州、国会选区的人文社会影响,并有效利用美国社会结构转型的潜在机遇,推动中美地方人文交流的战略创新、手段创新和制度创新。     

中美关系尚未发生"质变"

从1979年建交到2018年经贸摩擦升级为"贸易战",中美关系经历了40年变迁。自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美国对华认知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国内利益集团推波助澜,急于寻找竞争对手。特朗普本人及其执政团队的保守主义倾向加快了美对华示强的步伐,将中国定性为"修正主义者"和"战略竞争对手",美国要与中国进行"全政府""全社会"竞争。美国对华战略的重大调整导致中美关系遭遇建交以来的艰难时刻,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已发生"质变"。从美国战略目标和实力匹配度、中美力量再平衡、两国相互依存度及大国关系等方面看,在构建新的力量平衡过程中,中美关系会有起伏和波动,但总体可控,两国关系发生"质变"的可能性不大。     

对华强硬声音背后的美国“虚弱症”

主要因贸易不平衡而引发的中美贸易争端,是多年来中美关系中的显性问题。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中美双方应以合作的态度妥善加以解决。但是,出于各种利益考虑——包括个人利益,在美国政坛和舆论界,总有一些人以一种不恰当的方式介入这一问题,并使问题趋于复杂化。近来一些人对中美贸易关系越来越烦躁不安,有两方面原因。     

台湾变局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继中美两国元首2013年"庄园会晤"和2014年"瀛台夜话"之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构建进人新的阶段。尽管美方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不完全认同,高层甚至有意避谈此一概念,但对新型大国关系之"规避冲突、发展合作"的核心内涵,美国各界总体是认可的;对于如何争取实现中美长期战略稳定,中美之间也有相当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正走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上。有意思的是,中美在探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时,更多思考的是如何避免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这样宏大的战略性问题,而长期牵扯中美关系的台湾问题只是其中一环,不像过去30年那样构成中     

新书讯

正大国关系:中美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王缉思编著中信出版社2015年1月版定价:59.00元本书是王缉思教授领衔撰写的长篇政论,论述的主题是中美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本书指出,决定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关键因素不在于两国的外交和相互认知,而在于中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