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转型下的农民国家认同与基层治理——鄂东北杨村修路案例对于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的启示

文章通过杨村修路的案例展现了如何激发农民集体合作的过程.在资源输入的背景下,发挥民主机制来表达农民对公共品需求偏好及其决议,有利于激发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与实现公共品供给的合理性.通过强有力基层组织连接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将国家的惠农政策和资源有效转化,使得农民获得真正的实惠.农民对国家的强认同则可以在基层治理中进行转化并提升为基层治理的能力.转化的过程中还得将其嵌入在地方性共识之中使得大传统与小传统对接,进而促进与国家对接的农村社会基础的整合与再造.因此,在治理转型期,要实现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正是在于将农民的国家认同转化为基层治理能力.     

农村基层治理要取得更大突破

<正>农村基层治理问题始终是巩固党执政合法性并促进国家治理的基本问题农村基层治理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涉及到体制创新、组织创新、文化创新、社会公平和人的进步,是当前推进破解"三农"问题的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表现为乡镇政府能力现代化及其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之间合作治理能力的同步现代化。     

农村基层党组织整合治理:优势、内涵与路径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引领基层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中最突出的特色和最核心的模式。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整合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保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前提。在乡村治理中,基层党组织拥有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优势和资源优势。面对治理主体多元化、多元文化对村民价值观的影响、农村利益分化和治理制度不健全等难题,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不断完善党建领导机制、健全核心价值引领机制、优化利益协调机制、形成制度治理机制,提升自身的整合治理能力。     

“后税费”时代的基层治理:逻辑及方式——基于“新农保”试点推行的案例分析

对一项重大惠农政策执行过程进行的分析表明,虽然税费改革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进一步发生变化,但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与乡的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因此,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治理方式也没有根本变化:基层政权在乡村治理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而积极的角色,但其因执行某项惠农政策而与乡村社会形成的服务关系,依然具有很强的被动性。"目标管理责任制"下的公共政策执行方式具有强烈的运动式治理色彩,同时,基层机构的综合性设置及较低的专业化程度,还不能适应后税费时代农村事务越来越高的专业化要求。     

新农村建设: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的重塑与再构

新农村建设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摆脱“能力危机”和“被边缘化”困境,重塑领导能力开创了历史新机遇、新路径。它可以破解物质性资源匮乏的困境,激活自身的组织性资源,催生社会引导、社区治理的新型态,开辟整合农村文化性资源的新途径。新农村建设还提出了“再构”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的历史性课题,开启了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再构”的新阶段。     

构建服务型乡镇政府的路径选择

乡镇是国家行政体系中的最低一级地方行政建制，具体体现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分权关系。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乡镇管理体制面临着一些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构建服务型乡镇政府，应理顺管理体制，夯实服务基础，树立服务理念，增强服务能力.     

政府职能转变对乡镇改革的意义

乡镇政府是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的主要组成部分,承担着管理国家农村社会事务的工作任务,这些任务极其繁杂而又十分具体。曾经将"催粮要款"作为"主业"的乡镇,在经过税费改革之后,面对着抛弃传统工作方式以及农民奔小康需求日渐提高的现实,我们必须从保证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推进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     

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社会政策

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条件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高度重视社会政策的作用.社会政策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制定和实施社会政策是现代国家能力的重要体现.社会政策代表国家对公民公共福利和集体需要的态度,国家通过树立社会政策的理念、制定和实施具体的社会政策来满足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也只有能够有效满足人类需要的国家治理才是有效的国家治理.     

惠农政策中的公平性问题探究

惠农政策作为支持农村、农业和农民发展的政策,目前呈现出面向增多、力度增大的体系化特征。惠农政策在富裕农民、发展农业和建设农村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但惠农政策在设计和执行中存在的不公平问题也引发了农民的不公正感以及农民心理和行为的变异,并进而产生了对国家和政府的抱怨。因此,在当前惠农政策范围增大、类型增多、力度增强的大背景下,应特别注重惠农政策的公平设计和公正执行问题,避免惠农政策变成"激怨"政策。     

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中的乡村关系研究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我国通过"服务下乡"将国家力量渗透于农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之中,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最终实现现代国家建构和促进社会融合。为了提高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我国的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对乡镇站所进行整体改制,坚持农村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市场化、社会化、民营化、多元化和契约化,吸纳多元主体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给传统的乡村关系带来了新的变量。在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中,农村社会组织成为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等传统供给主体的重要补充,乡村关系呈现多层次性。无论是村委会协助乡镇政府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还是乡镇政府与农村社会组织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表现为"公私伙伴关系",都只是乡镇政府与乡村社区自治组织的合作供给的不同表现。     

农村基层党组织社会影响力建设的现实梗阻及逻辑进路

农村基层党组织社会影响力就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通过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及个体党员的现实行动影响群众心理和行为的能力。农村基层党组织社会影响力建设有利于更好地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有利于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为党提供安稳有序的执政环境。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社会影响力建设面临农村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难题、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不力、部分党员干部腐败、农村基层党组织可支配资源减少、农村民间组织冲击等现实梗阻。以加强农村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为先导,以推进农村基层腐败治理为切入点,以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为核心,以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政绩效为关键,以拓展可支配性资源为保障,是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社会影响力建设的逻辑进路。     

“国家治理”式公共服务生产与提供图景——兼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理路

大量社会组织的涌现,对单一的政府治理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兴霖教授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一书,以社会组织为抓手,揭示了公民、社会组织、市场、政府分别在公共服务生产、提供中的角色与功能,系统性地提出了一种整合四者于一体的、从国家到社会中的每个公民之间都可参与的、多主体协同的公共物品与服务生产与提供体系,这本质上是一种从理论上构建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它提出了公民、社会组织、市场、政府四者中,既可单独生产或者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也可以两两之间、多者之间合作生产、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为了实现这种"国家治理"式提供,可以采用绩效导向式协同中心来作为工具。     

嵌入性视角下农村基层党组织提升治理能力的困境及应对策略

农村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农村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作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力量,基层党组织能否以自身治理能力的提升推动农村社会的再组织化,这既是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关系着党对农村社会的领导能否真正实现的重大问题。根据嵌入性理论,文章认为,基层党组织面临农村社会结构变化、治理主体"多元"但"缺位"、农民价值取向多元化与趋利性并存、党和国家对农村政策的战略调整等现实困境,处于"脱嵌"状态。要及时排解这一困境,基层党组织需从组织、制度、文化三个层面重新嵌入农村社会之中,在双方有效互动中提升自身对农村社会的治理能力,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     

集市变迁与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

作为初级市场的乡村集市,历史上多为自然形成.依靠市场社区自身的力量维持运转,远离国家的权力支配.随着现代国家的出现,国家权力的触角开始向乡土社会渗透.自然不会放过对乡村集市的控驭.建国后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为掌控资源,借助统购统销制度和人民公社体制全面介入农村集市,历史上的自治市场成为国家汲取资源的中介,服从于国家统合乡村社会的目标.改革开放后农村集市的发展使得市场社会内生力量兴起并逐渐约束政府的行为.国家对集市的绝对控制让位于规则制定和秩序引导,从而对乡土社会的整合由国家的单向强制整合逐步走向国家整合与市场社会自我整合的互构.     

农村现代化变迁与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会治理路径研究

农村变迁的背景下,现代性因素与传统因素的多重交锋使得共同体趋于衰落。面对农村基层场域的变化,现有的治理模式难以完成秩序整合的诉求。农村社会迫切需要新的治理模式的介入,以推进农村现代化变迁。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会治理,可以完成向服务型治理的转型。通过社会工作视角下农民自治能力的赋权与增权,通过社会工作公平、正义的理念嵌入,实现农村治理要素的再整合,并通过重建社区共同体,最终完成农村基层治理的秩序期待与发展期待。     

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参政党能力建设研究

参政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和监督者,参与国家治理可彰显参政议政的治理主体功能、提升多元协商治理效能、发挥凝聚共识的整合作用。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参政党提出了新要求,主要是增强治理主体意识、提升治理主体能力、发挥治理主体作用。要提升参政党参政议政、合作共事能力,促进国家治理科学化;提升参政党政治协商、社会整合能力,推进国家治理民主化;提升参政党民主监督、组织凝聚能力,优化国家治理效能。     

治理主体多元化视角下农村基层党建论析

多元化的治理主体是现今乡村社会的需要。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应该包括乡镇政府、农村基层党组织、村委会、村民个人以及各种民间社会组织。多元化的利益主体扮演着不同的治理角色,拥有不同的治理手段。治理主体多元化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在职责权限、功能定位、治理能力、组织群众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因此,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实现从管理功能向服务功能的转变,实现治理方式从权威命令到民主协商、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同时应创新党员发展机制,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从而形成多元治理主体平等合作的新型社会治理格局。     

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治理:秩序冲突与重构路径

当前的城镇化潮流带来了农村基层秩序的多重变革。农村社会治理的制度话语与基层运行有差别,城市中心主义造成原有乡村认同的消解与秩序的离散,多重影响使得农村基层运行逻辑多元化,基层民众诉求与政府协商机制缺失。重构农村秩序需夯实农村社会治理的文化基因,更新政府与农村基层民众之间的互动模式,同时将城镇化进程推进与农村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相契合。     

农民组织起来的目标是维持农村的基本秩序——评《组织起来：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研究》

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过程必然面临着来自国际、国内两方面的特殊因素影响。建国以来,中国现代化发展在农村的具体政策实践,就是在国家自下而上提取大量农村资源用于建设完整的经济体系这一背景下,通过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把农民组织起来,保持了农村的基本经济社会秩序。发挥了农村作为现代化发展的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税费改革以后,基层政权的治理资源弱化,一系乡村体制改革的措施客观上削弱了基层政权能力,造成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与自下而上的具体农村的具体需求偏好难以达成有效对接。取消农业税后,更应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乡村建设,尤其是文化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维持农村基础秩序。     

消解与重构：农村“厕所革命”的体制性障碍与制度化策略——一个治理的分析视角

农村“厕所革命”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工作，也是实现基层环境治理的关键环节。当前阶段，我国农村“厕所革命”具有自身形成基础，并在基层环境治理领域取得了相当成效。但由于我国城乡二元分离体制、政府条块管理制度、市场参与机制缺陷、农民主体意识薄弱等制约因素，国家视角下的农村“厕所革命”在农民逻辑中得到部分“消解”，农村厕所建设的有效性不足，同时稀释了政府治理合法性。为此，我国进一步深化农村“厕所革命”，通过制度化重构和合作式治理，有效保障农民权利实质平等，提升农村基层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