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社区志愿服务参与社区建设:现实困境与发展图景——以江苏省苏北、苏中、苏南三个区域调查为例

绿色社区理念逐渐成为现代化社区发展所追求的一种时尚和价值体系,极大地推动社区建设与发展逐渐实现一种可持续的轨道和领域.绿色社区是将公民环保与公民社会相结合发展的新兴社区,是一个治理的过程,依赖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共同努力.绿色社区志愿服务作为凝聚社区公民力量的重要介质,在绿色社区建设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本文对苏北、苏中、苏南三个区域的实证调查表明,江苏绿色社区志愿服务在绿色社区建设中成长相当缓慢,存在缺乏资源以及发展优势不足等问题.只有以城市社区为基础促进绿色社区志愿服务的成长,加强绿色社区志愿服务多渠道的资源依赖以及发展优势,才能更好地促进绿色社区的建设.     

社区微治理的基层逻辑与社区福利建构北大核心CSSCI

社区治理是在国家与社会的交融和互动过程中推进的,其模式也必然与这个过程的特点和需要有关。社区治理的目标诉求在实践中得以更新,从早期的维持社会生活秩序、进行社会管理逐步过渡到当下的为社区居民创造多元化的福利。微治理是社会治理优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其体现的是纵横网络的贯通。实践中社区微治理分别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逻辑方向展开,通过自下而上的居民自组织与自上而下的国家事务催生社区微组织,建构社区福利。社区党组织的建设是突破各种行政壁垒、激发社区微组织活力的关键所在,有利于促进实现以党建为引领的组织的多元整合和横向联合。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基于宁波市海曙区的研究

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领域中最为重要的组织形式之一，在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在社会管理视野中考察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基于宁波市海曙区的案例研究，揭示出社区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及其限度。实践表明，社区社会组织推动了社会管理新格局的形成，创新了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需要充分发挥包括社区社会组织在内的社会组织推进自律自治、形成社会认同、促进多元融合、集结公民意愿、实现利益表达等作用。同时，政府需要提供完善的制度框架和健全的政策法规来为其营造良好环境，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也需要拓宽领域，创新方式，特别是将社会治理理念融入实践。     

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缺失与重建——来自长春市两个典型社区的经验与启示

对长春市崇智社区和东站十委这两个典型社区的深度解读,透视了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非政府组织和居民在社会资本生产中的地位.作为衡量单位制解体后社区公共空间和谐程度的重要指标,社会资本存量需要通过组织行动和制度建构的途径进行重建,不仅要发挥居委会的主导作用.重新定位居委会的服务职能和管理理念;深入推进国企改制战略,加快"去单位化"步伐,还要增强社区的福利分配功能,从而强化居民与社区的利益关联;大力培育社区非政府组织,激活并利用"讲人情、重情义"的传统文化资源.     

将适度普惠型社区福利理念引入社区治理的可行路径研究

社区作为基层自治的主要阵地,在福利输送的"最后一公里"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社区福利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在社区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是工业化、现代化和城镇化的产物。当前,我国福利体系不断健全,基层组织不断完善,然而,补缺型的社会福利作为我国福利提供的主要模式,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极不相符。应建立适度普惠型社区福利,以居民需求为本,将福利输送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方法。     

协商民主与社区自治——基于武汉市W社区论坛活动的分析

在社区这一公共协商空间中,居民可以集中公共性意见,对政府部门的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形成一定的压力,强化社区居民与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之间的交流、对话与沟通,从而推动社区公共问题的化解、社区居民意见与需求的表达以及社区公共事务的处置。社区中的公共协商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一般都要经过多次反复的对话、交流甚至争论,直到达成共识,这种公共协商不仅会对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构成外部压力,也推动了政府治理模式和理念的变革和调整。     

构建城市社区发展基金探析

城市社区发展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并且已经进入制度创新阶段.社会发展必须在利益和谐的环境下进行,城市社区发展同样需要实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谐.城市社区发展基金可以为城市政府、银行、社区治理机构和居民提供利益激励,推动他们服务于社区全面、可持续发展和提高社区福利,具有理论和实践创新意义.     

乌苏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探析

为满足社区居民多样性公共服务需求，乌苏市以政府投资为主体，采用多种方式引导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公共服务。但同时，也存在一系列较为突出的体制机制问题问题。研究认为应该从理顺政府与社区居委会的关系、推动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规范社区志愿服务工作、优化社区工作者队伍等方面入手来提高社区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     

党建双重统合社区治理的逻辑与进路

党的领导是我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最本质特征,双重统合是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重要路径。党建双重统合社区治理在具体实践中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资源聚集。党组织凭借其执政优势和组织优势搭建平台,将各类资源下沉至社区并进行有效整合以满足居民需求。二是主体协同。属地党组织召集其他政府职能部门、企业、社会组织等进行协同应对,以科层体制内部动员的方式将政府“再组织化”,以此实现集中办公和有效治理。党组织在有效凝聚治理资源的条件下协同各类治理主体,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服务,推动各类主体真正融入社区治理场域并发挥长效作用。“双重统合”有效促进了党组织与各方治理主体在协同合作基础上形成治理合力,推进社区建设的不断发展与创新。     

社区品牌文化:成效与限度——基于宁波市后大街社区实践的思考

社区以打造品牌文化作为发展自身文化的一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社区居民生活、提高了社区治理能力、保障了居民文化权益,但也存在违背公共文化服务精神、消解普通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削弱社区居民归属感等可能限度.因此在发展社区品牌文化的同时需要综合考虑大众文化需求、厘定政府与社区的角色职能,给社区以适当自主性,更好地发挥品牌文化效应,促进社区文化的发展.     

国际化社区治理进程中的公众参与及其路径选择——一项来自S市B社区的案例研究

国际化社区成员的多元化决定了其价值需求的多元化,如何顺应国际化社区居民彼此陌生、孤单、需求多样化的特点,通过文化活动构建居民交流、共商机制,通过居民自治,协商共议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加速文化认同和社区整合成为基层社会管理的首要难题。S市B社区＂相约九号＂社区自治平台这一新型参与机制的出现在演进逻辑上与社区治理有着某种对应关系。社区新的参与机制和组织形式的显现,社区公共活动空间和社区公共生活的拓展,实际上意味着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以及社区这一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本质性规定的回归。但就基层社会管理的角度,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前的社区自治与基层社会管理仍然任重道远。可以说,我国国际化社区建设的顺利推进与否,最终取决于社区参与机制的制度化与政府治理体制的转变。为此,必须加大制度创新力度,通过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破除体制障碍不断推进国际化社区治理的新格局。     

城市社区福利建设的影响因素及其改革

社区福利 ,是指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指导下 ,以社区为基础 ,充分利用社区内外的一切资源 ,为解决社区居民生活问题提高生活质量所采取措施的总和。其中 ,社区地理空间的封闭程度、社区成员的同质性、社区负责人动员资源的能力、社区自身的资源状况、社区外部资源的注入、社区内部共建的单位状况、社区成员的阶层地位、社区居民生活的面向以及社区内居民的自组织状况等 ,都对城市社区福利建设产生影响。     

城市社区福利建设的影响因素及其改革

社区福利,是指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指导下,以社区为基础,充分利用社区内外的一切资源,为解决社区居民生活问题提高生活质量所采取措施的总和.其中,社区地理空间的封闭程度、社区成员的同质性、社区负责人动员资源的能力、社区自身的资源状况、社区外部资源的注入、社区内部共建的单位状况、社区成员的阶层地位、社区居民生活的面向以及社区内居民的自组织状况等,都对城市社区福利建设产生影响.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居民主体性培育路径研究

新时代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背景下,出现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强个体性弱公共性、社区自组织运行的弱自主性强行政性、社会组织定位的强服务性弱赋权性等治理困境。这要求社区治理在价值取向上应确立以居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加突出人的主体性地位。在治理过程中应促进居民由功利性私人向集体理性的社区公民身份转变。而改造人的思想与价值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社区内横向组织整合网络的发育,也需要"助人自助"的赋权理念的引导、治理技术工具的有效选择、协同互动平台的搭建。唯此,个体才能重拾互利互惠之美德,人的现代化才能得以实现。     

城市社区福利建设的影响因素及其改革

社区福利,是指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指导下,以社区为基础,充分利用社区内外的一切资源,为解决社区居民生活问题提高生活质量所采取措施的总和.其中,社区地理空间的封闭程度、社区成员的同质性、社区负责人动员资源的能力、社区自身的资源状况、社区外部资源的注入、社区内部共建的单位状况、社区成员的阶层地位、社区居民生活的面向以及社区内居民的自组织状况等,都对城市社区福利建设产生影响.     

论我国城市社区文化的兴起及建设思路

“回归社区”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呼唤 ,也是我国构建社区体制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社区文化建设理念 ,坚持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观念文化的协调发展 ,坚持政府行政推动与发挥居民自治的辩证统一 ,坚持社区亚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的协调一致的社区文化建设思路     

失地农民社区的形成及典型模式探析——主要基于对成都城乡一体化的调查

我国已进入了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通过土地征用来实现城市扩张发展的模式已成为城市化进程的主要方式。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使失地农民从农村居民身份转变为城市居民身份,所在村庄的基层组织也由村委会改名为居民委员会或管理委员会。我国的失地农民正面临着从乡村治理到社区治理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探索失地农民社区的形成历程,评析促进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的社区实践模式,对于促进失地农民融入城市社会,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维护城市社区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型农村社区基层民主能力建设的路径

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采取制度和组织外在嵌入乡村方式,实现农村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管理的参与式民主监督,这就需要在新型农村社区的环境中建立一种新型的政府管理模式。法治型政府、参与型政府、阳光型政府、效能型政府都是基于人民主权为政府合法性唯一来源基础上的现代政府模式。进一步创新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与农村经济建设有机结合的方式、村民监督乡镇政府行为方式和政府与农村自治组织、农民合作组织、企业及村民的合作治理方式,提高新农村治理的整体功效。新农村治理方式要努力由单一的治理转向综合治理,由"暗箱"治理转向公开治理,由局部治理转向全面治理,由只顾眼前的治理转向可持续发展的治理。     

居民社区参与的制约因素

所谓社区参与是指社区居民和组织以各种方式或手段直接或间接介入社区治理或社区发展的行为和过程。我国的社区参与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推行的社区建设，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社区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就全国各地居民们的社区参与情况来看，现状并不容乐观。     

行政动员与社会吸纳:安置社区混合治理实践及其反思

安置社区的过渡性特点决定了其治理事务数量远远多于农村社区和成熟的城市社区。为了维持安置社区的公共秩序,基层政府采取了行政动员和社会吸纳相结合的混合治理策略,具体包括对社区干部的行政化动员、对半正式精英的组织赋权以及对非正式积极分子的社会吸纳。混合治理不仅实现了技术治理与情感治理的叠加,同时又能完成对居民诉求的快速回应和现代公共规则的输入。混合治理结构匹配了安置社区处于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的二元过渡状态,决定了安置社区内部既有现代化的技术治理和社区行政化需求,又有熟人社会非正式治理规则的运用。但混合治理结构中由于行政动员过于强大,从而限制了社区自主性和居民自治性的发展。安置社区中的混合治理要重新塑造政府主导下市场和社会的参与边界,更大程度地发挥社区的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