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包容犯概念之提倡

包容犯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居于特有地位:它具有特有的概念内涵、本质和构成要件,不但与法条竞合、转化犯有实质的不同,而且与现有的各种罪数形态概念都有本质区别;只有用它才能概括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8种特殊立法例。因此,应当大力提倡包容犯概念,以适应刑事立法需要,丰富和发展我国罪数形态理论。     

转化犯与结果加重犯－兼谈刑讯逼供罪的立法完善

本文探讨了转化犯和结果加重犯各自的概念与特征,对以往学者们的有关论述进行了分析与矫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运用转化犯与结果加重犯的理论分析了我国刑法的有关立法例,提出了完善刑讯逼供罪的立法建议,认为应当将刑讯逼供罪作为结果加重犯,而不应作为转化犯.     

偷税罪是不是纯正不作为犯——评《刑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款

偷税罪是不是纯正的不作为犯,在理论界一直有争论,笔者认为刑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的偷税罪是纯正的不作为犯,而刑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款所拟制的偷税罪是作为犯,而不能是不作为犯,并以此为切入点,详细评析第二百零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指出其缺陷,并提出立法建议。     

试论虚假广告罪的认定

虚假广告罪是新刑法增设的一个罪名。它是指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行为。由于广告主体作虚假广告的程度不一,形式多样,目的各异,以致虚假广告罪的认定问题令人困惑。一、虚假广告罪与非罪的界限从新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可以看出,虚假广告罪是情节犯,“情节严重”是构成该罪的必备客观要     

刑讯逼供罪司法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正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刑讯逼供罪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不仅使被审讯的人在肉体上、精神上遭受摧残和折磨,而且往往是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直接影响司法公正。基于此,2012年3月14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     

公共安全犯罪的立法思路嬗变: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部分内容做了修订,从修订的内容来看,立法机关通过增设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罪等罪名,弥补了危害公共安全罪罪名体系中的疏漏。从修订的方法来看,立法机关采用了独立危险犯的形式,明显地反映了我国刑法关于公共安全罪的立法向着公共危险罪演变的趋势。在传统上,公共安全罪属于重罪,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某些较为轻微然而对于公共安全具有较大危险的犯罪,对此,立法机关设立了公共安全的轻微犯,反映了保护公共安全的理念转变,对于我国刑法中的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发展与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也论新刑法第397条的罪名与罪过

新刑法颁布之后,关于刑法分则第397条的罪名和罪过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同时,“两高”司法解释对该条罪名的规定也不统一,因此有必要对此作进一步探讨和研究。关于罪名,本文在评析不同意见的基础之上,结合刑法中的罪数理论、法条竞合的立法方式等进行了分析,指出该条只规定了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两个罪名。关于罪过,文章从刑法中的罪过理论、立法意图等方面加以分析,主张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玩忽职守罪的罪过形式是过失。     

徇私枉法罪的立法完善

<正> 刑法第188条规定了徇私枉法罪(又称徇私舞弊罪)。1981年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补充决定以及附属刑法对徇私枉法罪又作了补充和修改,使其概念、构成要件等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并由此产生了一些理论与实际的问题。本文试图对有关问题进行一些研讨,并在此基础上,借鉴国外徇私枉法罪的立法经验,为完善我国刑事立法中的徇私枉法罪提出一些设想。 根据刑法第188条,司法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     

过失危险犯质疑及其理论归属

过失危险犯违反过失犯罪的基本理论,其实质是故意犯罪,不应以加大业务过失犯的处罚为理由设置过失危险犯。我国刑法没有过失危险犯的立法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罪状中的危险应从刑法规范论的角度进行理解,不能望文生义。针对一些严重违反规章制度造成危险状态的行为的归责问题,立法不应设置过失危险犯而应设置新的抽象危险犯类型。     

贿赂罪应当构建独立的刑罚种类和幅度

《刑法》第386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该条表明受贿罪没有独立的刑罚方式，其刑罚种类和幅度比照贪污罪处置。刑法的这种规制，虽然从立法体系上讲做到了科条简要，便于操作．但是却忽视了受贿罪的独立品质，间接抹杀了其与贪污罪的差异。笔者认为，借用他罪的刑罚方式并不是不可以，但要充分考虑到此罪与彼罪的区别，具备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即此罪与彼罪的社会危害性完全一致，可以不加任何区别的予以统一适用，并由此不会妨碍刑法功能的发挥，不会带来刑罚冲突或其他不利影响。     

聚众斗殴罪法律适用问题探究

众所周知,现行刑法废弃了1979年刑法第一百六十条对流氓罪的规定,而在各章中分别规定了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淫乱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等五个罪名。此种规定方式原本意在清晰明确地界定各个犯罪的构成要件,避免流氓罪作为"口袋罪"的弊病。然而,由于对犯罪的立法目的、法律性质的定位不明确,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类犯罪的认定与处罚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各地司法机关对于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聚众斗殴罪的理解和适用问题上。因此,有必要立足于该罪的立法背景、立法目的及其在刑法典中所处章节的位置对该罪的法律特征进行分析阐述,以期实现对该种犯罪司法处理的统一与连贯。     

妨害清算罪疑难问题探讨

本文就新刑法第 1 62条关于妨害清算罪的规定 ,依罪刑法定的原则 ,从犯罪构成的角度就该罪的立法以及司法适用上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 ,阐明了完善该罪的立法建议 ,以切实保证该罪立法的刑法目的的实现。     

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

为了有效地打击和威慑不报、谎报安全事故且造成严重后果行为,刑法修正案(六)在第四条增设了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本文从以下两方面对该罪进行阐述: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了本罪的立法背景及其意义;第二部分从本罪的犯罪客体、客观方面、犯罪主体以及主观方面论证了本罪的犯罪构成。     

数额犯视角下我国偷税罪立法模式研究

《刑法修正案（七）》（下称修正案）第3条对1997年刑法偷税罪进行修正,体现出数额犯立法模式的完善。具体数额犯被修正成抽象数额犯,表明立法技术日臻成熟;仍采复合数额犯模式,但对“数额＋比例”制度设计进行了完善;改采纯正数额犯模式,行政责任条款入罪功能被取消,但赋予了“出罪阻却”功能。     

论医疗事故罪立法及司法解释的缺陷

本文通过对医疗事故罪称谓、定罪和量刑立法规定的分析 ,指出了“两高”对本罪罪名确定的不准确性、本罪在立法上存在的定罪严而量刑宽的矛盾性及由此带来的不良影响 ,提出了对刑法第 335条作适度修改的建议。     

骗取出口退税罪若干问题探讨

骗取出口退税罪 ,是指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 ,骗取出口退税款 ,数额较大的行为。司法实践中 ,应注意骗取出口退税罪客观行为的认定。对于刑法第 2 0 4条第 2款的规定 ,应按想象竞合犯处理。刑法第 2 0 5条第 2款的规定 ,不能按照牵连犯处理。骗取出口退税罪的既遂标准是取得出口退税款。其与其他罪并发时 ,一般按照牵连犯处理。     

论我国刑法中的结合犯

结合犯是立法者基于特定目的而在刑法分则中将两个独立的具：有内在联系性的犯罪结合为另一个新的独立的犯罪的立法现象。我国的罪名创制模式是“罪名解释式模式”。而我国刑法是存在个结合犯：一是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是绑架罪与故意杀人罪的结合;二是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第1款是拐卖妇女罪与强奸罪、强迫卖淫罪的结合;三是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1款是组织他人卖淫罪、强迫他人卖淫罪与强奸罪的结合。应当把“包容犯”纳入到结合犯中。     

数额之于侵犯商业秘密罪角色的反思与再定位

基于我国"定性+定量"的立法模式以及对经济犯罪以数额犯进行规制的路径依赖,我国侵犯商业秘密罪也采用了数额犯为本罪的立法模式。立法对该罪仅规定了"造成重大损失"量的限制,使得司法实践操作混乱;侵犯商业秘密罪作为数额犯是否存在未遂也是理论争议的问题之一。突破传统的数额犯立法模式,将侵犯商业秘密罪定位为行为犯,并以数额作为出罪机制是解决现实困境的出路。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缺陷及其修正

刑法第395条第1款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规定,在立法理由、犯罪客观要件等方面均存在缺陷。为贯彻科学的立法精神,借鉴他国的立法例,建议取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罪名,而以拒不申报、虚假申报财产罪罪名代之,并完善我国的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如此,刑法将更加完善、科学。     

论医疗事故罪立法及司法解释的缺陷

本文通过对医疗事故罪称谓、定罪和量刑立法规定的分析,指出了 "两高"对本罪罪名确定的不准确性、本罪在立法上存在的定罪严而量刑宽的矛盾性及由此带来的不良影响,提出了对刑法第335条作适度修改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