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价值取向及其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迅速,农民物质生活明显改善。但在市场逻辑和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乡村社会传统价值体系面临着更新与转型,一些地区的农村出现了农民价值追求迷失、公共精神消退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被时代赋予了新的价值取向,其内在功能不再是仅仅满足农民娱乐需求,而且蕴含着重建乡村公共秩序、重塑农民精神生活、缓解认同危机和伦理危机的价值取向,其现实意义不仅在于促进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完善乡村社会治理,而且在于关照农民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与追求,进而促进农村和谐社会建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移民搬迁村庄治理中权力结构的再生产逻辑——以浙江省紫云村为例

理解村庄的权力结构及其变迁是优化村庄治理体系的重要切入点。移民搬迁村庄的实践表明,村庄权力结构再生产通常会经历权力获得、权力挑战、权力继替、权力巩固后的权力结构再生产等不同阶段。本质上,村庄权力结构再生产的核心因素在于村庄治理趋势下国家力量的策略性干预、乡村阶层分化促使村庄精英共谋合作以及扁平化的村庄社会所激发的村民公共性诉求。移民搬迁村庄在实施村庄治理过程中,发挥村庄权力结构再生产的建设性功能,需要厘清权力主体之间的责权关系、切实落实村庄民主协商及议事制度、构建完善的村庄社会服务体系。     

消费主义文化视角下农村闲暇娱乐物化及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对苏北泉村闲暇娱乐文化的调查与思考

随着市场、现代性对乡村社会的不断渗透，农村闲暇娱乐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迁。本文在苏北泉村麻将、棋牌娱乐闲暇发展变迁状况的质性调查基础上，指出其不断走向赌博化、灰黑化。并进一步通过消费主义文化视角分析这一变迁的发生过程，物化的农村闲暇娱乐生活带来熟人社会陌生人化，乡村社会走向“无主体性”村庄。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何影响集聚提升类村庄情感共同体建构——基于关中平原S村的调查北大核心

村庄情感共同体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精神载体。围绕集聚提升类村庄情感共同体的建构,结合对关中平原S村的调查,分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集聚提升类村庄情感共同体建构的内在逻辑,探赜实现乡村振兴中情感共同体建构的重要作用,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集聚提升类村庄情感共同体的建构往往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导再生产情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激发情感再生产,实现乡村振兴。其中,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引领村庄发展中以其自下而上建立起的情感关联、机动灵活生发出的情感认同和价值引领涵养出的情感内化等优势重塑出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引导主体、村庄村民为参与主体和“城归”为辅助主体的多元结构化村庄情感共同体;再生产情感过程主要体现为依托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现对在村村民的情感培育、不在村村民的情感回归和“城归”的情感吸附;情感再生产是情感共同体建构的结果,体现为依托规则养成和参与深化促进村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的再生产。三个方面构成了相互联系、深入推进的整体过程,既从理论层面诠释了集聚提升类村庄情感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也在实践上为集聚提升类村庄的发展振兴提供了指引。     

从断裂到整合:对乡村振兴的政治社会学考察——基于冀西北地区X村的个案研究

在政治社会学的理论视域内,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在于寻求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均衡互动。参照社会整合的分析框架以及X村的调研材料可以发现,在现代化的驱动下,历经深层次的社会改造和全方位的市场洗礼之后,当前的乡村社会同时出现了由传统宗族萎缩和村级组织涣散诱发的组织断裂问题、由伦理原则变迁和公共文化式微诱发的文化断裂问题以及由乡绅消亡和精英虚化诱发的精英断裂问题。面对缺乏有机统一性的断裂社会,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从有效重整村庄社会入手,依循重建组织资源、复兴公共文化、强化精英供给的实践路径,筑牢与国家正向互动的社会基础,从而使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达成新的平衡。     

生活共同体:乡村治理有效的实践路径——基于贵州省台盘村“村BA”的田野调查

乡村治理是一种旨在增进农民福祉、满足村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治理活动,不仅可以由国家通过资源供给与制度安排来驱动,也天然地发生在相对独立的乡村世界中,具有鲜明的日常生活面向。通过考察农民日常生活与乡村治理的理论关联,并分析台盘村围绕篮球运动所构造出的治理模式及取得的治理成效,发现以推动农民构建生活共同体的思路来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能够开辟出一条让村庄通往治理有效的路径。这既要树立正视农民日常生活的理念,又要以强化村级党组织的生活治理能力为支点,引导日常生活中的农民积极参与治理实践。     

法治与“乡土中国”的变迁

没有对农民日常生活背后的伦理世界和价值传统的透彻分析，我们很难真正明白国家治理结构性的变迁和治理策略的更迭所带来的更深远的精神动机和影响。本文以乡土中国的变迁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农民的理性化、村庄内部结构与治理状况的变化，进而分析了农村人心秩序层面上的微妙变化，指出日益具有现代性的乡村与现代法律之间越来越亲和。法治要直面价值世界和生活方式作为一个活着的“传统”所可能具有的巨大的复杂性，并为个人的伦理实践留下空间、做出必要的指引。     

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与文化和谐

城乡二元结构掩盖了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简称城乡文化)的差异,城市化却使得城乡文化差异既可能走向文化和谐,又可能走向文化冲突乃至社会冲突。因此,城市化不仅要将农民变成市民,还要实现乡村文化的城市化,实现文化和谐。     

农民传统政治人格:特征、生成机制及现代转向

农民传统政治人格的断裂性、依附性、伦理性及封闭性特征阻碍了乡村社会的转型,制约了农民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空间,也不利于乡村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农民传统政治人格的现代转向需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培育乡村资本;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发展参与型的政治文化;整合乡村教育资源,发挥文化反哺功能。     

论社会主义领导文化的价值维度

领导文化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有机统一,既具有丰富的伦理性内容,又在实践中体现出强大的功能性作用。社会主义领导文化是一种先进的领导文化,不仅在伦理维度上体现出民主化、人文化、合法化、和谐化、服务化的现代内涵,还在工具维度上体现出引领核心价值、引导社会意识、凝聚社会力量、巩固社会基础的特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