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重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刑事责任研究

加重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刑事责任的依据在于:这是对业务者敬业职守特别要求的体现,是业务者违反较大注意义务的责任体现,是业务过失行为违法性责任要求的体现,是多数国家抑制业务过失犯罪的有效措施。我国刑法关于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刑事责任的规定,并没有完全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目前学界的建议也存在诸多不足。为解决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刑事责任分配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问题,应采取适当提高自由刑幅度、增设罚金刑和资格刑的方式来加重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刑事责任。     

司法实务中单位犯罪主体的认定

我国现行刑法确立了单位的犯罪主体地位,但刑事诉讼实务中对单位犯罪主体的处理非常混乱,导致本该承担刑事责任的单位被免责,或是只追究单位责任人而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必须明确单位犯罪主体的确立标准,只要是以单位的名义实施,经单位决策程序决定,反应单位意志的犯罪,并为刑法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其犯罪主体就应当是单位,而不论单位是否具有法人资格.     

论我国罚金刑的改革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贪利型犯罪日趋增多,罚金刑得以广泛适用。罚金刑对实现罪刑均衡、实现刑法功利价值、充分保障人权、实现刑罚功能有重要作用。然而,罚金刑存在诸多困境,民众认识不足引发以钱赎刑之惑、株连他人违背罪责自负原则、双罚制导致主刑附加刑倾斜、无限额罚金导致自由裁量权失控。这些困境可以通过重构我国罚金刑体系、建立社区劳务代偿制度、建立罚金刑易科自由刑制度加以解决。     

行政违法与犯罪衔接问题研究

行政违法与犯罪分属不同的法律部门,其法律后果分别是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二者属于社会危害程度不同的违法行为。行政违法与犯罪的衔接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如以罚代刑现象严重,多次行政违法与犯罪的衔接缺乏理论依据,行政违法案件移送司法机关缺少相应的程序规定等。针对上述问题,应当从行政违法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行政处罚与刑法的折抵、多次行政违法向犯罪转化、增加刑法罪名等方面完善现有法律规定。     

论刑事责任的本质属性

刑事责任是我国刑法中的重要概念,是确定刑罚与其他刑事制裁措施的出发点。但是在我国理论界对于刑事责任的本质认识,长期处于"后果论"的影响之下,导致刑事责任的本质与内涵与刑罚发生了重合,这一情况直接的后果就是刑事责任的作用被严重削弱,其核心价值与地位也在刑法适用的过程中被虚化,原来刑法中"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有简化成"罪刑相适应"的趋势。针对于此,本文对域外以及我国刑法理论中刑事责任的反思为出发点,结合法理学中关于法律责任的讨论,提出"第二性义务"定义下的刑事责任本质的内容,以期使刑事责任能够在理论上与功能上与刑罚加以区分,从而更好地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发挥作用。     

关于盗窃罪司法解释的思考

新近公布的盗窃罪司法解释全面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盗窃是否意味着"秘密窃取",旧司法解释将其定义为秘密窃取,而新司法解释则适应犯罪形势变化的需求取消了该规定。在盗窃罪牵连犯的处罚原则上,新司法解释确定为从一重从重处罚,更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单位相关人员犯非法定单位犯罪是否构成盗窃罪应以自然人的盗窃罪犯罪构成要件为判断标准,符合盗窃罪构成要件的应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论一事不再罚的适用

"一事不再罚"原则是行政法领域中的重要原则,也是行政法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由于我国《行政处罚法》确立的"一事不再罚"原则较为笼统,导致其在行政处罚实践运用中存在诸多困难。借鉴理论界及实务界相关理论和经验,对一事不再罚进行小结。     

我国刑法中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分析

近年来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益突出。未成年人心智和生理都不健全,所以对未成年人犯罪承担的刑事责任必须区别成年人对待。本文从古代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刑罚出发,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概念进行了梳理,最后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与预防措施进行了探究。     

关于单位犯罪若干问题的思考

单位犯罪作为近年来刑法学界所关注的焦点,同样也是刑法修订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修订后的１９９７年新刑法在总则第二章设专节对单位犯罪主体的范围及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作了总括性规定的同时,又在分则的有关章节里规定了具体的单位犯罪的构成法定刑,从而构筑起了一个集自然人刑事责任与单位刑事责任一体化的刑法新体系。这既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我国立法界、刑法理论界对传统刑法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一、单位犯罪的主体资格根据新刑法第３０条的规定和立法精神,所谓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     

试论我国行政处罚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

"一事不再罚"是我国行政处罚中的一个重要原则,但是由于理论界对于这一原则的理解仍有分歧,《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也过于简单,这直接导致了该原则在实际适用中存在着很多问题。本文将结合我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以及目前理论界的相关争议,对"一事不再罚"的内涵以及在实践中的适用进行探讨与解读。     

比较与反思:我国相对刑事责任制度的解释进路与司法完善

英国1998年《犯罪与反秩序法》废除"附条件刑事责任",实现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从"三分制"到"二分制"嬗变;德国在刑法典之外建立起青少年刑事责任个别评价机制。反思我国相对刑事责任制度,《刑法》第17条第2款中"八罪"范围应采用"行为说"的解释进路,这是刑事政策的现实需要,具有刑法机能、刑法解释论、法律推理的依据。我国应主要通过司法途径完善相对刑事责任制度,适用罪名应限定于"八罪"罪名;同时,适度借鉴"三分制"下"司法认定型"模式的有益做法,在司法过程中个案地审查被告人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     

试析单位刑事责任通说存在的弊端

我国刑法通说将“经单位集体讨论或单位负责人决定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作为单位犯罪的核心要件。但是 ,这种理解却存在着以下弊端 :如难以划清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的犯罪和单位自身犯罪之间的界限 ,夸大或缩小单位担负刑事责任的范围 ,不符合现实社会中的单位犯罪的实际情况等等。     

论网络犯罪立法完善的必要性

随着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犯罪率也在不断增高,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性不容小觑。而我国目前对网络犯罪立法方面存在很大的缺陷。完善网络犯罪的立法,降低网络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增加单位犯罪主体;明确规定"电子证据";设立网络警察,收编网络黑客,组建网络犯罪侦查"特种兵",提高和打击网络犯罪的能力,维护良好的网络秩序,还原一个良好的网络环境,已经成为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重罪刑事案件的和解刍议

重罪案件刑事和解的适用不仅在理论层面观点各异、争议很大,而且在实践层面也因为缺乏操作规范和裁量标准而引发"花钱买刑"、"同罪异罚"的质疑。重罪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不是为了在定罪、量刑上消灭加害人的刑事责任或者减轻、免除处罚,而是定位于作为量刑时从轻考虑的情节。因此,重罪案件刑事和解不是代替国家对犯罪的追诉,更不是对国家适用刑罚权的漠视。重罪案件(包括死刑案件)引入刑事和解,既要充分体现刑事和解所具有的广泛社会价值与法律价值,又要对其范围进行限制性适用,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节和侵犯法益综合衡量。这既是罪刑相适应与刑罚个别化的统一,也是一般正义下实现个别正义的需要。     

犯罪概念的"但书"规定理论基础探讨——以可罚的违法性为基础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学者们对于犯罪概念中“但书”的规定有很多论述,但是对于它的理论基础问题却大都置之不论,难以对“但书”的立法规定形成理论支撑。以“可罚的违法性”为基础,探讨其作为“但书”理论基础的可能性,则利于为“但书”提供较为充足的理论支持。     

完善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惩戒机制

正对刑事责任年龄予以明确是世界各国通行做法,我国刑法明确规定未满14周岁的人不承担刑事责任。但我国现有法律对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以下简称低龄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缺乏完善且有力的惩戒制度设计,导致正义无法得到彰显,不仅给受害当事人带来极大的伤害,更引发了社会广泛质疑。我国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惩戒机制主要存在如下问     

论危害食品药品犯罪的立法完善

为了与《食品安全法》和《药品安全法》保持"实体规制一体化",更加有效地预防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立法需要从宏观到微观予以完善: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应被调整到"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应增设"运输"和"储存"两种行为类型;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应将"拒不召回"增设为加重犯,且应增设过失犯;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罪犯的禁止令和从业禁止应上升到资格刑的高度予以审视,且应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予以区别对待。     

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之应对——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为借鉴

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是当今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难题。"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对英美国家妥善应对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对"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在英美国家的形成过程、最新发展及实践运行等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借鉴吸收。本文认为,在应对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时,不应片面强调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处遇的恢复性特征,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设定应为个体化差异留有余地。可以考虑针对特定犯罪适当降低我国的刑事责任年龄,并在降低的年龄区间内适用"恶意补足年龄"规则。     

我国新中国成立前省制研究

我国省制源于元代,作为中央派驻地方的最高行政机关,省最初承担组织与监督地方政府职责。明、清及民国政府时期,我国在省下分别设立道、府、州、县等层级政府,省是地方最高层级政府,一般承担"管官"的职责。为避免省级地方官员专权,封建王朝往往把省的权力交由不同机构或者人员行使。明代将省的权力分别交都指挥司、布政司、按察司行使,清代则实行督抚分寄制,督抚对地方政务主要是宏观决策,具体事务由布政使、按察使及盐法道、粮储道等专职官员负责处理。     

需求弹性理论视角下死刑存废问题探究——以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为例

在犯罪经济学中,弹性用来表示犯罪数量的变化对刑罚严厉程度的反应程度或灵敏程度。在国际社会呼吁废除死刑的大背景下,运用需求弹性理论分析发现,当前我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在"生刑"范围内缺乏弹性,但现有刑罚结构不具有废除该类犯罪死刑的现实条件。只有通过设置死刑替代刑、严格执行减刑假释制度、提高堵截性条款的适用性,才能保持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刑罚弹性,使废除该类犯罪的死刑具有现实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