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兜底让消费更有信心

社会保障制度关系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稳定大局，关系到调整与恢复居民的消费信心。居民消费倾向或是储蓄倾向的形成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社会保障机制的整合性，居民社会保障预期偏低的直接效应首先是消费需要增长的信心不足。依据消费理论与社会保障的有机关联，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增加社会保障财政预算支出，改善居民心理预期，对于拉动居民消费增长和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海南拉动居民消费对策建议

物价居高不下、住房、教育、医疗开支较高、城镇化进程较慢、居民预期悲观、信贷支撑不足等七个因素制约了海南居民消费,从合理调控菜价、降低住房支出、减轻教育支出、减少医疗支出、加快城镇化进程等方面提出了拉动海南居民消费的具体对策建议。     

如何激发居民消费潜力

居民消费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驱动经济平稳发展、引导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但是,一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不足、占GDP比重偏低。需要从改善消费产业结构和居民消费结构;优化收入结构,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坚持惠及民生的政策改革,完善社保体系;顺应消费习惯变化,增强消费领域企业、个人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入手,提升我国居民消费水平。     

用好政策组合拳 激发消费新潜能

<正>消费是经济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直接体现。过去一年,全省上下坚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作为全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出台实施全面促进消费28条、恢复和扩大消费22条等政策举措,着力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综合施策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有力推动了消费市场恢复向好。2023年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5547.5亿元,稳居全国第二位,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上年增长8.0%,为促进经济回升向好、服务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因素分析与对策选择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居民需求不足的情况仍旧存在。其中有政府政策、教育制度、金融体制、居民观念等因素。要刺激居民消费可以从改革国家现行有关政策,正确解决教育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步伐,转变居民的消费观念等方面入手。     

创新招商引资方式 加快软环境建设

目前,我省招商引资工作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许多突出问题。一是总量较小、大项目不多；二是企业引进国内、国外资金的内在动力不足；三是招商引资软硬环境不优,利用外资政策不宽,全民招商意识不强, 信用环境、法制环境和管理环境存在不足：四是政府推动、企业为主、市场化运作的招商引资新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针对上述问题,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形成“重商、亲商、安商、富商”的浓厚氛围。思想解放是经济发展的先导,     

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的成因及对策研究

需求由投资、消费、净出口三部分构成，其中居民消费一般占最终消费的８０％左右，占国内总需求的５０％左右。因此，居民消费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通过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增加以带动经济增长，已经成为我国当前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措施。最近政府出台的征收利息税、加薪等政策与措施正是为了进一步促进居民消费。而要刺激居民消费需求增长，首先必须研究居民消费的现状，特别是居民消费不足的原因。一、当前居民消费不足的成因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由来已久，尤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而日益成为影响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中国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对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Feldstein生命周期假说模型

现阶段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内需疲软难题,研究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对消费的影响,有利于为我国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文章通过使用1980-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储蓄和人均养老保险支出等数据,基于Feldstein生命周期假说模型,实证分析中国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效应。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养老保险支出每增加1%,消费就会增加0.5%,说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对消费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另外增加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可以扩大消费。     

初次分配、再分配与发展方式转变

扩大居民消费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作为居民消费重要影响因素的收入分配调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从需求方面基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分离视角实证检验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的研究结果表明:初次分配方面,近年来的劳动报酬率持续下降极大限制了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张,但客观上却推动经济增长;再分配方面,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再分配政策调整能有效地扩大居民消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背景下初次分配领域提升劳动报酬扩张居民消费的同时应注重再分配领域的调整,税收财政等政策杠杆应努力缩小收入差距,使我国经济保持持续较快发展.     

2000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

在国家增加投入、扩大需求的政策措施作用下,1999年我国经济运行保持了平稳增长的态势,企业经济效益有所提高,居民消费稳定增长,外贸出口出现了恢复性高速增长,全年基本上可以实现甚至超过预定的经济发展目标。 但从发展上看,经济运行中影响和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其突出表现是消费需求不足、民间投资增长乏力、物价持续下跌、企业和居民的信心不足,尤为令人担忧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在1999年第三季度以后出现了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现象。2000年经济增长将主要由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导向决定。宏观经济政策基本上仍将以扩张的取向为主,并且扩张力度可能大于1999年。     

扩大投资是广西建设西部经济强区的关键

广西在建设西部经济强区时面临的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低、经济结构不优等问题都需要通过扩大投资才能得到解决。广西必须发挥企业和政府在扩大投资中的作用,同时应积极引进外资,借助外资扩大投资。广西在扩大投资时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切实优化投资结构。     

关于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对策思考

尽管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比较落后,西部地区人均经济总量与全国的平均水平仍然在拉大。在分析制约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后,从理论上阐述了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从实践上总结了加快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提出了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对策。     

中国城乡经济失衡的成因及调整——基于县域经济分析

我国经济失衡表现为内外资结构不平衡、内外需求结构不平衡和城乡经济不平衡。我国经济失衡根源于由外资推动的以城市为中心经济发展模式。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推动经济的过快发展，并积累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县域经济是我国城乡经济联系的纽带，在国际产业转移的背景下，发展县域经济既能调整我国内外资结构，也能启动内需，进而缩小城乡差距。发展县域经济必须要通过金融创新来动员和配置资源，并且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关于近20年中国能源消耗情况的研究

能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重要物质基础。该文对近20年中国能源消费情况描述分析表明：能源消费总量持续增长,能源消费结构变化缓慢,万元GDP能耗不断下降,人均生活消费能源持续上升。通过建立能源消费模型,实证结果表明,计量影响能源消费最主要的三个变量是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该文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推进能源节能,大力开发绿色能源和加强能源国际合作等个建议。     

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总目标的思考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能脱离当今世界文明形态演进这个大背景,仅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总目标是不够的。中国的基本国情、国际环境、国内外的发展态势,都说明在工业文明框架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无法应对挑战,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应当成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总目标。为此,要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初级阶段,并在处理好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城镇化与建设新农村的关系、发展低碳经济、尽早开始“消费转型”等方面形成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总目标相配套的战略思路。     

关于当前转方式调结构几个问题的思考

该文在调研的基础上,从管理通胀预期保持物价稳定,扩大消费需求和优化投资结构,加强自主创新和优化产业结构,深化农村、财税、金融和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以及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等五个方面入手,从全新的视角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以及解决方案。     

空间效应视角下中国省域碳排放总量的驱动因素分析

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分析中国省域碳排放的空间效应及驱动因素的结果显示,中国省域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和集群趋势,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和能源消费强度大的地区;能源消费强度、人口规模和人均GDP对碳排放总量影响显著,其中能源消费的影响最大;城市化、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不显著。该研究结论为我国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升级进程中控制碳排放增量、国家和地方政府建立相应的碳减排鼓励政策和技术研发支持机制,以及各省域构建各具区域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决策参考意义。     

金融支农扶贫模式研究——兼论对河北省“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区”的启示

作为有效的经济杠杆和调控手段,金融手段对扶贫开发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国内外微型金融扶贫模式取得了较大发展,而国内拾荷模式、乡村金融服务站、农地金融和社区发展基金等金融扶贫模式也各具特色。与国家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攻坚战略相对应,河北省提出了打造"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区"的战略目标,而借鉴国内外金融扶贫模式,以金融手段推进"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区"建设就成为必然选择。     

Domestic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on China's Leadership in East Asian Economic Cooperation Mechanisms

The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has long shown that domestic politics and domestic constraints are sources of foreign policy, albeit generally considered less potent than ideology and interests. Domestic political constraints should also be explored as factors in Chinese regional policies toward East Asia, including region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This paper examines three domestic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on regional foreign policy in the area of trade and economics: a fragmented decision-making structure that has difficulty with coordination, a relatively heavy reliance on top level decision-makers at a time when issues of Asian economic policy have relatively low priority for these same decision-makers, and the relatively extreme lack of autonomy for negotiators vis-á-vis top decision-makers in Beijing. These constraints are by any means unique to China. However, at a time when many observers and participants are expecting—indeed, often hoping for—Chinese leadership in the region, the paper posits that these constraints hinder the PRC's ability to fill this role. The key empirical focus is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and regional economic organiz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