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的“钟摆”现象

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以来，在对美、对华政策上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概括起来说，这些变化其实都是小泉下台以后的历任内阁对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继续。关于小泉以后至管内阁以前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过程，具体可以分3个阶段来考察：第1阶段是安倍、麻生的价值观外交所体现的“疏美防华”倾向；第2阶段是以“新福田主义”为特点的“亲美返亚”倾向；第3阶段是以鸠山的“友爱外交”为中心内容所表现出的“脱美入亚”倾向。其中，安倍的“疏美防华”仍然未消除冷战思维的阴影；鸠山的“脱关入亚”略带理想主义色彩；只有福田的“亲美入亚”具有现实性，预示着日本21世纪对美、对华外交战略的发展方向，也是菅内阁外交政策的方向标。     

日本对华公共外交实施困境分析

鉴于日本对华公共外交因中日两国间的历史问题和海洋权益争端问题而逐步凸显出相应的实施困境,长期以来日本对华公共外交处于持续低迷的状态。日本对华公共外交的实施困境表现为内外制约性、迟滞性、顽固性与整体失调性。随着日本对华公共外交实施困境的长期延续,其在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方面的作用随之显现,并伴有扩散效应。对于实现日本对华公共外交的破解,日本需要积极改善对华政策中的相关节点,为中日关系真正的发展做出必要的准备与贡献。     

冷战后日本"自主外交"的发展及其对东亚合作的影响

二战后,在美军占领和冷战的背景下,日本形成了对美国的"依附外交",但是,从一开始日本就没有放弃"自主外交"的努力.冷战结束以来,随着日本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日本"自主外交"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冷战后日本"自主外交"的发展对日本开展亚洲外交和参与东亚合作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文化因素与美国对华外交

在一国对外政策中,文化因素,特别是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民族心理和思维方式对一个国家的外交有着长期、深远的影响.本文在分析美国文化特征的基础上,认为上帝选择的"使命观"和实用主义对美国外交具有深刻的影响.中美两国从18世纪开始交往以来的二百多年历史中,这些特征在美国对华外交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     

赖肖尔与美国对日本的意识形态外交

赖肖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日本研究的奠基人,并于1961至1966年间担任美国驻日大使。作为肯尼迪政府任命的一位学者大使,他针对当时日本舆论中的反美倾向,积极地在日本开展意识形态外交。本文首先回顾赖肖尔出任驻日大使的历史背景,然后从他建立与日本媒体的密切关系、恢复与日本反对派的接触,以及展开与日本知识分子的近代化论争等方面揭示其对日外交的实质。本文希望通过赖肖尔外交这个案例,反映冷战时期美国对其盟国所实施的意识形态外交,以丰富冷战史和美日关系史的研究。     

美国对华意识形态外交的发展趋势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还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是从长远的发展趋势看,美国对华意识形态外交将趋于弱化,一些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和对国际政治变化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对美国意识形态外交形成了有力的制约.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美国搞意识形态对抗的动力减弱;全球化使两种制度国家的共同利益增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相互渗透、交叉的倾向增强;多极化使美国所面临的竞争对手增多,意识形态也趋于多元化,这些冲淡了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社会主义国家逐渐吸取经验教训,在外交上淡化、超越意识形态,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同时对内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些也减弱了美国同中国搞意识形态对抗的动力.     

论美国对亚洲的商务外交策略

美国在亚洲有广泛的政治、商务和战略利益,为此,美国提出了对亚洲的商务外交策略,即通过积极推进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的签署,提升与亚洲各国的政治和外交关系,并通过发挥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中的领导作用,保障其在亚洲的战略利益.美国在亚洲的商务外交策略还包括:通过"东盟企业发展动议"积极参与东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全面实施新时期的对华战略,在军事和亚洲事务上与日本保持合作,并把印度作为制衡中国和日本的战略伙伴国,从而巩固其在亚洲的主导地位.     

澳大利亚民众对华认知分析——基于“澳大利亚与全球”年度调查报告(2007～2012)的实证研究

国际涉华民调是了解一国民众对中国看法的重要手段,一国民众的对华认知对于该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基于海外民众对中国认知的特点,针对性地改善对象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有助于提升双边关系。本文以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2007～2012年的"澳大利亚与全球"民意分析报告中的涉华部分为分析样本,对澳大利亚民众的中国观进行多角度的描述和分析,并探讨澳民众对华认知的影响因素和提升其对华好感度的建议。总体来看,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中国因素在澳民众全球观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澳民众对中国的认知更趋多元和立体化。澳民众对中国发展心态复杂,借重与防范并重。影响澳民众对中国认知的因素主要有双边关系、意识形态差异以及澳媒体涉华报道等。提升澳民众对华好感度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开展针对性的公共外交。     

从对俄政策调整看日本周边外交的困境

日俄关系在日本的周边外交中占有重要位置,近年来日本试图通过调整对俄政策彰显外交的自主性,改善周边外交状况,推出了一些新的政策措施。首先,日本建议绕开领土问题,扩大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为两国关系的彻底改善,也为最终解决领土问题奠定基础。其次,提出日俄在争议领土从事"共同经济活动"的建议,旨在与俄罗斯在争议领土进行"共同"开发,获得俄罗斯默认日本对争议领土具有主权权利,以便打开日俄关系的大门。第三,日本试图通过调整对俄政策改善周边关系,维护日本在周边外交中的有利地位。但是,日本的对俄政策依然受到内外因素限制,俄罗斯不会轻易在领土问题上让步,日本国内舆论也不可能支持政府在领土问题上让步,日俄之间也不可能在领土问题上达成共识,日俄之间的经济合作也很难脱离政治环境而有所扩大,特别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日俄合作具有局限性,日本的周边外交仍然陷于困境之中。     

日本战后外交新模式的摸索与构建——日本天皇外交“访美范式”

战后日本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诸多领域都呈现出重大变化,作为政治一环的外交自然也不例外。在战前,天皇从未踏出国门参与外交活动。然而,在1975年昭和天皇访美之后,"天皇外交"成为了日本战后外交体系的重要环节,带动了政、官、财、民的全方位对外交流,逐渐形成有规律性的"范式",在改善日本与其他国家关系上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战后"天皇外交"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必须予以警惕的。     

日本的留学生公共外交

外国留学生是日本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对象群体,服务于日本不同时期的国家战略。上世纪80年代之前,作为对传统外交方式的修正,日本通过教育援助和文化交流等方式招收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留学生以树立本国的正面形象。80年代之后,日本先后实施了"10万留学生计划"和"30万留学生计划",这两个计划分别服务于日本国家形象的构建,前者突出日本为国际作知识贡献,后者试图构建日本作为"亚洲门户"、"亚洲知识中心"的国家形象。日本的公共外交措施涵盖了留学生入学前、在校期间和归国后各个阶段。     

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上)(1944-1947)

二战后期,苏联确定了在战后继续与西方合作的外交战略,为此在其周边国家和力量所及的地区推出了"联合政府"政策.通过各国共产党实施的这一政策,在西方势力范围内表现为共产党必须放弃武装,进入以资产阶级政党为主导的政权机构,而在苏联势力范围内则表现为允许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进入以共产党为主导的联合政府.然而好景不长,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双重因素的影响下,苏联与美国之间本质的不信任,以及各国党自身利益的驱使,造成"联合政府"政策在东西方同时破产,冷战随之兴起.     

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下)(1944-1947)

二战后期,苏联确定了在战后继续与西方合作的外交战略,为此在其周边国家和力量所及的地区推出了"联合政府"政策.通过各国共产党实施的这一政策,在西方势力范围内表现为共产党必须放弃武装,进入以资产阶级政党为主导的政权机构,而在苏联势力范围内则表现为允许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进入以共产党为主导的联合政府.然而好景不长,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双重因素的影响下,苏联与美国之间本质的不信任,以及各国党自身利益的驱使,造成"联合政府"政策在东西方同时破产,冷战随之兴起.     

德国政府价值外交的现实特征及成因

2007年下半年以来,德国政府对华价值外交突显主动出击、直来直往、范围广泛、刚柔并济的特征.在国际体系压力下,它没有游离于西方对华价值攻势体系之外,且符合中华民族与德意志民族价值矛盾的历史逻辑.     

佐藤内阁后期的对华政策调整

随着冲绳问题的基本解决以及中美关系的缓和,佐藤荣作内阁开始调整对华政策,采取某些积极外交行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意欲实现中日复交的战略目标。然而,由于佐藤内阁既无法脱离美国的束缚,又拒不改变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导致其对华政策调整最终失败,这也宣告了日本对华"政经分离"原则的总破产。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趋势下,佐藤内閣的失败令日本各界对中国的复交原则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其政策调整客观上缓和了中日间的紧张局面,使双边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转向"灾难外交":切尔诺贝利事故中戈尔巴乔夫政府的外交行为探究

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之初,苏联政府围绕事故开展的外交行为,实际上是决策层内部两派之间出现意见分歧的结果,并与决策参与者各自秉持的对外战略思想相关联.一派以葛罗米柯为代表,主张围绕事故开展的政府外交行为应相对保守,即以"灾难不外交"为主要表现形式;另一派以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为代表,谋求更加开放的政府外交行为,即"灾难外交".在救灾过程中,苏联政府的外交行为逐渐由"灾难不外交"转向"灾难外交".这种转向既是由救灾需求所导致,也有戈氏在外交领域的改革意图作为思想前提.转向"灾难外交"虽意味着苏联政府起初的救灾方式确有失误,但也为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战略新思维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契机.     

石原现象及其成因分析

石原现象是日本国内政治环境整体"右倾化"的具体表象之一,以其所代表的右翼势力为主要依托,其主要特点是思想上体现右倾与民族主义情结,行为上进行组织整合、企图问鼎国家政权,在政策主张上修宪、改变国家制度以及外交上的排外反华等;其产生与持续演化,受到日本的经济萧条、政党制度、社会思潮与日本文化的特性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石原现象不仅冲击了日本政局、毒化了日本社会,也严重损害了中日关系,必须引起重视与警惕。在安倍当政且日本第三极势力崛起后,注重研究石原现象是审视日本内政外交之间多元互动、应对日本在整个国际格局中非良性作用渗透的重要参照物。     

德国对华公共外交:以“德中同行”活动为例

本文从公共外交概念的一般释义出发,追溯德国公共外交的历史,剖析其在全球化时代的新内涵,重点通过德中同行系列活动这一主动型公共外交行为的实证分析,深入探讨德国对华公共外交的主导策略、对象、主体、方式和效果等各方面特点,解读德国对华公共外交的意图、运作机制及其可借鉴之处。     

试析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日本与中东关系

安倍第二次执政以后,高度重视与中东的关系,经常出访中东地区。频繁地访问中东,说明了日本对中东地区的高度重视、日本与中东关系的密切和深厚。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日本与中东关系的主要内容包括:关注中东和平问题解决、政治与安全保障问题、能源合作、地区与全球等领域的协调与合作。日本深化与中东关系的动因有:确保能源安全、规避地缘政治风险、彰显日本大国影响力、展示文化教育等软实力、奉行平衡外交、居间调停等。鉴于日本自身与地区和国际形势等多种复杂因素,今后继续深化与中东的关系,日本还面临着不少困难与挑战。     

莫迪政府对华“问题外交”策略研究——兼论该视角下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

文章回溯了近年来印度莫迪政府对华外交策略的表现和成效,将莫迪政府的对华外交总结概述为"问题外交",其要旨在于印度把中印关系解构为若干具体问题,就这些问题向中国提出诉求,将中国对这些问题的回复是否符合印度的意愿作为衡量中国对印度尊重程度以及对中印关系重视程度的标准,并以此为依据确定下一轮对华外交行动。文章总结了莫迪政府对华"问题外交"的基本特点,即不关心整体状态、不担心中方报复、不考虑对等性质、不长期纠缠具体分歧的"四不"特征。进而,文章讨论了印度对华心态和其"问题外交"策略之间的关联,认为莫迪政府对华的"问题外交"策略源自于,印度认为目前中印关系的实力对比难以在所有领域取得外交突破,但在中印双边战略中,中国投入资源的决心和意志明显弱于印度;与此同时,印度预判国际环境对自己采取对华机会主义策略的形势有利,并对未来两国实力横向比较持对己方更为乐观的预期。上述因素促使印度对华采取与其实力不相称的攻势策略。文章最后重点分析了莫迪政府对华"问题外交"思维对印度参与"一带一路"的态度的影响,认为在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性质和中方意图心存疑虑的情况下,中国能否消除印度的疑虑实际上并不取决于中国对印度的政策取向以及成效,而是"一带一路"在南亚其他国家所取得的具体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