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质与推进思路

文化振兴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在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要保持乡村文化的连续性,坚守乡村文化的伦理性内核,坚持乡村文化的整体性,推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实践层面,乡村文化振兴应坚持农民、家庭、社区“三位一体”的文化发展策略,即坚持农民主体,强化家庭本位,推动社区“重建”。     

新时代乡村振兴干部队伍建设

干部队伍是乡村振兴工作的直接推动者、组织者、实践者,是推动党的“三农”政策落地生根的中坚力量。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应从制度上、思想上发力,从“选、培、管、用”四个环节入手,打造干劲足、实力硬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强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乡村社会建设路径体系构建研究——基于乡村振兴背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乡村社会在这一系统工程中居于主体和核心位置。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实施，乡村社会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性愈发凸显，而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思想文化、生态环境、社会治理等社会建设路径要素在乡村振兴中的基础作用亦持续显现，成为支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推动乡村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乡村社会建设面临一系列功能障碍，主要包括社会组织“内卷化”、公共服务“碎片化”、思想文化“离散化”、生态环境“低质化”、社会治理“悬浮化”，给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落实带来严峻考验。通过加强社会组织体系、公共服务体系、思想文化体系、生态环境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构建，探析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社会建设路径。     

产业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正>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之举。近年来，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论述，以“生态化、轻量化、市场化、艺术化、价值化”为抓手，全力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走出了“宜居、宜业、宜游”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获“江苏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称号，镇党委获评江苏省乡村振兴先进集体。     

基层人才服务平台在乡村振兴中的实践研究

乡村人才匮乏、后备人才资源不足,是制约乡村振兴的瓶颈。乡村振兴需要更多懂农业、懂技术、懂市场的专业人才参与建设。由于各类因素的限制,目前许多乡村振兴政策和举措多以上级政府牵头,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存在无法因地制宜、可操作性差的缺陷。文章旨在通过研究如何全面激活乡村基层人才服务平台的作用,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最大限度发挥人才第一生产力,形成“人才+产业”的创新创业孵化综合平台,全面激活乡村发展活力,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文化振兴。     

法政策学视域下乡村教育振兴的制度需求与立法构造

乡村教育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村发展能力建设与乡村文明建设的制度承载，从“政策引导”到“法律跟进”的顶层设计应当是乡村教育振兴的发展逻辑，法政策学则为法律跟进乡村教育振兴提供了方法论。在法政策学视角下，对“目标—工具”的政策模式与“权利—义务”的法学范式进行有机整合，以受教育权保护为立法起点推进乡村教育振兴的法律机制落实。通过制定篇章结构为总则章、农村学前教育章、农村义务教育章、农村职业教育章与法律责任章的《乡村教育振兴条例》，明确乡村教育振兴的概念意涵、权利义务主体、立法目的、主要制度、模式与程序等基本规范要素，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建构助力乡村教育振兴的多元规则体系。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须强化党建引领

当前，无论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本质要求还是重大原则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都有着不可分割的互通共促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包含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内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须强化党建引领和要素集成，放大“地”的效益、破解“钱”的瓶颈、挖掘“人”的潜能，聚智汇力共建和美乡村。     

创建“党建+合作社”新模式助推乡村振兴

合作社的兴起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而“党建+合作社”的新模式能够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和党员的先锋示范作用,将党的组织优势融入乡村产业发展中。基于此,本文探讨了“党建+合作社”模式在助力乡村振兴方面的积极作用,以期为其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发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助推机制及路径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使命,数字经济作为乡村发展的新动能,成为助推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驱动引擎。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研究发现：直接效应表明,数字经济可以显著地助推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机制检验表明,科技创新是数字经济助推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机制;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因此,为促进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应加强数字新基建覆盖度、构建数字技术应用体系、创建数字生活应用场景、完善数据流动共享机制、蓄力打造科技创新环境,以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     

数字乡村治理变革：结构调适、功能强化与实践进路

建设数字乡村已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而数字乡村治理则是对传统治理格局与流程的系统性改革,理应放置在治理变革高度予以整体性反思。借助结构功能理论,立足“结构-功能”视角可从源头检视数字乡村治理的新动向与新表征。整体看来,数字乡村建设有效促成了乡村治理结构调适,涵盖“结构显性化”“结合性形态”“多任务并行”“便捷性回溯”等内容。在此基础上,数字乡村也凸显了更富现代化色彩的治理使命,强化了乡村治理的功能表达,发挥出数字治理在“任务公开”“资源节约”“效能提升”“沟通优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为此,结合数字乡村治理诉求,精心设计柔性数字治理结构、积极拓展数字乡村治理功能、探索推广多向度数字治理模式和有效激活主体高质量参与,都有助于进一步促进数字乡村治理变革。     

推进绿色金融助力乡村振兴

兼具绿色生态功能导向和经济发展双重功能的绿色金融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金融资源供需矛盾尖锐、资源难以有效汇集,既表现为总量的不足,又表现为现有产品的整合性和协同性不足。对此,应提升金融机构的绿色服务认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等多管齐下,强化政府保障措施,使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有效对接,做到“银行助力有干劲”“农业发展有钱用”“乡村振兴有奔头”。     

“新乡贤”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乡村振兴是国家的重要战略,其中人才是关键。政府鼓励“新乡贤”回乡参与乡村振兴,缓解乡村振兴人才短缺的难题,具有重要意义。“新乡贤”作为传承乡村文明的重要力量,通过长期定居、短期服务、项目投资、返乡创业等参与乡村振兴;在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引领乡村文明建设、推动乡村有效治理、提升乡村服务水平等领域有充分发挥作用的空间;地方政府通过为“新乡贤”提供温馨的生活环境、创造良好的工作平台、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建立有公信力的评价体系,挖掘“新乡贤”的潜力,激发“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诉求和实践方略

乡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乡村文化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新时代语境中,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诉求包括:激活乡村文化的生命活力;推动乡村文化的新陈代谢;为乡村振兴战略固本铸魂;满足乡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为建设文化强国夯实根基。振兴乡村文化,一要构建政府、文化工作者和乡民“三位一体”的协作机制;二要构建乡村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的保护和传承机制;三要构建乡村旅游、文化市场培育和文化产业开发相结合的文化发展模式;四要构建家风文化、乡俗文化与新时代公民道德为一体的文化建设机制;五要构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的文化整合模式。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振兴:机遇、挑战与路径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于党的全面领导作用的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力量和关键抓手。步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推进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振兴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受制于“三农”发展问题,面临农村基层党组织弱化、农村群众工作复杂多样、农村党员干部综合素质不高等困境。对此要强化能力建设,即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以此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从嵌入到共生：“城归”群体参与乡村振兴的探究

作为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城归”群体是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生力军。本文基于嵌入性理论，研究“城归”群体通过政治嵌入、文化嵌入、身份嵌入和资本嵌入的嵌入逻辑来重塑乡村振兴格局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强化乡村振兴的组织保障功能、打造乡村振兴的文化生态情境、壮大乡村振兴的人才队伍力量与夯实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基础。然而，“城归”群体与基层政权的持续张力、乡土性思维与现代性思维的交织碰撞、乡土情结与个体利益之间的权衡矛盾、“城归”群体多角色冲突的信任危机，导致“城归”群体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某些“脱嵌”风险。为此，我们基于共生理论，本文尝试从协同共生单元、营造共生环境、维系共生关系和形成共生意识四个层面构建整体性共生系统，推动“城归”群体从“嵌入”到“脱嵌”再到“共生”的转型，真正赋能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关键是组织振兴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做好“三农”工作,关键在党,要“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作用”。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实现五个振兴,即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其中,关键当是组织振兴,组织振兴关键是农村党组织振兴,农村党组织振兴关键是制度创新。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保证。没有组织振兴就没有产业振兴,更不会有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     

世界观与价值观:乡村振兴的就地现代化趋势探论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再一次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推向前沿,笔者在2005年即提出的农村“就地现代化”概念也随之成为一个热词。对农村“就地现代化”的探讨面临着一个重要认识误区:混淆时间向度上的“现代化”与空间向度上的“城市化”、纵向历史尺度上的“现代农民”(现代化)与横向空间尺度上的“城市市民”(市民化)。于是,农村“就地现代化”也被一些学者解读为“市民化”“城市化”取向的“就地现代化”。虽然也有学者坚持使用农村的“就地现代化”概念,但用工业化、城市化、市民化来探讨“乡村振兴”也仍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研究取向。笔者认为,“乡村振兴战略”应该从“乡村振兴道路”高度来认识,按照农村“就地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市民化“两条腿”走路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行。因此,必须特别强调的是:笔者论及的农村“就地现代化”所研究的“乡村振兴”,其阵地是乡村、主体是乡民、主导是政府、主助是全国、主道是就地实现的现代化、目标自然是城乡统筹的全国全面振兴,而不应该只用工业化、城市化、市民化的单一取向来谋划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与实践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的适时制定,是基于中国乡村在最近２０多年发展中,与城市发展之间呈现出的不平衡、不充分,导致乡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衰落的实际状况而提出来的。从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许多国家都曾经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浪潮下,经历过乡村的衰落,而又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去推进乡村在新起点上的振兴发展,尤以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国的经验值得学习。我国所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本质,是回归并超越“乡土中国”,是对近代以来充满爱国情怀的仁人志士们乡村建设理想的再实践和再创造,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手段,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擎,更是实现城乡一体协调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国过去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乡土文化,故而,在进入新时代的浪潮中,如何走出一条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城镇化之路,振兴乡村显得尤为重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坚持均衡发展、充分发展、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走出“中等发达国家陷阱”,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聚力打造乡村振兴人才“生力军”

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强调:“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关键靠人。要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吸引包括致富带头人、返乡创业大学生、退役军人等在内的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淮安市淮安区将乡村振兴纳入党委人才工作总体部署,坚持把人才工作和乡村振兴相融合,努力盘活乡土人才资源,推动乡土人才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人才“生力军”。     

论怎样推进乡村产业振兴

乡村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进程中需要着力解决好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为此,只有牢牢站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确立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高度,以全新的思维来认识和考量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意义,以全新的视野评判目前乡村产业发展的总体态势,尤其是认清其间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才能确保实现乡村产业振兴,进而带动乡村全面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