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规则与文化: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速推动乡村善治,既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乡村发展的最终目标。而聚焦审视"三治融合"的元问题,有助于更加精准地部署各项治理工作。自治贵在促进乡村主体自觉行动,法治重在乡村地区下沉现代法律规则,德治则必然要求重新发挥优秀乡土文化的感召作用,而后以多元化的合作治理推进乡村善治。但当前,部分乡村却存在自治主体缺位与迷失、行动规则破碎与解体、乡土文化衰落与断层以及合作治理迟缓与乏力等难题,直接阻断了"三治"工作开展及其高效融合。为此,既要加速激发乡村治理主体自觉,重新培育乡土社会的行动规则,也要再建新型乡村文化体系,并推进更加完善的乡村合作治理。     

社会转型中的乡村治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权力的利益网络

社会转型过程中,乡村发生了从传统的"差序格局-伦理本位"到当下的"圈层格局-核心家庭本位"、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等转变。乡村结构表现为利益网络格局,而非简单的文化网络格局。乡村权力结构发生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权力的利益网络"的转型。乡村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转型促使乡村治理的转型,表现为治理主体多元化和组织基础利益网络化。     

乡村治理中村规民约的困境与出路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村规民约日益成为构建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关键性因素。村规民约来源于传统中国文化,已经被我国的法律政策所明确,且对乡村社会的综合治理作用巨大。但是,部分村规民约也存在规约内容违反法律、制定程序不规范和实施不顺畅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村规民约效能的发挥。有必要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手段对村规民约进行引导、提炼与完善,更新和调适其内容、规范其制定程序、保障其实施,真正发挥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价值与作用。     

让优秀农耕文化融入乡村治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新时代,乘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东风,乡村社会治理应融入更多优秀农耕文化,将农耕文化中"自信、有序、淳朴"等文化内容融入乡村社会治理,以"自信"文化推动乡村自治、以"有序"文化推动乡村法治、以"淳朴"文化推进乡村德治。     

从伦理本位迈向核心家庭本位——论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文化特征

与"伦理本位"的乡村社会相比,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伦常"道德不再是它的基础,但其新基础也非宗族、地缘组织、基层市场结构,抑或"个人",而是核心家庭。核心家庭本位已成为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文化特征。     

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变迁、现实审视与路径选择——基于文化治理的视角

乡村文化在社会变迁中不断转型与重构,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社会呈现出互嵌融合的发展趋势,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新引擎。但乡村文化现实价值的淡化、城乡文化发展差距日益增大、农民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等问题日渐凸显。乡村文化的治理转型成为一种必然。乡村文化建设的未来趋势是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格局中,以构建多元协作的乡村文化共治格局为目标,以维护广大农民利益为根本,充分整合乡村文化内部资源,构建城乡文化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论村规民约的德治功能及其当代价值——以建立“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视角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德治是乡村治理的思想道德基础,是建立"三治结合"治理体系的重中之重。村规民约重在通过道德教化规范社会行为实现对乡村的治理,它具有以传统家教文化形成家庭美德、以日常生活伦理培育个人品德、以扬善惩恶方式弘扬社会公德的德治功能特征。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村规民约中的道德文化资源,构建具有正确价值观支撑的乡村道德体系,发挥村规民约的德治功能在构建"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重要作用。其具体路径包括:发挥村规民约民间组织作用,健全乡村道德教育组织体系;发掘村规民约现代价值,构建乡村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发挥村规民约道德教育作用,培育乡村民众道德文化素质;利用村规民约道德激励约束机制,建立乡村现代社会道德秩序。     

南宋乡村社会“富民”阶层实态与社会关系研究

南宋时期,内忧外患伴随政权始终,使得南宋政权不得不日益将地方财务聚集中央,导致地方官府行政治理能力严重不足,百姓赋税重于前代。唐宋以来崛起的财富力量“富民”阶层,历经北宋,到南宋时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乡村社会强弱关系、贫富关系、官民关系等重要社会关系的主导力量,使南宋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富民”阶层在强弱关系、贫富关系、官民关系中不断加深着与国家、与小农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既推动了乡村经济的繁荣发展,更保障了乡村社会的协调稳定,为维持国家政权稳定和社会安定奠定了基础。同时,“富民”阶层逐渐成为地方社会的经济文化引领者,而且促成了吏强官弱的地方政治治理模式,成为乡村社会治理与教化的主要力量,使南宋社会呈现出政治力与社会力共治的形态,形成明清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形态的雏形。     

乡村振兴与乡村生活重建

正乡村的衰落源于人口的大量流失,而人口流失的原因在于工业化以后,作为生活空间的乡村被严重挤压,乡村日益成为单一的农业生产空间。乡村振兴首先是人口的返乡,重建乡村的生活空间。如果没有乡村生活,那么乡村振兴就无从谈起。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党组织乡村治理的困境与路径生成——以皖北地区为例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在乡村社会的各种组织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处于领导核心地位,不断提升其乡村治理能力,对于推进农村各项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在皖北地区乡村治理中,农村党组织还存在着基层基础不够扎实、村级财力不足、农村现行管理体制难以适应新变化、群众多元化需求难以满足等困境。以乡村治理的能力要求为引领,要从加强农村党组织队伍建设、构建多元化的乡村治理结构、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重视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等方面,提升皖北农村党组织乡村治理能力。     

流动中的乡村"弱治理"--对河南省林州市Y镇的调查

流动不仅仅影响着流入地城市的治理,也影响着流出地村庄的治理.资源跨村庄边界的流出与流入,直接影响着村庄治理资源的存量和质量.在流动已经成为社会常态的乡村社会,双向流动中的乡村治理面临正式资源萎缩、新生资源难以内化,以及乡村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的根本性变化等诸多治理困惑,这些流动后的村庄裂变构成了流动村庄"弱治理"的社会基础.     

迈向治理的基层党建创新：路径与机制

党的建设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核。文章从党群关系的实践性出发,探讨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的关联机制。转型期的乡村治理是激活党建动力和路径的重要载体,赋予基层党建以政治活力。党建在嵌入乡村治理场域的同时再造了乡村治理的政治基础,重塑了乡村社会的公共性。党群关系日益成为转型期乡村社会的粘合剂。因此,乡村治理既是农村党建创新的起点,也是其归宿。当前农村党建创新需要立足乡村治理转型的复杂性和渐进性,不断拓展其深度和边界。     

加强基层党建 促进乡村治理

正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国家有效治理的基石,也是我国社会建设的基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同时提出了"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要求。十九大以来,高桥村在省政协的大力帮扶下,在乡村有效治理方面取得不少的成绩和经验,其中核心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以党建来助力脱贫,以党建来带领村民致富。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基层党组织     

乡村社会建设路径体系构建研究——基于乡村振兴背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乡村社会在这一系统工程中居于主体和核心位置。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实施，乡村社会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性愈发凸显，而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思想文化、生态环境、社会治理等社会建设路径要素在乡村振兴中的基础作用亦持续显现，成为支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推动乡村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乡村社会建设面临一系列功能障碍，主要包括社会组织“内卷化”、公共服务“碎片化”、思想文化“离散化”、生态环境“低质化”、社会治理“悬浮化”，给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落实带来严峻考验。通过加强社会组织体系、公共服务体系、思想文化体系、生态环境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构建，探析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社会建设路径。     

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目标定位、传统模式与路径建构

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工程,其关键是乡村秩序的建构,兼具政治性、群众性和效能性三重要求。委托代理模式下的简约治理与直接管控模式下的复合渗透是建构乡村秩序的两种传统模式,但其都缺乏对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的行动主体和权力技术的精准关注。以县乡干部为主体,权威体制的"治理吸纳政治"是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的最新实践路径,与日趋涌现的"一个核心,多元参与"、"党建引领、社会参与"等基层探索高度契合。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梗阻及推进路径--基于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视角

新时代乡村治理环境发生重要变化,"三治融合"模式正是基于这一境遇的变化而提出的应对之策。当前,乡村治理面临主体人群缺失、乡治规则体系的破碎解体、乡土文化的断层与衰落、乡村开展协商治理的受限等梗阻。"自治、法治、德治"在实践中自行组合,目标就是实现提高治理的水平和质量,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以"三治融合"模式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着力把握乡村自治的核心、乡村法治的要义、乡村德治的主旨。     

乡贤文化重塑与乡村治理优化

乡贤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扎根于乡村,蕴含着强大的道德榜样力量。当前,我国已经进入社会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问题逐渐凸现。破解乡村治理难题,需要改善治理环境,吸引乡贤回归乡村;夯实治理基础,发挥乡贤的带动作用;有效利用文化资源,重塑乡贤文化。     

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探索创新 ——以重庆市荣昌区万灵镇尚书村"3391"治理架构为例

党的十九大将"治理有效"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随着农村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农村社会结构、利益格局、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乡村产业空心化、传统文化没落、道德权威弱化、农民主体意识淡薄、人居环境较差等问题.如何有效传承与发展乡村传统伦理文化推进德治、充分激发农民的主体意识推进自治和加快特色经济发展推进产业振兴,构建一个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成为基层组织和群众最关心、最急切的问题.本文以重庆市荣昌区万灵镇尚书村(以下简称"尚书村")"3391"治理架构为例对乡村治理进行探讨.     

乡村治理中的权力、经济与文化因素——兼论乡村建设的三个面向

代际权力失衡是乡村治理中经济逻辑覆盖文化权力逻辑的缩影。权力、经济与文化应是乡村建设的三个基本面向,学界对三者的关联及其社会基础分析尚有待整合。在收入提高有限的前提下,重建农民参与性的社会文化网络,应是提高其非物质福利的战略导向。     

试论新乡贤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机理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与政策创新。培育新乡贤文化、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无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条重要举措。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已经发挥出重要作用,其作用机理主要表现为:通过参与乡村思想文化建设,促进"乡风文明";通过完善乡村社会治理结构,确保"治理有效";通过助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生活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