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我国刑法解释范式的迷雾——以刑法解释目标为向度

刑法解释无疑是构建现代法治的重要题域。但现行刑法解释体制的架构与实际运作因欠缺科学性而亟待重构。刑法解释目标作为探寻适用于刑法解释的最小公分母而对刑法解释权的配置具有"元意义"。以科学的客观解释论为基底,同时兼顾现有体制,主张由最高人民法院独享原本的司法解释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保有消极的立法解释权,即只能裁决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请的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异议,另外赋予办案法官一定的刑法解释权。     

《法律解释》专题报道之一法律解释，解开刑法适用之惑

4月2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相关议案。对刑法、刑事诉讼法的7个法律适用问题作出解释,其中涉及刑法的为4个,涉及刑诉法的有3个。这是近年来国家立法机关首次针对内地法律行使法律解释权,也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法律解释活动。其中,有关刑法的4个法律解释因直面司法实践中诸多热点和争议问题,而备受各界关注。     

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范围的思考——以刑法解释冲突的法律分析为例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的权力之间应该有明确的划分.最高人民法院对刑法所作的涉及具体犯罪定罪标准等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的解释属于越权解释,故此,应该立足于上述"两高"机关的解释能力以及法治国家的要求对法律解释权的宪法规定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权再思考

<正>一、引言我国现行宪法和立法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解释法律的职权[1],其作出的法律解释具有与法律同等的效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法律解释权配置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理应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现实情况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虚置或实际旁落其法律解释职权,明示作出法律解释的情形十分罕见,大量的法律解释由并非居于主要地位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作出。批评者直言不讳地指出我国法律解释权配置不当,法律解释领域存在着解释主体泛滥,解     

构建我国判例制度的法律思考——从司法解释权配置的角度出发

判例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但是现行司法解释体制单纯地将司法解释权作为一种机关权力配置给最高人民法院,这导致了我国司法解释过于抽象、司法裁判过于机械等弊端,从而影响了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形成。因此,应该考虑重新配置司法解释权,将司法解释权从一种机关权力转变为法官对法律的解释权力。     

试论最高公安机关的刑事司法解释权

我国刑法条文是原则性的规范.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面对复杂的犯罪情况,如何正确地应用刑事法律、法令,尤其是刑法条文能否适用于某些新形式的犯罪案件,对这些问题,不仅需要通过刑事立法解释的途径予以解决,而且还需要通过刑事司法解释的途径予以解决.那么,最高公安机关(即公安部)在刑事执法工作中,能否行使刑事司法解释权呢?本文试谈几点肤浅认识.     

公安机关的司法解释权应当得到法学理论的认同

现行法学理论将公安机关排除在行使司法解释权的主体范围之外，这是法理学在法律解释问题上的一个理论误区。公安机关兼具两种职能，除治安行政管理职能外，还参与刑事诉讼，具有司法职能，是我国刑事司法职能部门之一。全国人大常务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赋予了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对法律具体应用问题的解释权，公安机关行使司法解释权具有法律上的依据。从现实情况看，公安机关实际上在行使司法解释权。公安机关司法解释的权限范围只能限于刑事程序中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具体应用刑事诉讼的问题；二是公安机关执行刑罚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公安机关在刑事司法工作中涉及与其他司法职能部门的司法工作相关的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需作司法解释的，应当会同相关的司法职能部门共同解释。公安机关的司法解释应遵循的规则：应当统一由公安部行使；只能是现行法律的具体应用问题；必须符合立法本旨；不得与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的立法解释相冲突。公安机关应设置一个由首长主持的权威法制机构，行使公安机关的司法解释权。司法解释的形式也应当规范化。     

试论我国宪法解释权

宪法解释权研究在我国还处于一个起始阶段,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宪法解释权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立法上存在缺陷以及解释权主体归属不明,因此,应当对比国内外法学界的理论,完善宪法解释权的主体和建立冲突机制,才能够对我国宪法解释权研究做出新的贡献。     

《刑法》罪名确定机制的演进与革新——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刑法》罪名的建议

目前,《刑法》或《刑法修正案》出台后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司法解释形式确定新规定犯罪之称谓的传统罪名确定机制存在诸多弊端．如易背离立法本意、效率低下等。以与时俱进之理念革新现行《刑法》罪名确定机制势在必行,考虑我国刑事司法的实际状况,在经过与《刑法修正案》同步出台立法解释和在《刑法修正案》中直接规定罪名两个阶段的过渡后,最终将实现由最高立法机关在刑法典中直接规定罪名的理想目标。     

绑架罪构成要件认定新解——兼论绑架罪限制性解释之废止

97刑法对绑架罪配置了严厉的法定刑,为了与其严厉的法定刑相称,刑法理论、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均对绑架罪的认定作了限制性解释。这种限制性解释虽然具有它的正当性,但也存在着缺陷。《刑法修正案(七)》对绑架罪最低法定刑的降低,从而使现行的对绑架罪这种限制性解释的前提已不复存在,故有必要将对绑架罪构成要件的认定回归到立法本身和其本来的罪质特征上来。     

刑法解释的基本立场分析——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性和实质性理解出发

刑法解释中一直存在主观主义、客观主义和折衷立场之争。其中,刑法解释的主观立场和折衷立场是以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性理解为理论基础;而刑法解释的客观主义立场是罪刑法定原则实质性理解的必然结论。     

论刑法司法解释方法

刑法司法解释方法包括历史解释、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其中，历史解释具有优先性，文义解释具有补充性，以漏洞补充为主要内容的体系解释具有不可或缺性。刑法司法解释方法应当遵循先历史解释后文义解释再体系解释的顺序。     

刑事立法实务中的"强奸罪"探析

近年来,在我国的刑事立法实务中,"强奸罪"一直是争议的焦点.鉴于传统的刑法理论已与现行法律解释不一致,刑事立法部门必须尽快对"强奸罪"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强奸罪不应指具体的强奸罪罪名,而是指强奸犯罪行为,而在现行刑法分则中,有强奸行为的,却不一定构成强奸罪.     

酷刑罪与中国刑法

从国际刑法的角度,酷刑罪是指公职人员违背国际公约,为了特定的目的,故意实施的使他人在肉体上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行为.我国刑法的现行规定已难以适应打击酷刑行为的需要,在保持刑法典稳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对刑法中滥用职权罪的解释来解决这一问题.     

从刑法解释泛化现象反思刑法解释的底线

对刑法条文过度解读或是创设性解释的刑法解释泛化现象,是对刑法解释底线的随意破坏。刑法解释泛化现象是实质导向目的解释扩张适用所引发的刑法解释危机,践踏了罪刑法定原则,违背了刑法谦抑性原则,不符合严格解释的基本要求。刑法解释应该自我节制,遵循形式解释优先的刑法解释理念在文义解释所划定的解释活动最大空间内进行,这是刑法解释结论合理合法的基础所在。     

人民主体与我国刑法解释立场转向

刑法形式解释和实质解释均根源于人民主权理论,两者论争的实质是人民主权下的卢梭和洛克之争,法理的同源性决定论争难有实质性的解释“增量”,更难说推动刑事司法善治。“人民主体论”超越“人民主权论”,是历史观和基于历史观基础上的政治观的一次重大飞跃。可用人民主体论为我国刑法解释理论论争“定分止争”并将其融入我国刑法解释理论;刑法解释应以刑法条文为体,确立面向公众共识、面向刑事政策、面向所有人发展的刑法的主体解释观,真正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解码中国刑法解释何以有理的大问题。     

法官适用刑法解释之分析

目前在我国,法官在适用刑法处理具体案件时对刑法的解释被排除在刑法解释之外。但是法官适用刑法解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依据。在从解释的基本思想、解释方法及解释对象等问题上对法官适用刑法解释进行限制的基础上,必须要承认法官适用刑法解释的权力,这样才能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法解释理论。     

“虐童案件”的刑法学分析——以虐待罪的适用为视角

近来,新闻媒体大量报道了幼儿园虐童案件,其数量呈上升趋势,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观点认为应修改刑法,将虐童罪入刑,严惩此类事件的肇事者,还有观点认为可依据现行刑法的虐待罪处理相关事件。文章旨在以刑法学为视角,以现行刑法的虐待罪为突破口,对虐待案件进行全面的法理分析并最终得出解决方案。     

“虐童案件”的刑法学分析——以虐待罪的适用为视角

近来,新闻媒体大量报道了幼儿园虐童案件,其数量呈上升趋势,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观点认为应修改刑法,将虐童罪入刑,严惩此类事件的肇事者,还有观点认为可依据现行刑法的虐待罪处理相关事件.文章旨在以刑法学为视角,以现行刑法的虐待罪为突破口,对虐待案件进行全面的法理分析并最终得出解决方案.     

规范解释视角：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研究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涉黑犯罪得以滋生与蔓延的重要原因。刑法的规制力不足不仅在于法所具有的普遍滞后性,更在于对现行规范的解释有效性的缺乏。以规范解释为视角进行分析,包庇的行为内涵应当限于立法所规定的＂作假证＂;不作为不能作为包庇的方式;包庇的对象包括黑社会性质组织及为该组织利益而犯罪的内部成员,以及危害程度更高的黑社会组织。